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刑相對較輕（三至七年）的人被送往格拉哈斯（granjas）。這是卡斯特羅時代的一項發明，非常類似於蘇聯勞改營。這些「農場」包括營房，營房的周圍是成排的鐵絲網圍欄和幾個觀察塔，由內政部的守衛負責。他們獲准向他們認為試圖逃跑的任何人開火。每個營地一般包含500至700名囚犯，每天要求工作12至15個小時。允許警衛使用任何策略，包括使用槍枝毆打囚犯，以使他們更快地工作。

「開放系統」一般是囚犯居住的建築工地，通常由軍方控制。每個地點的囚犯人數從50到200不等，具體取決於項目的規模。格拉哈斯的被拘留者製作了在開放式系統場所組裝的預製品。在這裡，被拘留者每個月底都會獲得為期三天的休假。顯然，這些地方的食物並不像在營地那樣糟糕。每個站點都作為獨立實體維護；這種策略可以更容易地管理被拘留者，確保不會有太多人同時在一起提出聯合抵抗。一些開放系統的地點在城市環境中；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哈瓦那有六套系統在運營。

這種類型的系統提供了明顯的經濟效益。例如，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動員起來收穫醣類作物薩夫拉。東方省監獄的負責人帕比托．施特魯赫於1974年宣布：「被拘留者是該島的主要勞動力。」1974年，他們開展的工作價值3.48億美元。許多政府部門都使用囚犯。社會和農業工作發展部約60%的勞動力由被拘留者組成。這些囚犯在皮卡杜拉山谷的數十個農場工作，這些農場是運作再教育計劃的主要場所。來這裡參觀的眾多國家元首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胡阿里．布邁丁和弗朗索瓦．密特朗。

所有省級中學都是由政治犯建造的，民間社會的投入很少，通常只有少數土木工程師。在東方省和卡馬圭省，被拘留者已經建立了二十多所理工學院。他們還在整個島上建造了許多醣庫。在波希米亞，由刑事勞工建造的其它項目的名單包括哈瓦那省的奶牛場和牲畜中心；比那爾德里奧的木工車間和中學；馬坦薩斯的圈、乳製品和木工中心；拉斯維拉有兩所中學和十所奶牛場。每年的工作計劃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更大量的監獄工作人員。

1960年9月，卡斯特羅成立了革命防務委員會（CDRs），這是一個基於cuadra（街區）的小型居委會。領導人負責監督「反革命」活動。由此產生的社會控制非常緊張。委員會成員參加所有CDR會議並不斷巡邏，以消除「敵人的滲透」。監視和譴責系統是如此嚴格，家庭親密關係幾乎不存在了。

1961年3月，在安全部隊負責人拉米羅．巴爾德斯的唆使下，CDR的目的變得非常明顯，在一個週末的時間裡組織並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突襲。根據CDR提出的清單，超過10萬人受到質疑，數千人被帶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拘留中心。

CDR負責組織actus de repudio（拒絕行為），旨在邊緣化並打破對手──標記為gusanos（蠕蟲）──及其家人的抵抗。一群人聚集在對手的房子前面扔石頭並襲擊居民。牆上寫著卡斯特主義的口號和侮辱。只有當他們認定「群眾性革命行動」對受害者身體構成危險時，警方才會進行干預。這種準私刑旨在鼓勵小島居民之間的相互仇恨。Actus de repudio摧毀了鄰居之間的聯繫，破壞了社會結構，增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無所不能。受害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古巴人權委員會主席里卡多．博菲爾在1988年被迫接受了一次這樣的拒絕行為。解放神學家奧斯瓦爾多．帕薩斯．薩丁納斯在1991年接受了同樣的待遇。但是因為古巴人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厭倦生活在這種社會仇恨的雪崩中，在這種情況下，當局都被迫從其它地方帶來襲擊者。

根據古巴憲法第16條，國家「按照單一社會和經濟發展計劃的指示，組織、指導和控制所有經濟活動」。這種集體主義的用語隱藏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古巴人不能自由地在他們想要的地方工作或者按照自己的意願花錢。1980年，該國經歷了一波不滿和動亂，工廠和倉庫遭到襲擊和焚燒。在一個72小時的時間內，國家安全部逮捕了該政權的500名反對者。然後，安全部門在各省進行干預，以關閉自由農民市場。最後，針對整個國家的黑市推出了一項重大活動。

1971年3月通過了關於工作場所缺勤的第32號法律。1978年，在實際發生犯罪之前，通過了一項法律來防止犯罪。這在實踐中意味著，如果當局認為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即使他沒有犯下任何非法行為，任何古巴人都可以以任何藉口被捕。實際上，法律將任何不符合政權觀念的思想定為犯罪，將每一位古巴人都變成了潛在的嫌疑人。

在20世紀60年代，古巴人開始「用他們的槳投票」。1961年，第一個離開的大群體是漁民。卡斯特羅巧妙地利用流亡者作為調節內部緊張局勢的手段。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政權的早期階段，並且一直被使用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許多流亡者逃往佛羅里達州或美國在關塔那摩的基地。

1980年4月，隨著馬里爾危機，這一現象首次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成千上萬的古巴人圍攻了在哈瓦那的秘魯大使館，要求得到出境簽證以逃離難以忍受的日常生活。幾個星期後，當局允許125,000人──在1000萬人口中──從馬里爾港離開該國。卡斯特羅還藉此機會清除了一些犯罪分子和精神病患者。大規模的出走是政權失敗的一種表現，因為許多馬里爾人來自最貧窮的社會階層，政權一直聲稱要關心他們。每個種族和年齡的人都想逃離古巴社會主義。在馬里爾插曲之後，許多其他古巴人登記在尋求許可離開該國的人的名單上。將近二十年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在等待。

1994年夏天，自1959年以來首次在哈瓦那發生暴力騷亂。一些想要離開該國的臨時木筏（被稱為「輕木筏」）上的人被警察阻止。他們通過解僱和搶劫哈瓦那海濱大道的科倫坡區來做出反應。當一切恢復平靜時，數十人被捕，卡斯特羅再次被迫授權25,000人離開。從那時起，離境一直不變，美國在關塔那摩和巴拿馬的基地充滿了自願流亡者。卡斯特羅試圖阻止人們離開，他們在海上派遣直升機將沙袋扔到輕木筏上。1994年夏天，有7000人在逃亡時喪生。據估計，大約三分之一的古巴漂移者在海上時已經死亡。三十多年來，大約有十萬人嘗試過這種旅程。這次大規模流亡的結果是，在1100萬居民中，有200萬現在流亡在外。流亡分散了哈瓦那、邁阿密、西班牙和波多黎各的許多家庭。

從1975年到1989年，古巴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見第26章）的馬列主義政權的主要支持者，該政權與若納斯薩文比領導的安盟部隊進行內戰。除了派遣無數「合作者」和數十名技術顧問外，古巴還派遣了一支5萬人的遠征軍。古巴軍隊在非洲表現得好像那裡是一個被他們征服的領土，他們在非洲從事有系統的腐敗和走私（銀、象牙和鑽石）。1989年簽署的協議結束了衝突，古巴軍隊大部分都是黑人，他們被遣返回國。戰爭中的古巴死亡人數估計在7000至11000之間。

這種經歷撼動了許多軍官的信念。安哥拉遠征軍團長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阿納爾多．奧喬亞將軍組織了一場推翻卡斯特羅的行動。他被逮捕並被帶到軍事法庭審理對其的腐敗指控，還有一些軍隊和安全部門的高級官員，包括德拉瓜迪亞兄弟、安東尼奧和帕特里西奧。德拉瓜迪亞兄弟也曾為MC（可兌換貨幣）服務走私毒品，通常被稱為「大麻和可卡因」服務。奧喬亞參與的走私活動實際上非常有限；他從安哥拉只帶了一點象牙回來，但卡斯特羅以腐敗為藉口，擺脫了潛在的競爭對手，憑藉他的聲望和高級政治職位，他很容易引起對卡斯特羅運動的不滿。奧喬亞的判刑和執行，之後通過軍隊的清洗，造成進一步的不穩定和創傷。意識到許多軍官對政權的強烈不滿，卡斯特羅任命了一位值得信賴的內政部長。從此以後，政權只能依靠特種部隊進行某些盲目奉獻。

1978年，古巴有15,000至20,000名良心犯。許多人來自M-26或學生反巴蒂斯塔運動，或者在埃斯坎布雷抵抗和豬灣的日子裡被監禁。1986年，整個島上有12,000～15,000名政治犯被關押在50個地區監獄中。其他人仍然在許多開放系統的地方，他們的隊，包括50、100或200名囚犯。今天政府承認有400到500名政治犯。1997年春天又發生了一波逮捕事件。據古巴人權代表說，其中許多人本身就是以前的被拘留者，古巴監獄不再發生肉體酷刑。這些消息來源與大赦國際一道，將1997年在古巴的政治犯人數定為980至2,500人（包括男子、婦女和兒童）。

從1959年到90年代末期，超過10萬古巴人在其中一個營地、監獄或開放式政權場所生活。有15,000至17,000人被槍殺。1959年，年輕的律師菲德爾．卡斯特羅說：「沒有麵包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麵包。」正如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在「特別政權」開始之前所說的那樣，當蘇聯援助結束時，「你們的監獄吃得好還是一個監獄。」

就像一個不同時期的暴君，面對政權的失敗和困擾古巴的困難，卡斯特羅在1994年宣布他「寧可死也不願放棄革命」。古巴人民為滿足他的驕傲付出了多少代價？（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