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3月21日訊】民以食為天，特別對於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解決「吃從何來」更是關鍵問題。中共當局日前多次強調種業存在「卡脖子」風險，要開展種源技術攻關。那麼，中共為什麼強調種業「卡脖子」？中共能解決種源問題嗎？

中共官媒新華社旗下刊物《半月談》最新一期刊文稱，中國種業自主創新能力弱，一些品種、領域和環節中的「洋種子」占比超過80%，甚至幾乎完全依靠進口，存在很大潛在風險。

2月21日，中共當局發布的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單獨提出了種業的發展問題，並將中國過分依賴「洋種子」的風險形容為「卡脖子」。去年12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就已強調，要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

中共為什麼強調種子「卡脖子」，大陸農業研究人員嚴先生3月15日對大紀元表示，他在同行中沒有聽說「卡脖子」之類的說法，農產品跟工業品不一樣，「他卡你就是卡自己的腰包，他滿足了國內供應之後，他求著你買，因為這東西不能存，也不能放，放了就貶值了。」

之所以這樣說，「這就像很愛國那樣，激起老百姓的認可。這個宣傳部可厲害，都是專業人士，專門搞這個（宣傳），特別能夠激起老百姓的愛國熱情。」嚴先生說。

大陸農業種植業人士王先生3月17日對大紀元表示，正常貿易不存在卡脖子，中共玩弄政治，「就像晶圓，（它偷竊技術）人家制定法律或簽有行政令要求制裁（它），肯定就會卡脖子。」

這也體現了官方一種擔憂，「如果在糧食方面卡脖子，涉及的因素比晶圓要複雜，共產黨很緊張，它是專制，很怕人家動了它的飯碗、影響了它的利益。」王先生說，它在感到危機時，它也要製造恐慌，「給人造成一種恐慌緊張的心理，這樣容易調動大家的情緒，團結、齊心、聽話。」

中共政策支持進口洋種子



王先生表示，官方現在意識到卡脖子，而之前，中共官方的政策是支持並大力推廣洋種子，「在大陸，都是共產黨說了算，都是黨營企業說了算，農民、私人商家沒有權力（決定）進口還是不進口。」

「它跟國外生產種子的商家怎麼交易、過程不透明、不公開，（私下有無好處）老百姓不知道。這種情況下，各級官府肯定支持，推廣力度大，而農民辨別不了，只有接受（『洋種子』）。」

據中共國家稅務局網站公文，中共「十二五」（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十三五」（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對進口種子種源實行進口免稅政策，免徵進口環節增值稅。政策指種子種源進口免稅政策旨在支持引進和推廣良種，降低農林產品生產成本。

中國種子貿易協會（CNSTA）發布《2019年中國農作物種子進出口貿易資料分析》顯示，2014年至2019年，中國種子進口大於出口，常年為種子淨進口國。其中，2018年中國農作物種子進口量為7.27萬噸，進口額達4.75億美元（約合32億元人民幣）。中國對於「洋種子」依賴度達72%。

據大陸媒體的公開報導，稻穀、小麥和玉米三大主糧中，除了稻穀外，美國先鋒公司二十餘個玉米品種已全覆蓋中國糧食主產區東北、黃淮海地區。而中國西部地區不少地方大量進口小麥種子。

此外，馬鈴薯、辣椒、洋蔥、胡蘿蔔、番茄等蔬菜也主要是依靠洋種育成。中國種子貿易協會2019年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蔬菜種子進口額高達2.24億美元，占農作物種子總進口額（4.35億美元）的一半以上。

再有，中國生豬九成以上是從國外引種繁殖。「布瑞克農業大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種豬進口總量超過2萬頭，創下歷史新高。而除了種豬，中國的種雞、種牛、種鴨等引種徹底依靠進口。

從糧種到菜種再到畜禽種，中國農民為什麼都選洋種，而不用中國自己的種子？王先生表示，除政策因素外，還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中國的種子正在退化、面臨淘汰，但農業研究及投入跟不上，「咱們農業技術部門沒有在種子改良、改進上投資下力氣，都忙著貪污受賄，沒有心思研究，種子退化之後，不進口種子怎麼辦？」

其二，中國人口基數大，隨著生活水平提高，有些東西需要量太龐大，供應不足，「（因為）現在農村基本沒有人（種植），還有，規模化種植和養殖發展不起來，肯定產生供給不足，供給不足，造成價格上升，價格上升控制不住，影響政權的存亡。」

其三，外國種子、種豬確實都比中國好，各方面都有優勢，「種子不怕蟲、病害少、產量高。種豬比本土豬長得快，飼料轉換率高（長肉多）、體形比本土豬強，沒有人用本地的種豬來配種。」另外，商業化優勢高，「人家技術好，規模化生產，價格有優勢、進口的還便宜，各方面都有優勢。」

中共能解決種業來源問題嗎？



「種業這個東西是要保護知識產權人家才會去幹的。如果我搞出來，你到處免費使用，誰去搞。」嚴先生說，在中國，科研成果得不到保護，「沒有保護，去談重視，就等於是讓大家去學雷鋒去無償扶貧，這在現實中是不太可能的。」

嚴先生表示，在中國，搞科技的研究工作者收入不如一個熱鬧地方開小店的小老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要讓大家免費去提供知識產權去服務，科技工作者沒有幾個是真正的傻瓜，所以忽悠不了人。」

其次，科技造假不受追究，「比如漢芯造假的那個人，他現在在國外活得好好的，拿了國家那麼多的錢，最後行騙了，這是個刑事問題，但它不追究。為什麼？因為那裡面有很多人參與，並不是他一個人能拿得到這些錢。」

再有，在中國，個人能力的職稱評定，研究成果的評定全都是行政領導說了算，並不是科學家及同行說了算，「職稱評定是以發表的論文及成果的多少作為依據，但論文是政府控制的雜誌才能刊登，只有政府認定的成果才算成果。而體制裡，沒有高職稱就拿不了高工資。」

嚴先生說，研究育種不像別的工作，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如果年紀輕輕就去投入搞種子，可能你就提不了職稱，對前途很不利，就要先去拿職稱。（可是）在思路最活躍、能力最強、精力最好的時候卻不能去做這樣重要的工作，那這種工作怎麼能出成績。」

還有，在中國，種子行業也是權力說了算，「要搞一個專門的種子企業還要拿到很多批文，還得有資金，科研工作者哪裡拿得起錢，這個東西是消耗性的。而政府的錢不是給能幹的人，是給能專營的人。在中國搞科研是一種能力，拿項目是另一種能力，拿不到項目就沒錢去搞科研。」

「不過，中共唯一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說了算。所以，它會感到卡脖子了。」嚴先生說。

大陸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在分子育種、遺傳育種、生物育種等方面落後國外20、30年，目前還很難能實現彎道超車。

「如果國產種子免稅，同時給予知識產權保護等等，若能如此，借錢都有人去幹（研發）。所以，在中國，所有的問題最後追到根源就是共產黨這個體制。」嚴先生說。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