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天就開始了越權行為。這與近代歷史上每一位民主黨總統，和國會民主黨占多數的時候都有相同之處。只要給他們最微弱的選舉勝利，他們就會急不可耐的插手州一層次的事務。

共和黨州政府官員正在談論如何回應，就像他們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時期所做的那樣：利用州權進行對抗。

各州對抗聯邦政府的方式，其正確名稱是干預（interposition） 。（美國第四任總統、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首先將這個詞應用於州憲法對聯邦權的審核，我們的憲法制度中包含了干預這一方法。

我已經為州政府官員提供了近30年的有關干預的建議。2016年，我在哈特蘭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發表的一篇專題論文中討論了這個問題。本文總結了此論文的一些結論，並補充了進一步的觀察。

干預的方法涵蓋從很弱到最強的憲法途徑，有些方法有重疊之處，州官員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種或全部方法。但是，有些形式並不總是有效，有些會適得其反。

教育方法

一種教育手段是通過州立法決議，譴責聯邦政府在某些方面的越權行為。在克林頓執政時期，有幾個州的立法機構通過了《第十修正案決議》。1994年在科羅拉多州通過的第一項決議包括以下文字：

「依法解決……科羅拉多州根據《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聲明州的主權超越所有未經美國憲法列舉和授予給聯邦政府的權利。」

「本決議將通知和要求聯邦政府，作為我們的代理人，應停止和終止任何超出憲法授權範圍的權力，此指示立即生效。」

這種「通知和要求」沒有威懾力，聯邦官員不予理睬。

有時甚至州政府官員也會忽視立法決議。2011年，蒙大拿州議會一致通過了一項反對「真實身分法」的決議。蒙大拿州的行政部門則繼續推行這個計劃，立法機構最終讓步了。

我相信僅僅通過決議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它們所具有的教育價值也應體現在更有效的措施中。

遊說國會

州立法決議就聯邦制度問題，照會國會是遊說的一種形式，但國會基本上把這類決議扔到廢紙簍裡。

1995年，密歇根州州長約翰·恩格勒（John Engler）以更個人化的方式遊說。他在國會遊說團安營紮寨，推動一項遏制聯邦法令的法案，他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那是26年前的事了，當時共和黨在國會是多數黨，急於縮減聯邦的過度開支。

我不認為今天的州遊說工作有多大價值，也許除了在緩和無論如何都會通過的糟糕立法方面。

司法挑戰

近年來，各州已多次起訴聯邦政府。最重要的勝利可能是說服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數票，否決了奧巴馬醫改要求所有州擴大醫療補助計劃的法令。

經過深思熟慮的司法挑戰往往值得花費時間和費用。但是，這樣的勝利很少，而且範圍往往很窄。

訴訟可能非常耗時。最高法院支持奧巴馬醫改的其餘部分，只是因為它得到了旨在迫使公民購買政府批准的醫療保險的「稅收」的支持。然而國會在四年前廢除了這項「稅收」，按照最高法院的邏輯，奧巴馬醫改應該已經崩潰了。但訴訟仍在繼續，聯邦政府繼續把奧巴馬醫改強加給我們──推高了成本，將動脈硬化擴散到整個醫療系統，並剝奪各州和家庭的醫療保健自由。

各州間的協調

州際協調由來已久，久經考驗，而且是真實的：第一次美國殖民地會議於1677年舉行，最近一次的州際會議於2017年召開，一共舉行了大約40次。

其基本程序是：一個州號召開會，審議一個共同的問題，其他州同意參加，各州派代表團開會，審議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陰謀論者就以似是而非、往往荒謬可笑的理由攻擊州際大會 。例如，1994年至1995年，內布拉斯加州民主黨籍州長本·尼爾森（Ben Nelson）和猶他州共和黨籍州長邁克·萊維特（Mike Leavitt）提議召開一次非正式的「州際會議」，探討對聯邦法令的共同回應。陰謀論者聲稱提議的會議可能會變成「制憲會議」，可能會發生政變！儘管他們的說法很荒謬，但它給了對此不感興趣的許多州的立法者一個逃避參與的藉口。

幸運的是，在如今的電話會議時代，通常不再需要親自協商（除非為了修憲，見下文)。此外，幾個全國性的州政府官員組織定期開會，以促進溝通。這些組織包括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 (ALEC) 和全國州立法機構會議（NCSL）。

憲法修正案

到1787年，「州際會議」的方法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以至於國父們將其寫入憲法，作為正式向各州提交憲法修正案以獲得批准的一種方式。會議機制允許占絕對多數的州在沒有聯邦批准的情況下修改憲法，這是聯邦制度的核心「制衡」，很像總統的否決權，但更重要。

與所有國父們的期望相反，這種機制從未被使用過。當然，這也是聯邦政府現在功能失調、過度膨脹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該程序仍然可用，而且大多數州的立法機構 (但不是必要的三分之二) 已經批准了會議決議。

不合作

正如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最高法院的非強制性原則認為，聯邦政府一般不可以命令州政府做事情。各州可以拒絕與聯邦項目合作，或拒絕執行違憲的聯邦法律。但這並不妨礙聯邦政府本身實施其計劃或執行其法律。

然而，如果一個州接受聯邦資助，中央政府可以要求該州遵守該項目的條件。例如，國會可能不會命令一個州將飲酒的最低年齡提高到21歲，但它可以用21歲的州飲酒年齡作為獲取聯邦公路基金的條件，來完成同樣的事情。

長期以來，我一直建議各州拒絕接受以下的聯邦撥款：(1) 過於侵犯州與聯邦之間的平衡；(2) 產生破壞性的效果或造成其他損害。

這裡有一個關於州政府不合作的諷刺故事。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保守派議員經常提出不與違憲的聯邦項目合作的建議。左翼政客和媒體經常指責他們是「極端分子」和「宣布無效分子」。

但是最近，左派控制的州和地方政府停止了明顯符合憲法的聯邦項目──移民控制。突然間，不合作不再是「極端」的，而是「人道」。

立法者考慮不合作時須考慮州行政部門的態度。1995年，蒙大拿州的立法者通過了一項「反授權」法令，要求行政部門定期審查聯邦法令，評估其對該州的影響，並提出減輕影響的建議。行政部門基本上忽視了這一法令。

宣布無法律效力

宣布無法律效力至少有三個含義。

第一：傳統和最精確的意思是：頒布一項州法律或州公約條例，宣布聯邦措施在州內無效。

這種形式的無效沒有憲法價值，儘管偶爾有相反的主張。詹姆斯·麥迪遜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阻斷形式。(該法案的提出者托馬斯·傑斐遜和主要發起人約翰·卡爾霍恩，嚴格的說都不是憲法學者。)

傳統的宣布無法律效力的方法過於笨拙，無法處理多個聯邦行動，而且嘗試使用它的努力通常很快就會消失。此外，宣布無法律效力這個詞也帶有政治色彩，無論公平與否，它在公眾心目中，都與南方奴隸主在南北戰爭前的立場有關。

第二：發言者有時會使用宣布無法律效力來表示「各類干預」（「interposition of all types.」 ）。我強烈反對這種用法，一是由於其不精確性，二是由於該詞的歷史包袱。

第三：這個詞是對各州無視聯邦法律，而採取的超越不合作的肯定性行動的不準確描述。近期最著名的例子是大麻在各州的「合法化」。

確切地說，一個州不能使大麻合法化。無論州政府怎麼做，根據最高法院通過的聯邦法律，這種物質仍然是非法的。(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的意見不算數。)

的確，在非強制原則下，各州可以廢除他們自己的反大麻法規。這是不合作的合理形式。但是許多州已經超出了廢除的範圍，它們通過了法規授權，建立廣泛的大麻分銷和管理網絡的法規，州財政收入甚至來自於大麻銷售。

嚴格來說，這些州參與了一場犯罪陰謀。他們之所以逍遙法外，是因為大麻合法化是左派最喜歡的事情。保守州是否能在其他領域採取同樣的措施仍未可知。

作為一個有執照的律師，我不建議藐視聯邦法律。但一些州可能會決定這麼做。例如，一個州可以對抗奧巴馬醫改，通過「合法化」和堅決支持奧巴馬醫改聲稱禁止的自由市場醫療保健選項。

每個州都必須自行決定自己喜歡的干預方法。為了應對媒體的敵意，官員必須經常提醒其選民，干預是我們憲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制衡手段。

原文：How States Should Push Back Agains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羅伯特G·納特爾森（Robert G. Natelson）是著名的憲法學者，退休前擔任憲法學教授，現任丹佛獨立研究所憲法學高級研究員。他也是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成員，並長期就聯邦制問題向州立法者提供建議，著有《原始憲法：它實際上說了什麼和意味著什麼》（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2014年第3版)一書。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