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7月03日訊】《有冇搞錯》。7月2日。

昨天7月1日，和我們的記者去到維園，在銅鑼灣附近直接見識發生什麼事情，親身體會，有時候會得到一些奇怪的感覺，不太一樣。

首先說，昨天在街上直播，和後來在維園裡面做節目的過程中，見到了不少我們的觀眾，不少人過來打招呼，叮囑我們小心，給我們加油打氣，也有人遞水給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非常感動。當時因為在做節目，沒有辦法和大家打招呼，在這裡說聲抱歉。

和大家直接互動，其實真的感覺不同的。我以前做了二十多年記者，大部分是不露面的。記得在電台的時候，有一次聽眾來信，節目上讀了聽眾的來信，說了我們電台好多主持人的名字，說感謝他們，但沒有我的名字。當時同事開玩笑說，因為我長得太醜。當然這不是真的，我們是電台節目，長得醜又聽不出來，是不是？

雖然這樣，但總覺得有些遺憾。這次回香港，在大紀元做這個節目，其實只有4個多月，就有這麼多觀眾關注了，很感動，說明對大家有幫助。做新聞，這個大概最重要了。多謝大家。

香港政府6月30日晚上11時才刊憲公布「港版國安法」具體條文，並即刻生效。所以7·1當天，有些香港市民也不知道哪些行為會和這個法有關，會「犯法」。其實部分香港警察也不知道，市民做了同樣的事情，有的被捕了，有的被警告，有的警察走過去，當作沒看見，因為警察也不知道，都是當時自己個人的理解和看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這麼說，只要現場警務人員懷疑，是懷疑，你有違反國安法，他就可以採取行動，可以搜查，可以抓人。

我們說，法律的意義，就是大家認可，某一個事情不能做，做了就違規犯法了。必須是清晰明白的，如果是模糊不清，變來變去，當然就失去了所謂法律的意義了。所以劉邦當年打下秦朝首都咸陽，要和當地的老百姓約法三章，所以獲得了支持愛戴。約法三章，就是搞清楚說明白。如果他說，以後我們只有一條簡單的法律，就是我說誰有罪誰就有罪，說殺誰就殺誰，這個更簡單，估計大家不會支持他。

共產黨特別推崇法家，從毛澤東到現在習近平，最喜歡拿法家來講事。但實際上，他們推崇的是法家的嚴厲執行，但法家特別強調的清晰明白的法律條文規定，共產黨不喜歡，因為會限制他們自己。

比如這個「港版國安法」，基本上來說，它不是一個可以認真執行的東西，很多條文規定不是法律的用語，或者把法律無限外延。

比如第四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第29條，其中第5款，「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都是犯罪。

非法方式，引發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對特區政府的憎恨，可能造成嚴重後果。這些都是什麼法律？用合法方式引發就可以？引發是什麼概念？

我覺得梁振英違反國安法了，應該抓起來，因為他引發了我，我是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的憎恨。這些條款，是不是特別可笑呢？

還有第60條，「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員依據本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包括人員和車輛不受香港警察檢查，享有「其它權利和豁免』。

也就是說，以後國安公署人員，不但可以隨意在香港執行各種活動，而且不受香港執法機關的檢查，不受香港法院的管轄，如果這樣，又怎麼維持前面條款說的，國安公署要遵守香港法律？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大陸走私是犯法的，追究起來很嚴重。但80年代中國走私非常嚴重，最嚴重的，就是軍隊部門的走私。因為他們和這個國安公署一樣，不受地方當局的管轄，不受地方海關和警察的檢查。

我見過有北京的軍人，把古董走私到廣東，在廣州賣給香港人。他根本不偷偷摸摸，箱子上直接有軍方的封條，裡面的東西當然不是軍方的，而是他自己的。80年代的時候，一件國寶級的古董，就賣幾萬人民幣，對大陸人來說是天文數字，但現在看實在是賤賣了。而且那些東西，都是文革中造反派抄家搶的。

所以，鄧小平說，中央政府只管軍事和外交，現在加上了國安了。而一旦漏洞出來了，以後只會越來越大，漏洞會自己堵上的。

還有第38條，這個引起各國政府的公憤。38條說：「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分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

意思是外國人違反國安法，都算是犯法。香港和西方很多國家都有引渡條例，所以這個意思是，以後被認定犯法的外國人，不但到香港可能會被捕，香港其實也可以引用引渡條例，去引渡外國人來香港受審。

這個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唯一的結果，是香港和所有其它法治國家和地區的引渡條例，全部失效。這個結果，我們可以很快看到。背後的意思，是世界各國，不再承認香港是一個具有司法獨立的依法治理的地方。

大家想一下，如果各國不承認香港的法律制度，將有什麼樣的後果？各種刑事案件引渡，各種經濟案件，各種其它民事案件，香港的判案，還能不能在其它國家獲得承認？現在中國大陸的各種判決，就不受承認。

如果受到懷疑，甚至不被承認，那麼經濟糾紛呢？商業官司呢？如果經濟和商業官司有問題，那麼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是不是要考慮到香港的風險級別？那麼這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營運成本降得再低，交易成本再低，所得稅率再低，可能都抵不上這種風險上升增加的成本。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昨天說過的。因為香港這個問題，美國可以比較輕易地去形成一個國際同盟。這個同盟不是針對香港，而是針對中國大陸。對美國來說，香港的這個國安法，是不是天賜良機，簡直是中共送過來的一件大禮物。

2018年，中美關係開始反轉，實際上雙方開始拉攏各自人馬，對峙從小事到大事慢慢升級，從經貿、台灣，到科技、國際戰略，一點一點慢慢升級。昨天，美國參議院提議說，要促成和印度聯合軍演。這個什麼意思？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印度獨立之後，尼赫魯任第一任總理，在世界上推動了一個運動，叫做不結盟運動。尼赫魯是這個運動的當然領袖。60年代前，大概有八十多個國家參加這個不結盟運動。不結盟運動，意思是不靠邊，不幫美國，也不幫蘇聯，站在中間，不結盟。

1962年發生中印戰爭，對尼赫魯的不結盟運動打擊很大，因為他要買外國武器，買了很多蘇聯武器，當然就需要蘇聯人幫忙培訓，所以不結盟就被人質疑了。

所以毛澤東後來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對抗的就是不結盟運動。毛澤東認為自己應該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其它兩個世界，一個是美國集團，一個是蘇聯集團。當然這個都是另外的話題了。

但無論如何，不結盟運動還延續了很長時間，尤其對印度來說，這個一直是國策，就是不和其它大國結盟，不選邊。

但現在，印度可能被迫選邊了。印度可能必須要和美國合作，這樣才能獲得美國的衛星情報，才能整合他的導彈、雷達的武器系統。對印度來說，中國威脅太大了，所以必須和別人結盟。會不會這樣，我們可以再看看。

總之，世界局勢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一點都不比1991年前蘇聯解體來得小，後續的影響，也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在這個變局中，香港起的作用，正好是促使大家選邊站隊的作用。

所以我一直覺得，美國對「港版國安法」其實很開心，因為這個國安法越過分，往英國人臉上打得越重，國際社會，主要是歐洲和日本，加上加拿大和澳洲這些國家，就越是情緒上討厭中共，美國吹哨招人，也就越容易。

從這個邏輯推下來，美國一定要，也一定會把這個事件「做大」，對不對。因為事情鬧得越大，就越容易拉幫結盟啊。因此，有網友問我，美國的制裁會不會虎頭蛇尾，或者問，如果民主黨拜登上台，美國會不會就和中共妥協了？

我的回答是，這種可能性很低很低。原因我們上面說了一半，就是美國正要趁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另一半是，美國反共，已經成為社會主流民意。佩洛西昨天出席「港版國安法」的美國眾院的聽證會，已經直接表態了。佩洛西是民主黨眾議院的領袖，也是民主黨的大佬級人物。她「六四」後去過天安門祭拜，中共對她非常頭痛。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這兩天又對川普發出嚴厲批評，認為他對中共態度太軟，太關心經濟貿易了。

當然，根本上來說，美國和中國現在的對抗，已經不是小打小鬧，而是已經上升到一個你死我活的境地了，決定今後誰是世界老大。在這樣的局面之下，香港這個問題，美國怎麼會輕易妥協，或者放棄呢？

中共過去兩年看不清形勢，一直誤判香港問題所帶來的後果。這就是我說的，在香港國安法這個問題上，中共選擇了一個下下策的原因。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