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與越南決裂後，柬共決定更換其「老大哥」。顯而易見的替代者就是毛澤東的中國，不僅因為其宣揚的激進主義，而且還因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壓，令其遵循它們共同的邊界。這位柬埔寨獨裁者於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訪期間，在北京成功地贏得歡呼，兩國間的友誼被官方形容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於描述與中國關係的術語上，柬埔寨與阿爾巴尼亞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國技術人員於1975年5月抵達金邊，不久以後至少有4,000人（基爾南提供的數字為15,000人）駐紮在柬埔寨。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承諾提供10億美元的各種援助。
這些中國人的經驗在整個國家集體化的大規模運動中最為有用。中國流行的公社，是一種擁有多種活動領域和相對自治的龐大結構，用於以軍事方式控制和動員勞動力，很明顯是柬埔寨合作社的原型。甚至從微小的細節處看，在合作社中也會發現1958年中國所做的一些創新，包括強制性集體食堂、公共的兒童保育計劃、吸收大量勞動力的大型水利工程項目、一切有用的工具和用具的集體化，幾乎只專注於一兩種類型的生產（與其餘項目很不一致）、完全不切實際的生產目標、堅持一切都以極快速度完成，以及相信組織良好的人力的無限可能性。毛澤東曾經說：「有了糧食和鋼鐵，什麼事情都好辦了。」紅色高棉附和道：「如果我們有充足的大米，我們一切就都充足了。」在柬埔寨版本中，鋼鐵驚人的缺乏。他們與現實的脫節，並未走到創造假想的鐵或煤儲備的地步。這二者在柬埔寨都不存在。另一方面，似乎沒有人告訴波爾布特，中國的大躍進是如何結束的；又或許，他覺得這根本不是他的問題。這一想法是紅色高棉許多演講的核心。國歌就以這些話作結：「建設我們的祖國，讓它實現大躍進！一個巨大、輝煌、驚人的大躍進！」
民主柬埔寨對中國大躍進的信念，無可救藥且毫無道理；正如在中國一樣，它得到的回報是一場巨大而凶殘的饑荒。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在柬埔寨幾乎未有仿效。與其它共產黨國家一樣，金邊政府已經了解到，動員群眾反對黨的某一集團或部分，無論被定為目標的那部分人口彼此之間有多麼明顯的不同，都始終是一件冒險的事情。無論如何，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場根本性的城市運動，主要出自於教學機構，因此不能轉變成柬埔寨農民革命。當然，柬埔寨的確參與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的反知識分子潮流，包括江青的「樣板戲」所象徵的對文化的否定（在波爾布特統治下似乎已經被複製）。甚至有人可能說，城鎮的清空可能是受到數百萬前紅衛兵農村化的啟發。
看起來紅色高棉似乎是，與其說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實際做法的鼓動，不如說受到毛主義者理論或口號的鼓動。中國農村是革命的溫床，大量的城市知識分子正是被流放到那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甚至在今天，該政權仍採用相當嚴苛的措施來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不過，大城市在1949年之前和之後總是扮演著重要角色，往往是城市工人成為最受寵的革命之子。中國共產黨從未有片刻考慮一下將城鎮清空、驅逐整個地區的人口、廢除金錢、摧毀教育制度，或者滅絕像知識分子這樣的整個階級。儘管毛澤東從未放過機會顯示對他們的不屑，但歸根結底他知道不能沒有這樣的人。許多紅衛兵本身就來自精英大學。在歡迎從海外歸來向政權表忠心的知識分子回到柬埔寨時，喬森潘使用了明顯具有毛主義色彩的言論：「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們不需要你們：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種地的人，就這些……任何具有政治覺悟並了解我們政權完全能夠做任何事的人，因為技術是次要的……我們不需要工程師來種植水稻、種植玉米或養豬。」儘管有這些言論，但在中國以這種方式否定專門知識的價值絕不是政府的政策。無論如何，任何過程隨著時間推移都有其慣性。每一場走向烏托邦極端主義的運動和每一波鎮壓浪潮很快都以回歸更傳統和正常的手段而告終。回歸的推動力通常源自共產黨自身內部。這顯然是中國政權穩定的一個原因。相比之下，柬共接近於自我肅清。
在所使用的鎮壓類型中可以看出類似的矛盾性。強制而無休止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其教育或再教育目標含糊不清，這裡的主要影響顯然來自中國（或中國和越南）。它也同樣痴迷於個人傳記和對過去的供認，這些陳述要時常重寫而不做任何修改。出身和就業決定一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後者又決定了其在政治等級制度中的地位，而它又反過來決定了此人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家族出身總是極為重要。與亞洲其它地方一樣，以明顯極權主義的方式，人人都有參政的訴求，極其熱情和堅定，這銷蝕了社會與黨國之間的界限。
當然，有許多特點是柬埔寨經歷所特有的，但其中大多數都是原始模型的某種誇張或強化。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主要區別在於中國和越南共產黨人相當認真地對待再教育，並不遺餘力地向囚犯證明，例如，國家對他們進行監禁是正確的。結果，囚犯常常受到優待，酷刑被禁止或很少使用。相比之下，在柬埔寨，酷刑則是系統性的。另一個後果是，甚至缺乏一種假設的可能性，即表現良好可以帶來自由和平反，或至少是縮短刑期。幾乎無人離開過柬埔寨的監獄；事實上，人們在那裡死亡的速度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在中國和越南，大規模的鎮壓一波一波地來臨，隨後而來的是長期的平靜。被鎖定為目標的是特定的群體，但它們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在柬埔寨，至少所有「75年代人」都是嫌疑人，從來沒有一刻的喘息。就實施鎮壓而論，東南亞其它共產黨尚且維持了一定的門面，表現為有組織、有效率、相對的連貫性和某種智謀。相比之下，在柬埔寨，單純的暴行和恣意妄為占據了主導地位；儘管一般性原則顯然來自高層，但這些鎮壓總是按照當地命令實施。在亞洲，沒有其它任何地方當場進行過如此多的謀殺和屠殺，或許除了農業改革期間（受害者──地主及其合夥人──被明確地認定並在數量上被限制）和文化大革命全盛時期以外。不過，即便在那時，也是以大大受限和有限得多的方式進行的。簡而言之，湄公河上的毛派分子在很多方面與其說接近於中國共產主義，不如說更接近於蛻化版本的斯大林主義。（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