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2月27日訊】1945年日本投降時，父親基本上屬於半就業半失業狀態，所以經濟不寬裕，但是因為沒有孩子，日子也能過下去，而且母親就不用到日本人的軍用被服廠上班了，這也算是達到了她最原始最基本的目的。工作始終是要尋找的。他在一個政府機構工作過，那時候已經是抗戰勝利後了，秘書，抄抄寫寫，後來經常聽到受刑的聲音，發現這是一個鎮壓共產黨的部門，現在說就是國安部，心裡彆扭，就不幹了。為了謀生，他去了東北的長春，沒待多久，就遇到解放軍包圍長春攻打長春，趕緊買飛機票跑了出來。我小時候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家還有一個皮箱子，有的地方壞了，母親說這個當年嶄新的好牛皮做的箱子就是在坐飛機逃回北京的時候摔壞的。現在知道那是林彪的四野圍困長春，餓死了很多老百姓，如果他跑不出來，也就餓死在裡面了。

回到北京當時叫北平後，父親終於找到了一個很理想的工作，就是在北京東面三四十里地的通縣找到了在女子師範學校教美術的工作。通縣過去是個著名的地方，是「通州」，管著附近的十來個縣，它的師範學校當然也是面向這十幾個縣，規模大，師生多，自然就能配備美術教師。但是還是對這種工作有些輕視，稱之為「小四門兒」，包括體育和音樂。

那時候教師的工資是比較高的，與沒有文化的老百姓從事的工作相比，應該是很高。這時候母親應該是衣食無憂，是她生命中最快樂最幸福最寬裕的時期。1947年大姐出生，1949年二姐出生，1951年三姐出生，1957年我出生。三個女孩一個男孩，也完成了我父親這代人傳宗接代的任務。

我父親具有中國人過去最傳統的一個美德，很重視，覺得很重要，就是誠信，中國人過去的五常即是仁義禮智信。所以他給改的名字是郭篤民，篤就是老老實實誠信的意思。在給孩子取名字上，也是直來直去。大女兒是1947年10月10日出生的，是中華民國國慶，叫雙十節。他給孩子取名叫朝，朝氣蓬勃的朝，因為這個字拆開了是十月十日。這等於是紀念國慶，紀念辛亥革命中的武昌起義。但是共產黨建立政權後趕在這之前的10天，在10月1日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就是壓倒中華民國。這個名字其實就犯了共產黨的法，也就不敢向外人提起了，不然就要倒霉。二女兒叫紅，甭說，是為了慶祝紅色政權的建立。我是8月1日出生的，那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所以取名叫軍。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第二年即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送去勞動教養，我們家就成了黑五類，右派家屬，我就成了「狗崽子」。根本不可能參軍了。這個名字真的就是一個諷刺。別說參軍，後來我連共青團都沒有加入過。一直是一個「群眾」。

美國南北戰爭打了幾年，雙方死傷無數，但是只要南軍一投降，勝利者和統治者就不再追究他們的任何責任，從此國家就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200多年來越來越強大。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是嗜血的，不喝血就不能生存，領導人就整天渾身難受，所以1949年建立政權後，就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和各種的殺人活動。三反五反父親都被集中起來學習過，民國時期他在政府裡面做過事，大概是鎮壓共產黨機關裡面的中尉司書。解放後他都向單位交代了，歷次填表也都如實填寫。按照共產黨殺人的政策，上尉以上算歷史反革命，屬於殺頭的最低門檻，但是中尉還屬於下級軍官和士兵沒有太大區別，不屬於被殺的範圍。所以三反五反都過了關。但是1978年反右運動來了，他的厄運開始了。

此前的幾年是這個家庭也是他本人最幸福的時期，那時候他的工資是90多元，剛解放的時候，人民幣剛創立，很值錢，購買力非常強，花生一毛多一斤，糧食就更便宜。縣長的工資都不到90元。我是1957年8月1日出生。此前全家五口人，之後六口人。三個女孩，母親是家庭婦女，看孩子料理家務。母親過日子的能力也很強，錢不是特別多，孩子多，但是能把日子過得很好。

父親畢生都追求藝術，無論是什麼情況下。解放前他想拜齊白石的大弟子王雪濤為師，但是沒有錢，連生活都很困難。現在生活好了，每月有工資了，他正式拜師，每星期坐公共汽車從通縣趕到北京西城王雪濤的家學習。當天晚上就睡在我二姨家的地上，叫打地鋪。那時他已經40多歲了。每月去掉20元的學習費用，還剩下70多元。他是老師，要為人師表，不穿帶補丁的褲子，那時候都是純棉的布料，不禁磨，褲子穿幾個月就可能破了，就不穿了。母親要給他買布做新的。所以那時家裡的生活並不是特別寬裕，日子過得不錯主要還是靠母親的精打細算，會過日子，比如她幾乎不買衣服，家裡人所有的衣服都是她手工縫製。鞋也是自己做。

毛澤東打掉了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勢力後，開始琢磨怎麼樣收拾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看到這幾年的殺人場面也老實多了，一般不敢亂說話。他就發愁沒辦法下手，於是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要求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一開始沒人敢說，就使勁鼓勵，大家看說了沒事，就開始說了。毛澤東後來說自己這是「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就好打了。

父親是搞藝術的，思想簡單，就中了招。但是他主要圍繞藝術發展提了點意見，不算很激烈，共產黨沒覺得是威脅，必須要打擊。但是他們學校的女校長是胡喬木的妻子。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後來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也是部級以上幹部。他的妻子是他的堂妹，不是表妹。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可以和表妹結婚，不能和同姓的堂妹結婚。表，就是外，表妹是外人。堂妹是自家人，和堂妹結婚就是亂倫。胡喬木他們是南方人，自古就屬於野蠻地區的人，不受中原文化的約束，所以他們就不把這種事情當回事。但是北京、通縣，自小生活在北方地區的父親和他的許多同事不這樣看，地下議論過。女校長聽了很生氣，正好藉著反右收拾了他。

那時候的行政區劃和後來很不一樣。北京的地盤很小，基本上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城。通縣屬於河北省。河北省的省會是天津。父親最初是去河北省鹽山縣明白窪當農民。後來又在山東濟南的郊區買了一塊地方安置他們。濟南周圍都是大山，他們的工作就是打石頭為建築工地提供材料。這就是勞工，希特勒式的集中營，但是共產黨稱之為「勞動改造」。自然是沒有工資的。

在共產黨的詞典裡，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因為他們實行思想專治，無論是誰的思想，必須和他們的一致；不一致就要改造；吃得上飯要改造吃不上飯也要改造。吃飯是次要的，餓死人也是次要的，思想改造是比天還大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家六口人，唯一的掙麵包的人就被送去思想改造了，剩下了一個家庭婦女，帶著10歲、8歲、6歲、7個月大的四個孩子。這是1958年。

他一走對母親來說天就塌了，五張嘴，一分錢收入也沒有了，懷裡還有吃奶的孩子。母親就得了奶瘡，奶也沒有了。沒錢買更有營養的東西，我就只能喝玉米麵粥。甚至玉米麵粥也不能管夠。一次粥剛剛熬得，端到我面前，還很燙，這時候鄰居進來串門，我怕人家搶我的粥喝，就趕緊使勁往懷裡摟粥碗，粥灑了，就把自己燙了。

我母親當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寫信向自己的娘家人求援。大舅二舅二姨老舅都給寄來了一些錢，二舅在銀行工作，工資也比較高，給的多一些。

但是好幾個孩子不可能靠別人養活，何況他們也不富裕，那時候大家都很窮，好一些的是掙幾十元的工資養活一大家子人。一個男人養活五六口人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流行搞家庭副業。許多工廠把半成品或者原料發放到街道，老百姓到街道領活，拿回家裡，或者把半成品加工成成品，或者把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最後從街道領到工錢。都是計件兒。母親領到的一個活是糊火柴盒。那時候沒有打火機，人們做飯抽煙引火都是使用火柴。火柴是2分錢一盒。裡面有好幾十根火柴，它是非常廉價的商品，自然它的加工費用也就更低。糊一千個火柴盒才七毛多錢工錢。一斤玉米麵一毛多錢。問題是火柴盒很不好糊，原料主要是像紙一樣薄木板。一不小心就弄壞了。程序也很多。一個是小抽屜，一個是外套。開始一天只能糊幾百個。交活的時候有檢查員，必須合乎質量要求。母親當時經常想哭，一天到晚不停地幹，掙的錢也不夠買幾斤玉米麵的。有時候她晚上起來小便，蹲在尿盆就睡著了。太累了。

三個女兒也要幹，三姐比我大六歲，主要負責看護我。那時候正趕上1958年大躍進，工廠紛紛招人，母親雖然有文化更有條件進工廠，但是也不能去。因為學徒工的工資只有十幾元錢，一去一整天，吃奶的孩子怎麼辦？誰給幾個孩子做飯？只能搞家庭副業。

除了掙錢養活幾個孩子和自己，還有別的麻煩事。父親在農村幹活，很費衣服，但是生產隊當然不提供工作服。衣服很快就壞了。父親就老寫信跟家裡要，而且經常詳細地寫出要求，把褲子的膝蓋、屁股的部分補上，最好是幾層布，納上，再寄來。一次還要求買兩個大把兒搪瓷缸子，自己一個，同事一個，因為那位家裡沒人了，沒人給他寄。他過去當老師時候的舊衣服全寄去了，沒有舊衣服可以寄了，後來就買新布，做好了寄去。父親這方面是不體諒家裡人的。只管自己聽黨的話，好好幹活積極改造思想。

共產黨改造人是有很多方法方式的，比如給你戴上「右派」的帽子，檔案裡寫明，政治經濟上有相應的處罰。父親去勞動教養是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沒有工資，改造了兩三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不能回來再幹他原來工作，別的右派大部分也是這種處理。改為「留用職工」，還是在濟南的大山裡砸石頭，但是每月有二三十元工資了，星期日還可以去城裡下館子。這時候父親也往家裡寄一點錢。一個人長期在外不和家裡人在一起，感情就可能便冷淡了。我是家裡的唯一男孩，他走的時候很捨不得，但是離家久了，又要面臨共產黨對自己的各種折磨，對家人對骨肉的親情就淡了。所以他自己先要吃好喝好，還要抽煙。每月只給家裡寄七八元錢。如果每個月寄一次，就寄8元，如果兩個月寄一次，就寄15元。藉機少寄1元，而不是寄16元。1元錢看似不多，但是在母親這邊能幹多少事情啊。

為了多掙一點錢，母親和幾個姐姐還幹過許多別的活計。織毛衣，這是直接對老百姓。我家後來住的是門房，有一個窗戶對著胡同，就在窗戶上貼張紙，寫著織毛衣接活，4元一件。顧客拿來1斤多毛線，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拿走一件毛衣。工錢是按照每斤毛線5元錢計算。或者是拿一件舊毛衣加上一點新買的毛線，就可以穿上一件新織的變大了的毛衣。有點經濟條件的人可以花不太多的錢穿上比較奢侈的衣服——毛衣。這種家庭副業有了較高的技術含量，收入就比糊火柴盒多多了。但是買毛線還要工業卷，毛線的價格也比較貴，毛線十來元錢一斤，而人們的月工資只有三四十元。所以織毛衣的活計並不多，還要找別的活幹。

大姐是最會織的，甚至不用使眼看，邊看書邊看電影就能織。她從十來歲就織毛衣，後來一直織。因為要用右手的小拇指撐著線，這根指頭都長彎了。

還有一種家庭副業，就是把針織廠的下腳料即生產針織衣物後的布頭拆成面絲，這種東西工廠用來擦機器。這種活還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針織廠生產的勞動保護手套，機器只會織出手掌和手指的圓筒，不會把手指的尖兒封死，這叫鉤手套，用鉤針完成，女孩子很擅長做這種工作。

還有一種後來才知道的慘無人道、最可怕、最要人命的工作。北京和通縣之間有一個北京石棉廠，生產各種石棉做的勞保工作服。石棉是礦物纖維，不怕火，煉鋼工人要穿這種工作服。生產石棉織物，首先要用人工把細小的收棉纖維紡成線，中間加上一根細銅絲。這種線垂交到工廠，工廠再把它織成布。石棉纖維非常細小，被人吸入肺部後就留在那裡不會再出來。人的肺部如果有很多的石棉纖維，呼吸就會受影響，還會導致發炎，肺臟不制氧，最終死亡。但是那時候中國的職業病防治醫學基本上沒有，一般的人也就不知道這個知識，也可能是政府部門知道這種知識但是放任這種工作。總之這樣的工作就來到了街道，直接進入老幼婦女兒童病殘人群之中。

具體還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街道設立紡石棉車間。找一些大的房子和院子，把幹這種活的人、手工紡車集中到一起進行生產。這樣的地點之一就是程家大院，也是我們住的地方的後院。我進去過。基本上對面看不見人，空中都是漂浮的石棉纖維。人們就是盤坐在這種白色雲霧之中紡石棉。有的戴著紗布做的口罩，有的不戴。那時候許多年輕姑娘也找不到工作，就是靠這個養活自己養家。後來都得了石棉肺，三四十歲就死了。死之前還受了多年的病痛折磨，沒有公費醫療，都是自己花錢看病，當初掙的錢根本都不夠後來看病的。這種工作收入高些，幹的人很多，後來通縣地區因為這個死了很多的人。北京石棉廠是個很大的廠子，它的產量很大，需要的線垂很多，所以這個家庭副業就分配給了北京東郊的許多地方，害了無數的人。草菅人命的政府自然不會有這方面的統計。

在街上可以見到石棉肺的病人，身體瘦弱臉色蒼白，佝僂著身軀，時不時地咳嗽吐痰。就是今天我的腦海中還能浮現出這些人的身影。

（未完待續）

作者：郭軍（在黨報《中國青年報》擔任過33年記者和編輯）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