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7月11日訊】這個週末（7月11日、12日）是香港立法會民主派初選的日子，在中共國安公然入侵香港、徹底摧毀「一國兩制」的危機時刻，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未來命運的決戰。香港東區區議員、公民黨港島支部副主席、泛民候選人鄭達鴻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立法會選舉對抗極權」欄目採訪時表示，當前局勢對於民主派政治人物，參選便意味著「半隻腳踏入監獄」，但「自由」已烙印在香港人的腦袋，任何政權都不能抹滅，既然站出來守護香港人的自由意志，就要把個人的考慮放在一邊。

此次「港版國安法」內容非常荒謬，不僅完全顛覆了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而且圖謀綁架全世界反對中共的人，中共不僅要扼殺香港人的自由權利，還要與全世界為敵。鄭達鴻表示，剛看到「港版國安法」條文時，感到有點憤怒，看到最後也就一笑了之，因為完全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基於法律之上。

「每一個政治人物，他講的每一句話，可能已經是煽動和顛覆國家，用這些這麼重的罪名，強加在我們身上。」他說，「香港的政壇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可以用一種很和平，只講道理的一種想法去做我們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個聰明的，還要有策略性的抗爭的方式去繼續在議會裡生存。」

關於香港目前處於什麼階段，鄭達鴻說，「如果在港版國安法沒通過之前，我們都會形容是一國1.5制，一國1.1制。但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之後，其實都不只是一國一制了，是一港兩制，有兩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實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陸的『港版國安法』來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現在是什麼情況，我只能形容是個十分黑暗的情況。」

那麼，在如今的情況下，香港市民應該怎樣抗爭呢？鄭達鴻表示，改變總是會有的，但是理念不會被嚇怕，反而會以更多更加有創意的形式發揮出來。

「因為法律條文就是莫須有的條文，它可以將這個門檻放得多寬也好，總之用盡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他說，「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幫很聰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們去說四個字、八個字的口號，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出政治訴求。」

香港已經步入極權時代，他認為，無論是上街抗爭也好，還是在議會、國際做抗爭也好，只要願意守護香港人的價值，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崗位去繼續抗爭。

他舉例，即使中共派人破壞他們的街站，總會有更多北角的街坊民眾走出來保護他們，甚至有一些本身十分支持大陸施政的同鄉會，看到他真的是為香港好、為這個社區好的時候，暗地裡都在動員民眾支持他們。

中共欲藉「港版國安法」對香港的教育界、媒體界等進行所謂「監督」，套上枷鎖，達到恐嚇和洗腦，最終想要改變香港人的思想。對此鄭達鴻表示，「你就算不讓人家唱《榮光永歸香港》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數字歌（《榮光》改編）咯。你不可能箝製得到一個人的思想的。」

鄭達鴻強調，香港之所以稱為香港，是因為與大陸有著南轅北轍的制度和思想方式。香港是一個中國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中共想留港不留人，當所有香港人走光了的時候，這個地方也就不是香港了，就可能變成二、三等城市，而不是紐約、倫敦這些大型經濟體了。讓香港變回原來的香港，才可以繼續發揮香港的價值。

在黑暗的隧道裡面，抗爭者隨時可能被抓去坐牢。那麼，香港人為什麼有動力繼續向前行呢？鄭達鴻說，「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還覺不覺得自己有良知。當每一個市民，摸著自己的心都覺得自己有良知的時候，無論這條路有多崎嶇，他都會繼續向前行。這就是在這個黑暗時代香港人應該有的看法。」

以下是採訪內容整理。

「港版國安法」完全不基於法律 出於政治目的

記者：可否先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你自己？

鄭達鴻：我是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鄭達鴻，今年我看到陳淑莊因為占中（因占中九子案罪成，陳淑莊遭判囚8月緩刑兩年而無法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後來我介入參選，我本身也是一個法律博士，希望在這次的選舉可以帶出一番作為，公民黨可以在梁家傑、余若薇等之外，有人可以接到班。

記者：公民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大狀（大律師）黨，都是些星級律師，你自己不是法律界出身的，但讀了法律博士。首先想問你一個方面的問題就是，「港版國安法」你怎麼看？先跟我們大家說一下「港版國安法」到底有什麼？你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鄭達鴻：其實「港版國安法」一出台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它的條文，我們一開始看到就覺得有點憤怒，但是看到最後其實都一笑了之，因為完全是另外一套法律強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以往的那些法律本身是有司法獨立的，也有很多限制權的情況出現的，就在限制當權者的權利不可以這麼濫用，但這次的「港版國安法」其實我們見到，比如特首可以指定法官，我們也未必有陪審團制度，甚至一些起草法律的人他對法律的條文都不是很清晰。現在我們在說的可能是我們的一些旗子有些口號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說，我們搞一個活動出來是去煽動一些人，就已經被入罪，現在說的可能擁有一些這樣的刊物，就已經被入罪了。所以對於香港來說，我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完全不是建基於法律之上的，而是希望達到政治目的而去做的一套「法律」。

香港步入極權時代 繼續抗爭

記者：包括之前參選的陳淑莊，她的書現在都說可能違反了「港版國安法」。其實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你們參選會不會有很大的風險，會不會擔心被DQ（取消資格）？

鄭達鴻：我想DQ已經是其次了，其實你現在今時今日的政治人物出來參選，都可能，我的形容是半隻腳踏進監獄了。

每一個政治人物，他講的每一句話，可能已經是煽動和顛覆國家，用這些這麼重的罪名，強加在我們身上。尤其是你見到整個「港版國安法」，其中一個最高的門檻就是首要的那些人被入罪，其實是可以十年以至到終身監禁的。每個政治人物去到這個位置就希望可以帶給其他人知道，其實香港的政壇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可以用一種很和平，只講道理的一種想法去做我們的政治工作，而是要用一個聰明的，還要有策略性的抗爭的方式去繼續在議會裡生存。

記者：是，所以參選是絕對需要勇氣，特別是你這個年紀。我相信很多人都會選擇移民或者封嘴，最多不說話。我們見到一些評論界很多人都不出來說話了。那你自己有沒有遇到這些或者壓力或者身邊的人有沒有勸你離開？

鄭達鴻：身邊的人固然會有想好後路這件事，的確我也是，我就反而幫身邊的人想好後路了。但是我一直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如果沒有了香港人，沒有了我們一幫珍惜香港價值的人在這裡的話，其實這個地方已經不再是香港了。所以我們步入了一個極權的時代，總會有一些人要在這個地方繼續我們的抗爭的方式，無論那個人是上街做抗爭也好，無論是在議會、國際做抗爭也好，只要你繼續在影響到香港人的價值，香港的價值的話，其實你就應該在你自己所屬的土地裡去繼續抗爭。

記者：會不會改變一些方式，或者在言語方面，或者表達方面都會因為「港版國安法」會做一些改變？

鄭達鴻：改變總是會有的，因為法律條文就是莫須有的條文，它可以將這個門檻放得多寬也好，總之用盡任何方法抓你去坐牢。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幫很聰明的人，就算你去禁止他們去說四個字、八個字的口號，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出政治訴求，所以理念是不會被任何政權的嚴刑峻法所嚇怕的，反而理念是會用更加多的形式，更加有創意的形式，會更加發揮出來。所以如果極權是用這個形式，想令市民噤聲，其實是用錯了模式。

香港法律制度被完全篡改 情況十分黑暗

記者：你怎樣去形容現在香港是到了什麼階段？現在是主權移交23年了，你覺得現在到底是否已經是一國一制？還是有多少個制在這裡？

鄭達鴻：如果在「港版國安法」沒通過之前，我們都會形容是一國1.5制，一國1.1制。但是「港版國安法」通過了之後，其實都不只是一國一制了，是一港兩制，有兩套的司法制度在香港去實行，有《普通法》，也都有大陸的「港版國安法」來到香港，完全篡改了香港的法律制度。

所以你如果要我形容香港現在是什麼情況，我只能形容是個十分黑暗的情況。這個是大家都應該，如果要認清現實就必須要認識這種情況。但是在黑暗的情況下，究竟香港人怎樣去回應這個黑暗，這才是我們要去注重的地方。究竟對這個黑暗我們全部就是這樣站在原地，什麼都不做，還是在黑暗當中我們繼續摸黑前行，去找到我們可以逃走或者可以出走的一線光呢？這個就是香港人共同的課題。

不懼恐嚇 為香港市民出發 獲得更多支持

記者：說到你現在從政，是會遇到很多挑戰，包括你自己，不是上一屆，是前一屆已經在北角這個紅區，做了泛民的唯一的區議員，在那個區。其實會不會遇到一些國安，真的來找你？你覺得如果真的找到你的時候，你應該如何去應對？

鄭達鴻：國安，港安，就還沒有去到找我的情況。但是我們在北角這個紅區去做事的時候，總是會有些街頭的嘍囉，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大陸口音的男人，就曾經在過去一段時間，反修例風波的那段時間，見到我們在街頭的時候，就說如果警察走了之後就打這兩個人，指住我或者我身邊的李予信議員。其實這種的恐嚇，這種的形式它是有的，但至於你說一個國安去約談，這些就沒有。

反而是會有一些，就是總會有些風聲說，你這段時間要收斂一些之類的，但是我覺得這些對於香港的從政人物來說，就真是完全不放在心上的，我們都不會懼怕這種威嚇。

記者：在這些過程中，有沒有學習到一些經驗怎樣對付共產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鄭達鴻：怎樣對付它們（共產黨）？我們看看，就是說國安，港安，和一些嘍囉，怎樣去聯合打壓我們都好，但其實越強的打壓就會有越大的反抗。你看到即使他們去搞我們的街站，就總會有一班北角的街坊，更多北角的街坊，走出來去保護我們，甚至是有一些同鄉會，本身都是十分支持大陸的施政，但是到了本地，在北角那裡，他們看到我真的是為香港好的，真是為這個社區好的時候，他們其實暗地裡都是會動員民眾支持我們。所以這個就是，其實最後就是我們要看究竟一些人在從政的時候，他們是否有為香港的市民去出發。

很明顯在北角那裡，就有很多市民看到，其實建制派做了這麼多年，他們除了去繼續出現在這個地盤之外，其實沒有做一些可以為市民福祉更加好的事情，所以市民久而久之都會學得聰明，都希望支持一個民主派的候選人。所以從第一屆開始到第二屆，其實我的票數都有比較明顯的增長，就是大家都會漸漸會發覺到其實我都是在為社區做事的。

「港版國安法」考驗每一個市民的良知

記者：所以其實，你們公民黨的口號叫做越打壓越反彈，這次「港版國安法」可不可以說是另外一次考驗，或者是另外一次考驗人的良知，不但是考驗你們，其實是考驗香港市民的良知的時候呢？

鄭達鴻：我覺得是啊。這次的考驗其實是十分之大的，老實說。以往我們的那些白色恐怖。但現在事實是，白色恐怖也好，實體恐怖也有的，它隨時都會抓你去坐牢。但是問題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在這條黑暗的隧道裡面，究竟香港人為什麼要有動力往繼續向前行呢？你摸一摸自己的心，究竟我們還覺不覺得自己有良知。當每一個市民，摸著自己的心都覺得自己有良知的時候，無論這條路有多崎嶇都好，他都會繼續向前行。這個就是在這個黑暗時代香港人應該有的看法。

政治覺醒起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

記者：你是比較年輕的一代，是什麼時候開始政治覺醒或者政治啟蒙的呢？

鄭達鴻：我第一次的政治覺醒其實是2003年的7·1（50萬人大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那時候我在讀中一、二的階段吧，其實都不怎麼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但那時候2003年又23條、又SARS，整個情況其實就是迫使市民上街。那所以我爸媽帶了我第一次上街。我還很記得在銅鑼灣糖街的一塊地方，我去到的時候是六點多。我看了看天空，看著一條橋，然後又看看前邊，全部塞滿黑衣服（抗爭）的人。

那這個就令我反思到，香港那個政府其實真的做得很差，無論是在哪一方面都是。無論是在政治的層面，無論是在民生的層面，都在2003年的7·1全部爆發出來。23條就是政治層面啦，SARS的處理失當，就是一個民生的層面啦，都是做得很差。所以那時候就迸發出了一個理念就是希望以後可以去從政，做政治方面有關的工作。

中共不可能箝制香港人的思想

記者：現在「港版國安法」其中一個就是要對教育界，甚至英文版和教育大學，或者是傳媒做一些監督。你覺得它們現在用「港版國安法」在香港重新洗腦這一套會有效嗎？

鄭達鴻：如果它覺得這些方法可以改變人的思維，那它回歸都二十多年了，為什麼一直都改不到呢？這就是問題，就是大陸那方面很想用一些思想上的枷鎖，令你只可以學習一些所謂「健康」的信息，排除了所有「有害」的信息。但是，大家會想，人的本性是好奇的。你越不讓他接觸一些東西，他其實越對那些東西好奇。而在一個資訊這麼發達的年代，他總會找到方法去看那些東西。所以這個打壓其實是迸發了香港人對於它們所謂「有毒」的資訊，更加好奇、更加想看。所以說禁書也好，禁言也好，你就算不讓人家唱《榮光永歸香港》這首歌，那人家不就唱數字歌（《榮光》改編）咯。你不可能箝製得到一個人的思想的。

對抗極權 民主派與本土派應更加合作

記者：現在這次泛民的初選，都有52個人參加，很多都是本土派的。你覺得你作為一個公民黨，可能是他們眼中的一個傳統的泛民的大黨。那你覺得你與本土派之間你們的優劣勢在哪裡？

鄭達鴻：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和本土派都有合作的空間，或者和一些（政治）素人，其實在北角，本屆的選舉，我也和幾個素人一起成功將北角翻盤，7席贏了6席，所以民主派和本土派，對抗極權之下其實一定要有合作空間，而我們都做到了，但你問具體上有何區別呢？我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派人士，我覺得沒有大的分別，所謂的一些譬如香港人優先的政策，例如單程證拿回審批權等，這些其實我們絕對贊同，我們在黨綱上這幾年都已經加進去了，所以在我的角度其實不是太大的分別。

面對極權，整天說「港版國安法」只是抓極少數人，其實在極權的眼中，民主派也是極少數，本土派也是極少數，總之，不聽它的意見就是極少數了。那你這幫極少數的人，與其去找一些所謂優劣所在，不如大家認清一個現實，你面對極權的時候，槍口對著你，你會被抓，他也會被抓，不如大家可以以一個更加團結的心態去繼續合作。

立法會達到35+優先 個人考慮放一邊

記者：現在有種說法，如果你們參選而不支持「港版國安法」，就可能立即不能參選，那你在這方面怎麼表態呢？

鄭達鴻：要看回整個，看看它怎麼將「港版國安法」應用在選舉的條文上。我們暫時看到，它都是用「或者」，或者你要宣誓，或者要認同「港版國安法」啊，所以我們暫時在法律的角度，都沒有一個實際的操作能想到的。但是大家要明白，現在這個世界，在這樣的香港社會裡面，其實我們是要一幫從政者，用不同的方法進入議會，繼續將香港人的意志帶入議會，所以之後究竟怎麼去處理，這個可能除了我們要去想之外，其實香港人都要想一想，你期望的從政者要怎麼「擠進」議會裡。

我要和民主派整體去考慮，如果能達到35+（泛民占立法會議員席次過半）這個目標，我相信大家都會可以進了議會再做這件事，所以我們一向的態度就是擁護《基本法》。那麼究竟這個「港版國安法」是如何繼續去對政治人物阻撓呢，其實全世界都能見到，這不只是我們的選擇。

記者：那你自己對這次的參選，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鄭達鴻：我覺得最大的挑戰都是人身安全的考慮，正如剛才所講的，你已經半隻腳跨進了監牢的時候，究竟你站出來，你身邊的人怎麼樣呢？要不要為他們想好後路離開香港呢？現在的考慮真的不是在議事堂衝出去，就算被抓了，可能我坐一個月、坐兩個月就可以出來，而「港版國安法」說的是首腦的人物是十年，甚至終生監禁，所以不能避免的一定是個人安全的考慮。但是我們去到這個香港的歷史關口，個人的考慮一定要放到一邊，否則我們不可以繼續爭取我們的理念，也都不可以繼續保佑香港人的自由意志。

「自由」印在香港人的腦袋裡 沒有任何政權可以抹滅

記者：你覺得香港作為一個，以前上一代是為了逃避共產黨而來到香港，所以他們覺得獅子山精神，是非常值得讓香港人驕傲的，你覺得現在的新香港人，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你們的精神在哪裡可以體現呢？

鄭達鴻：我覺得香港人的精神在過去一年，整個「反送中」運動中最能體現出來。香港人可能在平時，或之前幾年政局不是很動盪的時間，你會覺得香港人只顧著賺錢，生活營營役役就算了。但是到了一個重要關頭的時候，你會見到香港人，除了年輕男女那一代，無論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們都會在一些「反送中」運動的一些場合見到他們。

香港人就是很緊握自己對自由的追求的，因為我們，我經常講，當自由印在了香港人的腦袋裡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的政權，可以把「自由」這兩個字可以在我們的腦袋抹滅了。所以我想香港人在以往由一幫好像很功利的人，其實他們現在很堅持我們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很想在香港繼續實現的。但是現在問題就是，大陸用它那套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時候，香港人怎樣繼續去應對。

香港與大陸制度南轅北轍 變回從前才能繼續發揮價值

記者：現在說，中共的政策是想留港不留人，包括雷鼎鳴就說，換了血更好，樓價又跌了，人們走光了，換了新血進來。你怎麼看如果真的香港的精英走了，香港還是以前的香港？

鄭達鴻：香港為什麼是香港呢？香港那套制度，或者人的思考方式，完全跟大陸是南轅北轍的。香港就是一個中國和西方文化交集的地方，所以孕育出來，其實可能我們有中國的傳統，也都有西方的一些進步思想價值。而你說留港不留人，趕走了原本的香港人，這個地方都不是香港了。西方就不會覺得香港這個地方還可以做到她以往的角色，作為中國的窗口，外資進中國，一定要透過香港這個地方進去。既然大家都會覺得，香港沒有了她的價值的時候，香港在世界上就可能變成一個二、三等的城市了，不是紐約、倫敦、香港，不是這些大型的經濟體的了。

所以我經常覺得，中國的官員是錯判了香港的情況，最可以發揮到香港價值的，就是讓香港變回原來的香港，這才可以繼續發揮香港的價值。

裡應外合 每個人繼續做應該做的

記者：你覺得在目前這個情況下，香港人這個抗爭的路，應該怎麼走？

鄭達鴻：我覺得不同的層面，本地上我們要繼續在一個黑暗的時代，夠膽講出什麼叫事實。現在政權在用不同的方法，去篡改事實，書也不讓在圖書館放出來了，有的口號也不讓講了，遊行又說限聚令不讓我們去。

我們要做一些我們應該要做的事，繼續做。而國際上我相信，世界上會看到香港的情況，其實都有相應的措施，究竟還是不是當香港是一個最優惠的一個地方的待遇呢？這個就要等外國去考慮。我想裡應外合，我們要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國際上會見到香港人的堅持。

民主派如得權 必定比建制派好一百倍

記者：你希望你的參選可以帶來什麼改變？

鄭達鴻：我希望我的參選，會可以告訴香港人，其實即使在這樣的困境當中，我們面對重重打壓，但是仍然有民主派的新一代，夠膽站出來，講一些事實，講一些真相。

我們是會用不同的方法，告訴市民，如果你給我們行政的權力，我們必定會比建制派、保皇黨好一百倍，這個就是我們對於香港其他市民的承諾。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