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世界大戰和俄羅斯的暴力傳統，無疑成為讓人得以對布爾什維克奪權的背景有所了解的因素，但它們解釋不了布爾什維克對極端暴力的癖好。這種暴力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與大體和平和民主的二月革命相比更是如此。一旦黨奪取政權，這種暴力就被列寧本人強加於黨。

列寧建立了一個獨裁政權，它迅速顯示出其血腥和恐怖的本質。革命暴力似乎不再是反對君主武裝力量的防禦性反應機制，因為後者幾個月前已經消失，而是一個重新喚起俄羅斯野蠻而殘忍的古老文化的主動過程，引發了社會革命的潛在暴力。雖然紅色恐怖直到1918年9月2日才正式開始，但它從1917年11月起就在實踐中存在了。儘管沒有其它政黨和社會運動公然反對的任何真實表現，但列寧仍然將它付諸使用。例如，1918年1月4日，他解散了首個由普選產生的制憲議會，並向任何在街頭抗議的人開火。

第一階段的恐怖立即遭到俄羅斯一名主要的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首領尤里‧馬爾托夫的有力譴責。他於1918年8月寫道：

從上台、宣布廢除死刑的第一天起，布爾什維克就開始殺戮。他們殺了在內戰戰役中被俘的俘虜。他們殺了在將會被赦免的條件下投降的敵人……在布爾什維克教唆下組織的這些大規模屠殺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布爾什維克政府直接下令的謀殺……在未經審判就暗殺了數以萬計的人之後，布爾什維克開始通過法院判決來處決他們。他們建立了一個最高革命法院，來給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定罪。

馬爾托夫有一種悲觀的預感：

那隻野獸舔熱了人的血。殺人機器開始運轉。梅塞爾‧梅德韋傑夫（Messrs. Medvedev）、布魯諾、彼得森、維謝洛夫斯基（Veselovsky）和卡列林（Karelin）[最高革命法庭的法官]已經挽起袖子，開始充當屠夫……但血液滋生出血液。布爾什維克自1917年10月以來建立的恐怖統治，使俄羅斯田野的空氣充滿了人血的蒸汽。我們見證了內戰辛酸的加劇以及參與其中者日益增長的獸性。構成社會主義教義基礎的真正人性之偉大原則已漸為世人所遺忘 。

馬爾托夫接著攻擊加入布爾什維克的兩名社會主義者──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其中一位是波蘭猶太人，另一位是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混血兒：「你們來到我們這裡培植我們祖傳的、長期受君主滋養的野蠻，並在俄羅斯古老的祭壇上獻祭以謀殺，將對他人生命的蔑視提升到那種前所未見的程度；你們的到來導致了全國的劊子手統治……劊子手現在再次成為俄羅斯的首要人物！」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僅觸及了除旺代省以外的小部分人口。與此不同，列寧治下的恐怖針對的是所有政黨和社會所有階層：貴族、資產階級、士兵、警察、憲政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全體人民大眾，包括農民和工人。知識分子所受的待遇尤其糟糕。1919年9月6日，在知識界數十名成員被捕後，高爾基寄給列寧一封憤怒的信說：「對我來說，一個國家的富裕、一個民族的力量要以其知識界發展的數量和質量來衡量。只有當有利於這種發展時，革命才是有用的事業。學者應該得到關心和尊重。但在試圖自保時，我們正在砍掉人民的頭顱，摧毀我們自己的大腦。」

列寧反應的殘酷性與高爾基信件的清醒度相匹配：「我們把人民的智力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力量等同起來是錯誤的……工人和農民的智力在推翻資產階級及其追隨者的鬥爭中成長。他們就是那些二流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走狗 。他們自以為是國家的智囊。他們不是國家的智囊 。他們是狗屎。」這種對知識分子主題的回應，是列寧對同時代人甚至其中最傑出者深沉鄙視的最早指示器之一。他很快從鄙視轉到了謀殺。

列寧的主要目標是儘可能長時間地維持其對權力的掌控。10週後，他的統治時長超過了巴黎公社，他開始夢想永不放開韁繩。歷史進程開始發生變化，在布爾什維克的指揮下，俄羅斯革命要把人類帶上一條以前未曾走過的路。

為何維持權力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一切手段都正當化了，並導致放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答案一定是，這是列寧將他的思想付諸實踐並「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方式。這樣一來，恐怖的真正動機就變得顯而易見：它源於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將一種完全與現實脫節的教義應用於社會的烏托邦式意志。

在這方面，人們可能會問，在1914年以前或1917年以後的列寧主義中，究竟可以找到多少1914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列寧當然使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原理作為其理論的依據，包括階級鬥爭、暴力在歷史上的必要性以及無產階級作為賦予歷史以意義的階級的重要性。但1902年，他在其有名的演說《怎麼辦？》中提出了革命政黨的新概念，這個政黨由專業人士組成，聯網構成地下結構，接受近乎軍事紀律的約束。為此，他採納並進一步發展了涅恰耶夫的模式。它與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大型社會主義組織截然不同。

1914年，列寧與第二國際最終決裂。面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殘酷現實，幾乎所有社會主義政黨都聚集在它們各自的政府周圍之際，列寧踏上了一條幾乎純粹理論的道路，預言「帝國主義戰爭將轉變為內戰」。冷酷的理由使他得出結論：社會主義運動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對抗民族主義，而且在這場不可避免的戰爭之後，他將被要求重組他的部隊，以防止重啟戰爭。這種信念是一種信仰行為、一場將遊戲的賭注提高到孤注一擲程度的賭博。兩年來，他的預言似乎顯得枯燥乏味而且空洞，直到它突然變成現實，俄羅斯進入革命階段。列寧確信，這一時期的事件證實了他所有的信仰。涅恰耶夫的唯意志論似乎戰勝了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

如果有權力要被奪取的預測是正確的，那麼俄羅斯準備投身社會主義、以閃電般的速度取得進展的想法就是完全錯誤的。一邊想要的不只是一切免費的俄國，一邊是列寧對運用其實驗性教義之絕對權力的渴望。兩者間的差距是造成恐怖的深層原因之一。

1920年，托洛茨基預言事件將要發生的轉折：「顯而易見，如果我們的問題是廢除生產資料中的私有財產，那麼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在於通過將國家權力全部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中，並為一個特別政權的過渡期做準備……專政是必要的，因為這種情況並不是關乎局部變化的，而正是關乎資產階級存在的。在此基礎上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只有武力才能成為決定性因素……無論誰要達到此目的，都不能拒絕這種手段。」（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