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夠在大陸施虐橫行達八十多年之久，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有謊言文化為它充當吹鼓手和衛道士。這八十多年裡，特別是中共當政後的這半個多世紀裡，謊言與暴力結伴同行，給大陸民眾造成了無窮無盡的禍害。因此，要埋葬中共的獨裁暴政，必須解體支撐它的謊言文化。

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真話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索爾仁尼琴也說，「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採取的簡單一步，就是說真話，不參與虛假！」「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麼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露出它的一切醜惡，暴力就會變得老朽，將會死亡。」 說到底，專制社會就像是一個貌似強大的暴力氣球，暴力只是個外殼，靠裡面的謊言氣體維持。因此，只要用真話的針頭去戳破那個巨大的謊言氣球，讓它不斷跑氣兒，氣球就會轟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麼，怎樣才能解體謊言文化呢？應該怎樣解體謊言文化呢？我們的看法是：解體「謊言文化」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須走一條和平理性的道路。簡單講，關鍵就是三個字：說真話！用當年捷克知識分子反抗組織「七七憲章」的話講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實中」。

「說真話」的第一步是拒絕說謊。當獨裁者在那裡肆無忌憚地編造和傳播謊言時，當許多人在高壓下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謊言時，你能夠勇敢地選擇沉默，讓謊言車間的流水線和謊言傳播機器的鏈條在你這裡癱瘓。

拒絕說謊簡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廣場發表演講。「沉默是金」，既然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還在紙上，幹嗎不享受享受「不表態」權、使用使用「沉默權」呢？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男主人公托馬斯醫生曾在報上發表過暗諷蘇聯的文章，後來醫院領導人勸他寫份「檢查」，並保證不讓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檔案裡做個記錄，事情就可了結。但托馬斯堅決拒絕了。他知道違心寫這份檢查，說點假話，既不會傷害到別人，還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寧可失去醫生職業，去擦玻璃，去鄉下種地也不願意唯心地寫這種所謂的「檢查」。因為他覺得，即使別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嚴做抵押，不可以放棄原則。原則和尊嚴是人生最寶貴的價值。正如兩位美國作家所說，「人生的價值不在於生活中的勝利，而是一個人的尊嚴。」（索爾．貝婁） 「有人持槍威逼，不服從就開槍。而你在服從的剎那間生命其實就結束了，因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瑪雅．安傑洛）

拒絕說謊不僅是自己不參與說謊，而且還意味著拒絕別人的謊言，特別是獨裁者的謊言。比如，不唱篡改歷史為虎作倀的歌；不再盲信撒謊者的宣傳，什麼「偉、光、正」，什麼「三個代表」，什麼「先進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謊者的誤導，去寫它所希望的什麼「紅色經典」、「紅色文旅」；不再傳播、引用、重複愛撒謊者的理論，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拒訂助紂為虐以撒謊為己任的刊物；每當聽到撒謊者千篇一律恬不知恥的政治傳銷時，立即掉頭而去。

僅僅拒絕說謊還是不夠的，「說真話」的第二步是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它比拒絕說謊風險更大，更難做到，境界當然更高，意義也更大。如果說拒絕說謊只是減弱了謊言文化的聲勢，縮小了謊言文化的市場，那麼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則使一切謊言原形畢露，並讓說謊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而給了謊言文化以致命的一擊。

戲劇家吳祖光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敢於揭穿中共謊言，堅持說真話的代表。因為說真話，他丟了黨籍，被趕出了「全國政協」，一直遭到當局的排斥，但卻至死立場不改。1989年4月底，在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多數人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個環保會議上，吳祖光當眾痛批毛澤東、鄧小平，他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對於鄧小平，吳祖光也毫不留情：「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屍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吳祖光的這番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聽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

其實，吳祖光先生並沒有講出什麼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貴就在於大膽地戳破了虛假，揭穿了謊言的真實面目。當今中國的知識人，有的兜售靈魂，做專制的辯護士；有的用各種理由推諉說真話的責任；還有的以建構什麼「後現代、後後現代理論體系」等各種偽深刻來迴避嚴峻的真正問題，其結果不但直接間接地維護了中共的「謊言文化」，也褻瀆了作為「社會良心」的自尊。

「說真話」不僅是為了解體中共的謊言文化，也是為了做一個誠實的人，捍衛自己的自尊，

說真話當然會付出代價，甚至生命。所以索爾仁尼琴說，「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為說真話被關進集中營，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來他又遭驅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維爾也曾因為說真話被剝奪了劇作家的寫作權利，被迫到啤酒廠打雜，後又被關進監獄四年半。七七憲章的第二個發言人、布拉格大學哲學系主任、70歲的著名哲學家簡．巴參卡被抓到警察局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腦充血去世。第三個發言人基瑞．哈傑克在蘇聯入侵布拉格時任捷克外交部長，曾在聯合國嚴詞譴責蘇聯入侵，結果因為說真話，不僅被免職，還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蹤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強烈刺激性液體噴入他的眼睛。

但這些智慧、勇敢的人並沒有退縮。索爾仁尼琴說，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位在警察局被連續審問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學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還強調，知識分子「越是奴顏婢膝滿心恐懼，當局就越不把你當回事。你只有讓他們明白，不公正和專橫並不能暢通無阻，你才有希望使他們有所收斂。人們一定要永遠保持尊嚴，不怕威脅，不低三下四，只講真話。這樣做才能造成一種壓力，因為這一切與當局的所作所為尖銳對立。」

當大家都開始說真話時，謊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來了！那一天也是我們炎黃子孫恢復做人尊嚴的大喜之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