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價值觀的毀滅

飢餓使人喪失了人性，導致一個人突然襲擊另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記了一切。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同類相食嗎？它或許不如中國大躍進期間那麼普遍，而且似乎僅限於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報告了兩個例子：一名曾經的教師吃了她的姐姐；一家醫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輕人。在這兩個案例中，對「食人魔」（高棉傳統中一種特別嗜血的幽靈）的懲罰都是死亡；那名老師在集合的村民和她自己的女兒面前被毆打致死。與在中國一樣，同類相食也作為一種報復行為而存在：利恆（Ly Heng）講述了一名紅色高棉逃兵被迫吃了自己的耳朵，之後被殺。關於吃人肝臟的故事也很多。這一行為並不侷限於紅色高棉：共和國士兵在1970至1975年內戰期間吃掉了敵人的肝臟。東南亞各地都能發現類似的傳統。吳漢潤（Haing Ngor，譯者註：美國籍柬埔寨裔華人醫生、演員和作家）描述了在一座監獄裡一名被處決的孕婦的胎兒、肝臟和乳房是如何被對待的；那個孩子直接被扔掉了（其它部位已經被吊在天花板上晾乾了）；伴隨著「今晚的肉足夠了」的大叫聲，剩下部分被人拿走了。肯坤（Ken Khun）講述了一名合作社廚師從人的膽囊中製作了一種眼藥（他相當慷慨地將其分給他的老闆們），並盛讚人類肝臟的味道。這些同類相食的例子反映了所有道德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的喪失，特別是處於核心地位的佛教慈悲價值觀的消失。這就是紅色高棉政權的悖論之一：它聲稱其意圖是建立一個平等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正義、博愛和利他主義將成為核心價值觀，然而，與其它共產政權一樣，它也產生了一股自私、不平等和非理性的浪潮。為了生存，人們被迫欺騙、撒謊、偷竊，並變得心如鐵石。

喪失人類一切憐憫和正直，長期以來一直是權力最高層的常態。在波爾布特於1963年消失在叢林中後，即使在1975年4月17日之後，他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與其家人重新取得聯繫。他的兩個兄弟和他的弟媳與其他所有人一起被放逐。其中一人很快就死了。很久以後，多虧了官方肖像，那兩位倖存者才認識到波爾布特的真面目，而且（可能是非常正確的）他們從未透露過，他們甚至認識他。該政權盡其所能打破家庭關係。它把家庭關係視為對使每個人完全依賴Angkar的極權主義項目的威脅。工作隊有自己的房屋，經常只是營房或靠近村莊、睡覺用的吊床或墊子的集合。獲得許可離開這些場地非常困難，丈夫和妻子經常被分開數週或更長時間。兒童被同他們的大家庭分開；青少年在看不到父母的情況下生活，有時長達6個月；母親被鼓動花儘可能少的時間陪伴孩子。由於郵政服務已完全停止，有時幾個月後人們才得知親戚的死亡。這裡的例子仍是來自上層，因為許多領導人都與他們的妻子或丈夫分居。

丈夫之於妻子的權利以及父母之於子女的權利被打得粉碎。男人可能因為毆打妻子而被處決，因打孩子而被譴責，因任何侮辱或傷害而被迫在集合的村民面前做出羞辱性的公開懺悔。這項政策可被視為國家試圖確保其對暴力的壟斷，並摧毀任何其未直接介入的權威關係。親屬關係被賦予了最低優先級：人們被分開，往往是永久性的，僅僅因為他們無法登上同一輛卡車，或者因為他們正在拉動的兩輛手推車被命令在十字路口去往不同的方向。幹部們甚少關心獨自生活的老人或兒童：「別擔心：Angkar會照顧他們的。你對Angkar還沒有信心嗎？」這就是那些乞求從輕發落和與親人團聚的人所收到的典型回應。

從對死者的火化到薄葬的轉變（這條規則有一些例外，但人們不得不極其努力地爭取這些例外，這取決於幹部的人性）是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又一次攻擊。對高棉人來說，未經傳統儀式，就把一位親人埋葬在冰冷的泥土裡，就是顯示出嚴重的缺乏尊重，損害了「轉世」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那位親人只好僅作為鬼魂而存在。相比之下，擁有一些骨灰就受到極高的重視，特別是因為當時疏散是如此常見。這是對柬埔寨傳統佛教或前佛教時期價值觀之系統性攻擊的主戰場之一。高地高棉人所特有的「原始」儀式與從吳哥帝國流傳下來的古老傳統同樣不被尊重，無論這些是求愛儀式和笑話等流行傳統，還是宮廷舞蹈、寺廟繪畫和雕塑等高雅藝術。1976年的計劃，無疑是模仿中國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歌曲和詩歌外，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表達。

否定死者的所有地位是否定生者之人性的自然結果。「我不是人，我是動物」，人們可以在前領導人和部長符寧的懺悔書末尾讀到這些話。其含義是，人的生命確確實實並不比野獸的更有價值。人們因丟失了牛隻而被殺，因打了一頭母牛而被折磨致死。男子們被拴在犁上，受到無情的鞭打，以顯示出配不上他們本應在照料的那頭母牛。人的生命毫無價值。「你有個人主義傾向……你必須……擺脫這些幻想」，品雅特海試圖將其受傷的兒子留在身邊時，一名紅色高棉士兵命令他說。兒子去世幾天後，品雅特海不得不向當局請求許可讓他去看兒子的遺體。他被要求發誓，即使他生病了，這次探望也不會浪費他的精力。這些精力屬於Angkar。他也沒有權利到醫院看望他生病的妻子；他只是被告知，「Angkar正在照顧她。」當他去幫助一位有兩個病重孩子的鄰居時，一名紅色高棉士兵告訴他：「你沒有義務幫助這些人。相反，這證明你仍然有憐憫和友情。你必須拋棄這些情感，並從腦海中抹去所有這類個人主義。回家吧。」

這種對該國公民人性的系統性否定，偶爾確實對領導人們產生適得其反的結果。這意味著當警衛或告密者置之不理時，他們的受害者就會無所顧忌地撒謊、卸責或偷竊。考慮到Angkar提供的口糧量是如此之少，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從兒童到老人，每個人都偷竊。但「盜竊」一詞最終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一切都絕對屬於國家，甚至採摘一點野果也構成了盜竊罪。每個人都落入了陷阱。那些沒有欺騙和偷竊的人死了。這一教訓在當代柬埔寨已產生嚴重後果，造成了憤世嫉俗和自私的一代，並嚴重損害了該國的發展機會。（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