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1958年大躍進時代，三年大飢荒的前期。之所以說「特大疫情」，是因為根據中共醫學檔案資料的記載，當時有十萬人計的群眾被感染，而疫情最嚴重的成都溫江專區的人口也就是幾十萬，受感染的4個專區人口總數也就是一百多萬。

而「鮮為人知」，要「歸功」於中共的專制系統和輿論防控。那次疫情期間，除了中共最高當局知道，疫情地區當局知道外，全國幾乎沒有人知道，連相連市區都毫不知情，國際上就更不知道。

血吸蟲未盡，股份制廁所出台

上個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在大陸就像感冒流行一樣普遍，受感染的人數達千萬人，超過一億的人口受到威脅。1955年，調查發現浙江嘉善縣10戶人家67口人有44人死於血吸蟲病。於是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會議，宣布要把防治血吸蟲病要當作政治任務，人人動手，大搞群眾運動。言外之意，要把消滅血吸蟲病當作階級敵人來消滅。

其實，中共歷次發動的各種運動，都是出自於精明的算計和陰險的政治目的。螺釘是血吸蟲病菌的主要宿主，藥物滅螺，每畝需要500元，江蘇一個省就有300多萬畝，需要15億元，當時最嚴重的疫情省份達12個，共需約180億元。中共掏不起這錢，所以想了個人海戰術的辦法，人工滅螺。

其次，利用防治血吸蟲病的群眾運動，破壞人們思想中的傳統文化信仰。那時，疫區的群眾普遍建造神廟佛堂，拜神懺悔，祈求上天免災。中共自詡為神，用革命運動替代天命，號稱自己才是人民大救星。哪能容得了這些？

黨的一聲號令，各宣傳隊入村入戶進行思想動員，要打倒封建迷信，號召人們徒手土埋滅螺。南方疫災嚴重地區的群眾熱火朝天，江蘇幾百萬人每天不分晝夜，連續20多天，大搞滅螺釘運動。土埋螺釘要挖地開溝，據檔案記載，江西餘江縣一個縣，兩年三次滅螺總投入民工3.6萬人，共計231萬個勞動日，填老溝347條，開新溝87條，共計716華裡，填舊塘503口，搬運土石方416萬方。至於挖溝填塘是否破壞了地表結構與土壤，對耕田、灌溉與植被是否有惡性影響，中共一概不管。

中共還藉此開展了廁所公有化革命。餘江縣廢除了2600多個私人廁所。建造200多個公共廁所，所用資金靠群眾個人入股集資，每股2元，糞便收入分紅。這真是天下奇聞，1953年，中共把農民鬥地主得來的土地收歸國有，幾年後，卻搞了個股份制廁所。中共欺騙農民太離譜了，排泄物要比農作物貴？但是，真的就有人信它、跟著它表演種種荒唐。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面紅旗──記江西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的長篇報導。當日，毛澤東寫了兩首《送瘟神》詩歌。中共宣告防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事實上，上個世紀從50～80年代，血吸蟲病大陸依然嚴重可怕。不僅如此，就在中共黨魁宣稱「勝利」送走瘟神的半個月內，一場特大瘟疫已經悄悄布局四川成都溫江地區。

特大疫情爆發，中共嚴密封鎖信息

1958年早稻夏收季節，四川溫江專區（現成都市溫江區）清平鄉突然爆發一種傳染病，很多城鎮居民及人民公社社員，中小學師生被報告有高熱、畏寒、頭痛、肌肉疼痛的症狀，重者有咯血現象。

這些人多為青壯年，因大生產運動，他們都響應號召下農田參加「三搶」，數日後，500人感染，疫情迅速波及溫江縣12個鎮，感染人數上千名。患者如有肺部出血，馬上就會猝死。重症者從發病到死亡僅12小時。很快上百人死亡了。

因為疫情特別迅猛，中共四川當局立刻封鎖了通往溫江的水陸空交通， 但因出於不給黨中央放「疫情衛星」的政治考量，疫情屬於重大政治機密，消息不得外露，因此外界並不知道實情，只是向中南海直接做了彙報。

緊鄰的成都市區依然毫不知情。甚至在衛生部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這個和防疫部門有密切關係的單位，技術人員們也只是偶有風聞而不知其詳。那時，沒有現在的互聯網，中共封鎖消息相當容易。

耽誤一個月，感染數以萬計

疫情從7月初就有零星發作，溫江、雅安等專區有小規模的流行 ，死亡者發現肺部有瀰漫性出血。四川省當局決定在蒲江和溫江兩縣防疫站，成立專業檢驗組，研究疫情，尋找病原體。

省專業檢驗組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研究和調查，沒有得出明確結論，但是排除了鼠疫桿菌的可能性。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不是鼠疫，也沒有明顯的呼吸道感染症狀，沒有發生黃疸，就不太像是鉤端螺旋體病。因此專家們糊塗了。耽誤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感染已經數以萬計了。

直至8月上旬，中共當局無奈之下才從北京和上海調來數名專家與防疫人員參與調查和研究，這些專家們分析說有可能是一種變異流感病毒感染。四川省得到了來自首都專家的分析，立刻成立了流感病毒檢驗組，從8月10日起開始投入工作。

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專家們的診斷是錯誤的。

昔日海歸成右派，「戴罪」確認鉤端螺旋體病

溫江特大瘟疫病原體的真相，最終是由國家一級研究員、著名微生物學家陳廷祚發現的。但這位專家是中共認定的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也正因為如此，他對此次特大瘟疫研究的結果被中共懷疑、否定與延擱，從而延誤了對疫情的有效控制與對患者的救治。在中共的眼裡，政治站位始終是第一的，百姓的生命如草芥般不值憐惜。

陳廷祚原為民國重慶政府歌樂山中央醫院、中央防疫院醫生，1947年赴歐洲留學師從諾貝爾獎得主、享譽國際的鉤體權威教授博格﹒彼得森（C. Borg Petersen）。但非常不幸的是，陳廷祚在歐洲求學期間受到中共謊言迷惑，1948年祕密接受中共邀請，1949年中共竊政後回國，任職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

接下來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陳廷祚和那些聽信了中共謊言的民國科學家、大師們一樣，留在了大陸成了可供中共隨手宰殺的羔羊。1958年初，陳廷祚被大連生物所內定「右派」，然後「戴罪」來到成都生物所工作。

8月14日，陳廷祚碰到所裡燕真副所長，聽他說了溫江特大疫情的臨床病症，判斷症狀像是鉤端螺旋體病。8月16日，當時的疫情正在迅猛擴展，所長派人給陳廷祚送來了疫區12例患者的全血樣本，要求儘快進行檢驗，以解決中南海的燃眉之急。

陳廷祚於是在一棟簡易的閒置房中，連夜搭建了「鉤端螺旋體檢驗室」。沒有助手、設備，解剖等髒活粗活都是自己做。妻子做好飯，大女兒送去實驗室。一天一夜，12例患者的全血樣本凝集溶解試驗效價有10份陽性，這是一次集體感染的鉤端螺旋體病。

但因陳廷祚是「戴罪」身分，他的研究成果，不被省衛生當局認可，自己更不能參會彙報。燕真將檢驗結果彙報到專家組，遭到了專家組的否決，專家組仍然認為主因是流感。專家組向上級彙報，等待上級從北京派鉤體病專家來四川核實。

8月24日，北京方面派了一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來到溫江，但陳廷祚並沒有見到此人。

8月27日，陳廷祚在一隻用患者全血接種的豚鼠身上取得了鉤體病的血清證明。自此後，陳廷祚對那場溫江特大疫情的後續情況就一無所知了。

1958年：鉤端螺旋體病造成上萬中國人死亡

直到32年後，燕真在一封信裡向陳廷祚揭示了真相：那位學部委員將陳廷祚所有的研究資料帶回了北京，宣稱自己三天確定出了已經流行近2個月的疫情病原體方向──鉤端螺旋體病。

鉤端螺旋體病是一種人畜都可感染的病症，通常由染病動物的尿液或被染病動物尿液污染的水傳播，接觸到人的皮膚、眼睛、口腔、鼻孔等而染病。田地裡的野鼠類動物是主要的宿主。魏氏病和嚴重肺出血症候群等重症的死亡率，即使經治療，仍達10%以上～50%不等。

溫江那場特大鉤體病到底死了多少人？據《成都方志》記載：至1958年9月4日，該病在雙流、蒲江、大邑等縣的140個鄉鎮爆發，病患達9810例，131人因大咯血死亡。

但據赴川調查的那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記載，有數以10萬計的群眾受到感染。陳廷祚的家人記述有「數十萬人群感染」。當時的人們普遍吃不飽飯，面黃肌搜，抵抗力較差，就按10萬人感染，10%的病死率來計算，也有1萬人的死亡數字。

在不少國際級、專業級檔案中，中共對1958年溫江那場特大瘟疫也只是一筆帶過，沒有提及具體死亡數字。而在文宣口徑裡的那場大疫，什麼可防可控、全面消毒消殺、決定性勝利，愛國衛生運動大熱潮，齊上陣，中共儼然是個戰勝者。把喪事辦成喜事，由來已久。

上報檢驗成果後被正式認定「右派」

在陳廷祚等待京城專家的過程中，也就是1958年8月16日～8月24日期間，他被公開正式認定為「右派」。由此人們不難聯想到，為什麼2003年SARS期間，北京301醫院的蔣彥永講出真話後被軟禁至今；武漢肺炎期間李文亮講出疫情真相後被訓誡、死亡。

在中共治下，不講真話，百姓遭殃；講真話，自己遭殃。中共的黨性永遠都是對人性的吞噬與侮辱。

據陳廷祚的女兒陳建源揭露，陳廷祚被正式公布為「右派」後，被降職兩級，幹著中專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大飢荒時期間，陳廷祚全身水腫，連鞋都穿不進去，全家吃糠咽菜熬過來了。兒孫兩代被下放，被剝奪上大學的機會，連在城裡當工人的機會都沒有，陳廷祚的兒子因此而英年早逝。

2009年，92歲的陳廷祚在香港出版敘事回憶錄《陳情表──建國海歸PK院士五十年》一書，披露了半個世紀前的那次特大瘟疫真相。

中共是禍源，遠離中共才是福

武漢肺炎惑亂全球至今，中共在國內不但極力遮掩疫情真相，在國際上還四處推責，打造戰疫成功的領袖形像。吹牛的噪音還未落盡，嚴防死守的北京疫情再起，目前，中共依然宣稱疫情已控。

參照歷史，人們應該更為警醒，中共的生命的構成本質上就不具備講真話的基因。它是由恨組成的低靈生命，目的是為了毀滅人類。信之愈深，引禍愈甚。認清中共，遠離它，才會有福分。

主要參考：

陳廷祚：《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探索追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明慧網／責任編輯：李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