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怖

在蘇軍的支持下，戰爭不僅針對平民，而且伴隨著阿富汗共產黨人控制區的政治恐怖。蘇軍占領的阿富汗實際上轉變為一座巨大的集中營。監獄和酷刑被系統性地應用到任何反對該政權的人身上。

政治恐怖是阿富汗祕密警察KHAD的職務範圍。KHAD相當於克格勃。KHAD控制著所有的拘留所，並大規模實施酷刑和謀殺。儘管祕密警察名義上由穆罕默德．納吉布拉掌控，但「年約四十歲的蘇聯塔吉克人瓦坦沙（Vatanshah）……在蘇軍進入該國後，負責KHAD總部的酷刑和審訊部門」。在巴布拉克．卡爾邁勒剛上台時宣布的大赦之後，普里查基監獄便被清空。它並沒有長時間空著。1980年2月，卡爾邁勒實施戒嚴令之後，監獄再次迅速滿員。伯納德．迪佩涅（Bernard Dupaigne）這樣描述普里查基：

「該監獄由8座像車輪輻條一樣排列的翼狀建築所構成……1號街區是為審訊已完成但尚未接受審判的人預備的。2號街區關押最重要的囚犯，尤其是來自失寵派系的共產黨官員群體的倖存者……4號街區關押著非常重要的囚犯……3號街區是最可怕的，因為它位於其餘街區之間，接受不到任何陽光直射。最難馴服的囚犯正是被關在這裡。它的牢房很小，以至於囚犯既無法站立也無法伸展四肢。人滿為患司空見慣……監獄的規模在1982年春因地下牢房的建造而增加。囚犯們如此害怕地談起「隧道」時所指的可能就是這些地下牢房……有12,000至15,000人被監禁在普里查基。我們還應當把其它8個拘留所和喀布爾其它監獄的至少5,000名政治犯加到該數字中。」

1985年初，聯合國一份關於阿富汗人權狀況的報告指控KHAD是巨大的酷刑機器。該報告指出，KHAD控制著喀布爾的7個拘留所：「（1）被稱為Khad-i-Panj的KHAD第五局；（2）KHAD位於薩薩拉克（Shasharak）區的總部；（3）內政部大樓；（4）被稱為西達拉特（Sedarat）的中央審訊局；（5）被稱為Khad-i-Nezami的KHAD軍事部門辦事處，它在西達拉特大樓附近有兩個私人拘留所；（6）艾哈邁德．沙汗（Ahmad Shah Khan）拘留所；（7）瓦西爾．阿克巴．汗（Wasir Akbar Khan）拘留所，即KHAD在霍瓦扎伊．班卡特（Howzai Bankat）區的辦事處。」KHAD除了其在主要城鎮的監獄和軍事哨所以外，還徵用了首都周邊的200所個人住宅。

這份聯合國報告繼續寫道：

（阿富汗政府）所實施的酷刑，其手段範圍廣泛，引起了報告人的關注。在他的陳述中，一名前祕密警察列出了8種不同類型的酷刑：對男性的生殖器和女性的乳房施以電擊；扯掉手指甲，並伴以電擊；從囚犯牢房中移走所有的廁所設施，為的是過一段時間，他們被迫在其獄友的眾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將木製品插入肛門，這種做法尤其用於年長或受人尊敬的囚犯；拔掉囚犯的鬍鬚，對於老人或宗教人物尤其如此；讓囚犯窒息以迫使其張開嘴，然後嘴裡被撒進尿；使用警犬來對付囚犯；無限期地用腳倒掛；強姦婦女，將其手腳捆綁，並將各種物體插入其陰道。

這些肉體折磨，還應加上各式各樣的精神折磨，包括假處決、當著囚犯的面強姦其家人，以及假裝要釋放囚犯。蘇聯顧問參與了審訊，並協助劊子手。

克里斯托弗．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譯者註：劍橋大學近現代史名譽教授、情報歷史學家）和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譯者註：前克格勃特工，從1974年至1985年為英國軍情六處效力，冷戰時期曾為英國提供重要情報）堅持說，「克格勃在阿富汗領土上重演了斯大林時期的一些恐怖事件。」KHAD僱用了7萬名阿富汗人，其中包括3萬名平民，並由1,500名克格勃官員所掌控。

儘管共產黨政變後恐怖政治立即隨之而來，但抵抗組織仍在擴散，炸彈雨點般地落在共產黨的統治中心。示威也發生了。學生們於1980年4月27日舉行罷工，以自己的方式慶祝政變。他們最初的示威受到鎮壓，60名學生遇難，其中包括6名年輕女孩。罷工持續了一個月，以眾多男女學生被監禁而告終。其中許多人隨後遭到酷刑折磨。「幸運者只是暫時或永久地被學校開除。」非共產黨人士被剝奪了許多機會，而且對學生和老師的鎮壓也變本加厲。「為了嚇唬女學生，劊子手們會帶她們參觀抵抗戰士遭受酷刑的恐怖屋：法里達．艾哈邁迪（Farida Ahmadi）看見軋斷的四肢散落在KHAD大樓的一個房間裡……這些從學生環境中挑選出來的受害者隨後被釋放回社區，在其夥伴中散布恐慌，以便他們的經歷可以作為對其餘人的教訓。」

1983年秋，大赦國際發布了一份報告，並發出呼籲爭取一些囚犯獲釋。哈桑．卡卡爾（Hassan Kakar）教授是專門研究阿富汗歷史的歷史系主任，早前曾在哈佛大學任教，後因幫助過旗幟派成員（儘管他不是DPPA成員）並為其他幾人提供庇護而被捕。對他的審判是祕密進行的，不准許律師為他辯護。他被控從事反革命活動，並被判刑8年。他的兩位同事也是教授，分別被判8年和10年徒刑。阿富汗唯一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穆罕默德．尤尼斯．阿克巴里（Mohammed Yunis Akbari）於1983年被解職，同時未經指控就被逮捕和拘押。他已於1981年和1983年兩度被捕，又於1984年被判處死刑，最終於1990年被處決。屬於研究和討論團體的知識分子，遭到系統性的監禁。這些團體的目標是找到結束衝突的途徑。對於任何被認為對政權構成任何形式威脅的人來說，等待他們的命運也差不多。

在整個共產主義時代，信息都受到嚴厲控制。未經政府認可的外國人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記者和醫務人員也一樣。他們被捕時，被帶到中央監獄並接受審問。他們沒有受到肉體折磨，因為人道主義組織總是知道他們在該國的存在，並會立即要求將他們釋放。但是，當他們受審且檢方的指控是基於偽造的證據這一點變得明朗起來時，他們常常被迫承認他們一直在為外國政府刺探情報，並參加了抵抗力量，儘管他們純粹是以人道主義的身分出現在那裡。

儘管外國人被人討厭，但他們既沒受到酷刑折磨，也沒被殺害。相比之下，被捕的阿富汗嫌疑人則常常遭受酷刑並被殺。例如，來自1966年成立的阿富汗普什圖社會民主黨（Afghan Mellat）的激進分子，於1983年5月18日被捕，儘管缺乏證據表明他們支持過抵抗行動。大赦國際公布了阿富汗社會民主黨18名成員的一份名單（後來加進了更多的名字）。這些成員因據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反抗者而被捕。1980年6月8日至1982年4月22日，政府正式宣布，以從事反革命活動罪判處逾50例死刑。1984年宣布又判了77例，1985年宣布又判了40例。

1986年夏，沙．巴茲加爾擬定了一份名單，其中包含喀布爾的52,000多名囚犯以及賈拉拉巴德（Jalalabad）的13,000名囚犯。根據他的數字，共有10萬多名囚犯。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占領了普里查基監獄，釋放了4,000名囚犯。1992年5月，在附近發現了一個萬人冢，裡面包含12,000人的遺骸。

巴布拉克．卡爾邁勒於1986年被免職時，取代他的是穆罕默德．納吉布拉。這位總統與戈爾巴喬夫極為相似，通常自稱為「納吉布同志」（Comrade Najib），以避免所有對阿拉（Allah）的提及。掌權後，為了民族團結，他恢復了自己的姓氏。納吉布拉是旗幟派成員，也是一名退休的內科醫生，曾任駐伊朗外交官，極為親近莫斯科。1980年至1986年，他一直擔任KHAD首腦，並因在那裡的工作而受到長期執掌蘇聯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的稱讚。後者接著成為了蘇共總書記。納吉布拉被其兄弟塞迪庫拉．拉希（Seddiqullah Rahi）稱為「公牛」。他曾將納吉布拉比作拉夫連季．貝利亞，並聲稱他在6年內簽署了9萬人的處決令。除了擔任情報機構首腦外，納吉布拉還應對親自折磨無數人負責。為數極少的倖存者之一如是說：「由於我幾次否認指控，納吉布拉走近我，對我的腹部和臉部打了好幾下。我跌倒在地。在地上，半昏迷中，我依稀記得臉上和背部受到了更多的踢打。鮮血不斷從我的嘴裡和鼻子裡湧出。直到幾個小時後回到牢房時，我才恢復了知覺。」

盲抓誤打時常在鎮壓中扮演重要角色。曾在查希爾統治期間擔任國會議員的一名商人被誤抓並受到折磨，隨後獲得釋放。

對我的逮捕發生在晚上9:30左右……我和另外兩名囚犯一起被關進一間牢房。其中一名是建築工人，來自喀布爾以北的卡拉漢（Kalahan）；另一名是在農業部工作的官員，來自楠格哈爾省（Nangarhar）。顯然，那名建築工人已經被打得非常嚴重。他的衣服上沾滿了鮮血，手臂受了嚴重瘀傷……我被帶走接受審問。我被告知，在過去幾週內，我訪問了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訪問的目的是，在當地民眾中散布對政府的不滿情緒……事實上，我有六個多月都沒離開過喀布爾。我堅決申辯自己是無辜的，但我一這麼做，就開始遭到雨點般密集的毆打……一部老式電話機被連接到我的腳趾上，他們用它來對我進行電擊……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受到審訊。兩天後，參加過審訊的KHAD人員中有一人進入我的牢房，告訴我我將被釋放。他說，KHAD確信，逮捕我是一個錯誤。

恐怖還被用在阿富汗兒童身上。他們被逮捕並送往蘇聯，在那裡被訓練成兒童間諜，為的是被派去滲透抵抗力量。兒童被注射毒品以限制他們的獨立性，較年長的則獲得妓女服務。一個名叫納伊姆（Naim）的男孩告訴沙．巴茲加爾：

我來自赫拉特。8歲時，我輟學了，被安排在Sazman（阿富汗共產主義青年組織）裡，然後送往蘇聯9個月。我父親是名共產黨員，他對此表示支持。那時，我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再婚了。在家裡，除了一個兄弟和一個姐妹外，每個人都是人民派的人。父親把我賣給了蘇聯人。幾個月來他都這樣賺錢……我們的任務是當間諜。

當巴茲加爾問納伊姆是否曾見過小孩死亡時，這名男孩回答：「見過好幾次。一次是被電死。那個小孩的身體騰空躍起約一米高，然後摔在地上。那名小孩此前拒絕做間諜。還有一次，一名小孩被帶到我們面前。他被控沒有告發他的一位同志。據說，此人在一輛俄羅斯裝甲車下面放了一枚炸彈。我們看著他們把他從樹上吊起來。他們大叫道：『如果吩咐你們的事你們不做，這就是下場！』」逾3萬名6歲至14歲的兒童被送往蘇聯。如果父母敢抗議，就被貼上抵抗戰士的標籤並投入監獄。

恐怖令全民受害。每個年齡段的人都淪為這場全面戰爭和政府壓制性政策的受害者。蘇聯占領軍試圖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鎮壓抵抗力量，包括運用不加選擇的恐怖行動、轟炸平民、屠殺全村以及將無數人流放。政治恐怖總是伴隨著平民恐怖（civil terror）。所有大城鎮都有專門的監獄，被拘留者在那裡遭受酷刑，然後通常被殺害。

干預的後果

共產黨政變和蘇軍隨後的干預對阿富汗造成了悲劇性的後果。20世紀60年代，該國走上了繁榮、現代化和民主的道路；由共產黨人支持的達烏德政變終止了經濟發展，並使阿富汗深陷內戰。該國被迫靠戰時經濟勉強維持生存。這種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向蘇聯傾斜。（毒品、槍枝和其它物品的）走私變得很常見，經濟迅速淪為一片廢墟。今天，這場災難的規模仍舊難以衡量。在約1,550萬人口中，有5百多萬居民已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他們如今在那裡生活在悲慘的條件下。死亡人數極難確定，但大多數觀察員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奪去了150萬至200萬條生命，其中90%是平民。有200萬至400萬人受傷。在伊斯蘭極端主義運動的發展中，以及不同族群間緊張關係的重燃中，共產主義所扮演的直接和間接角色是無可否認的，儘管它可能難以量化。阿富汗曾一度走上現代之路，但如今卻變成了一個戰爭與暴力似已成為社會中心參照點的國家。（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