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徹底決裂

對於柬埔寨革命來說，界定自己所反對的，比實際宣布一項積極的綱領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紅色高棉都是在尋求報復。正是通過這一意圖，他們獲得了大部分的民眾支持，然後通過激進的集體化獲得了新的動力。革命也是農村對城鎮的報復。農民立刻從新人那裡拿走了一切，要麼是通過黑市，要麼是通過很簡單地檢查他們的行李。在村子裡，最貧窮的農民報復了當地的「資本家」。凡是有東西要賣或僱用別人的人，都被認定為是「資本家」。但復仇往往也是個人性的，因為舊的職業等級制度和家庭等級制度被推翻了。證人陳述往往強調以前的邊緣人物（比如酗酒者）令人驚訝地晉升到村裡新的權力地位上：「這些人經常被Angkar恢復正常生活並獲得權力職位，因為他們可以殺死自己的同胞，而不會表現出任何顧忌或悔恨。」吳漢潤在這一行動中看到了他所認為的高棉靈魂中的最低部分在政治上的神聖化。高棉靈魂中的最低部分被稱為kum，是對時間無力緩和的報復的凶殘渴望。許多人因此遭難：吳漢潤的姨媽留在她的故鄉村莊，在沒有城裡父母幫助的情況下遇難。吳漢潤也遇到了一名護士。此人已被提升為醫生，企圖殺害他，儘管他是新來者。然後，這名護士被提升到病房領導的位置上，徹底顛覆了他曾幫助支持的等級制度。因此，柬埔寨社會爆發的是一系列複雜的緊張局勢。從最嚴格的詞義上來講，其中只有一些可以被稱為社會性的。

價值觀被顛倒了。原本地位極低的工作，如廚師或食堂清潔工，成為最吃香的工作，因為他們提供了在工作中偷食物的現成機會。學位和學歷成為無用的紙片，如果有人試圖使用它們，就成了真正的拖累。謙卑成為基本美德：在回到農村的幹部中，「說來也奇怪，他們最想要的工作就是廁所清潔工……克服對這種事情的反感是思想轉變的證明。」Angkar希望壟斷家庭關係，並尋求被人們公開稱呼為「母親—父親」。亞洲共產主義的這種典型特徵，在黨國與成年人之間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1975年後的整個革命時期被稱為samay pouk-me，即「父親和母親的時代」，軍事首領被稱為「祖父」。對城市的仇恨和恐懼達到極致：作為一個以消費主義和娛樂為中心的國際都市，金邊被紅色高棉稱為「湄公河畔的大妓女」。首都疏散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朗諾政權的一項祕密政治軍事計劃」，目的尤其在於在「解放」後「用女人、酒精與金錢腐蝕我們的士兵，並軟化他們的戰鬥精神」。

柬埔寨人甚至比中國革命者更重視毛澤東的名言：「最美的詩歌正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目的是去除在貧困農民家裡通常不會找到的一切。回國的柬埔寨人不得不處理掉他們幾乎所有的行李，包括他們的書籍。「帝國主義文字」中的任何東西，即法語或英語，以及高棉語中的任何東西（「封建文化的遺物」）都註定要被銷毀；10歲的紅色高棉士兵們告訴吳漢潤：「現在不得再有資本主義書籍！資本主義書籍是朗諾式的，而朗諾背叛了國家！你為何有外國書籍？你是中情局嗎？在Angkar統治下不得再有外國書籍。」將任何證書甚至相冊與身分證件一起燒燬，是個好主意，因為革命意味著從零開始。非常合乎邏輯的是，最受寵的是沒有過去的人：「只有新生兒是純潔無瑕的，」一個口號說。教育減少到最低限度：要麼根本沒有學校，要麼為5歲至9歲的兒童提供幾堂閱讀、寫作和革命歌曲課，每天持續不超過一小時，授課老師往往自己幾乎都沒受過教育。實踐性知識極為重要。與無用的書籍文化相比，「我們在農村地區的孩子們總是擁有非常有用的知識。他們能區分一頭平靜的奶牛與一頭緊張的奶牛。他們可以站在水牛背上。他們是牧群的主人。他們實際上也是大自然的主人。他們對所有不同種類的大米了如指掌……他們了解，他們真的明白……那種符合當今國家所面臨的現實的事情。」

在波爾布特時代，主事的實際上是兒童。所有證人一致認同，大多數士兵都格外年輕。他們在12歲或更小時就被簽了約。西哈努克的警衛員中就有青春期前的兒童。他們經常通過折磨貓來自娛自樂。利恆記得越南人接踵而至之前的最後一次招募活動。該活動擴大到包括新人在內，針對13至18歲的男孩和女孩。因為那時志願者很少，年輕人的移動旅被迫放棄工作轉入軍隊。新兵立即與家人失去聯繫，通常也與他們的村莊失去聯繫。他們生活在營地內，與害怕他們的人口相對隔絕，但受到政府的優待。他們知道，他們是無所不能的，受清洗的擺布要比幹部少得多。除了革命性的廢話之外，許多人的動機，有時據他們自己承認，就是他們「不用工作，可以殺人」。15歲以下的人最可怕：「他們被帶走時年齡很小，他們唯一被教導的就是紀律。他們學會了服從命令，而不要求給予任何理由。他們完全不信宗教或傳統，只信紅色高棉的命令。這就是他們為什麼殺死本國人，包括嬰兒，就像殺死一隻蚊子一樣。」

在1978年以前，只有「70年代人」被允許當兵。另一方面，「75年代人」的子女經常在8、9歲時作為特務被招募入伍；但是，該政權卻沒有激發出人們足夠多的信任，以至於他們經常與他們暗中監視的人建立起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謀，謹慎地讓他們意識到特務的存在。在對地方幹部進行大規模清洗之後，年齡幾乎大不了多少的小孩有時作為「民兵兒童」被招募入伍。他們找出並毆打養活自己的人，藉以在日常事務上協助新的合作社主管。勞倫斯．匹克在總部的經歷表明，存在一種明確意圖，最終要將「嬰兒專政」擴展到包括民事角色在內。她描述了對一群來自農村的兒童的加速培訓。

有人向他們解釋說，第一代幹部背叛了國家，第二代幹部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他們必須很快接替……

兒童醫生是與這新的一代一起出現的。她們是6名女孩，年齡在9歲至13歲之間。她們幾乎不會讀，但是黨給了他們每個人一大盒注射器。注射是她們的工作。

「我們的兒童醫生」，有人說道，「出身農民家庭。他們準備為他們的階級服務。他們非常聰慧。如果你告訴他們『紅盒子含有維生素』，他們會記住！向他們展示如何給注射器消毒，他們也會記住！」

當然，孩子們是純潔無辜的，但懂得如何注射有點沖昏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很快變得難以置信的傲慢無禮。

（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