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種族問題是頑疾 美國時代仍將持續

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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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25日訊】《有冇搞錯》。6月24日。

我這次回香港之前,在美國住了快20年。最近美國發生了很多事情,但我在這個節目中,一直都沒有談過美國社會上這些事情。這是有原因的。

美國的事情,尤其是美國種族問題,美國的社會問題,其實相當複雜。因為它涉及貧富懸殊,涉及宗教和種族,也涉及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種左右的問題,最難處理的,是它涉及到人類非常固執的思維偏見的問題。

這些問題,說起來似乎是社會科學的邏輯,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人類感情、情緒和其它非理性的範圍。所以特別不好說。

大家知道,我們討論大部分事情,都需要有一個共同點,有共同的認識,然後使用某些公認的邏輯方法,然後才能交換意見,才可能達成某些溝通的效果。但涉及到立場,涉及到感情和情緒的時候,不但往往難以有最初的共識,甚至連我們通常所說的邏輯,恐怕都難以找到同一個。所以,這些問題討論起來就非常困難。這也是很多的美國的知識精英,這些所謂的理性主義者,現在不願意出來說話的原因。

「一加一等於二」,這樣的理性邏輯問題,當然很容易得到共識。但比如現在美國,談到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如果有人說「不光黑人生命重要,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All Lives Matter」,邏輯上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放在現在這個既定的社會和語言環境下,可能就有問題了。

因為當你說「所有生命都重要」的時候,這句話內含的意義,是不是有否定「黑人生命重要」的意思或者意圖呢?比如說,如果我們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對待,說法律對我應該平等,有人在旁邊說,法律對所有人都應該平等,話是沒錯的,但很可能,他的意思是偏向否定你的。所以這個時候,大家通常選擇不說話。

語言本身是一種理性邏輯,是一種工具,它是用來表達我們的看法和觀點的,而我們的觀點,在大部分時候其實是立場和情緒決定的,不是邏輯決定的。所以語言在很多時候是非常蒼白無力的,尤其是我們特別固執、特別情緒化的時候。

但無論如何,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還是應該談一下,試著去解釋現在這些事為什麼發生?以及對我們,對香港,對中國,有什麼啟示的作用。

美國現在發生的社會問題,其實有兩個。第一,是種族歧視;第二,是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矛盾;第三,是極端左翼希望激化階級鬥爭。

首先是種族和種族歧視。

美國有沒有種族歧視?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其實都存在種族和歧視的問題。但就我所見,美國沒有制度上的歧視問題,但種族問題確實存在於社會上。黑人在美國平均收入低,教育程度低,但犯罪率和被判刑入獄的比例高,死亡率也高。這兩高兩低,當然有社會頑固的種族歧視的原因。

美國有一個教育平權法案,就是根據不同種族,學生進入大學的分數是不同的。受影響最大的是亞裔。比如大學要SAT考試,前兩年SAT考試滿分是2,400分,亞裔學生,比如華裔學生,考到2,300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進入常春藤的。但如果是黑人學生,可能1,800分就可以了,考到這個分數,很可能還有獎學金。

我們家的小孩就是這樣。他們高中,考同樣分數的黑人學生,可以去耶魯,他們只能去州立的公立大學。很多亞裔人對此不滿,但我認為這個政策是應該存在的。因為這個政策,可以對現在社會現狀進行平衡。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我為什麼一直不想談這個問題,因為北美觀看這個節目的,基本上肯定是華裔人士,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會罵我。

美國黑人大部分居住在大城市中,在中西部中小城鎮,黑人的數量就相對少多了。大家都知道,美國黑人是歷史上被賣到美洲的奴隸,南北戰爭之後解放了奴隸,但社會地位仍低,完整的投票權還要幾十年後才有。教育程度低,沒有生活安全保障,所以多聚居在大城市裡面,慢慢就形成了所謂的貧民區。

收入低,稅收就少,稅收少,社區投入、學校投入就少,富人或者中產階級就更不會搬進去,惡性循環。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還有文化甚至種族自卑的問題,青少年看不到出路,所以更容易自暴自棄。

其實這個問題,不僅是黑人的問題,拉丁裔,就是南美移民也有。所以,教育平權法案,就是為了鼓勵通過教育改善社區狀況的一種方法。但實際上,教育平權法案可能改變了區內有些人的狀況,但卻改變不了社區,因為具體的人,一旦情況改善,他們會搬離這個區,到中產階級社區去了,社區還是窮人社區。

貧民區的孩子,因為看不到出路,犯罪率就高。警察通過自身的經驗,在遇到不同的人的時候,也一定會採取不同的態度。因為他的經驗告訴他的,黑人犯罪率高,所以往往就容易採取更為戒備的態度,更敏感、更緊張。於是,警察對待對待黑人也就更嚴厲。

我在美國見過很多極為優秀的黑人。事實上,我在全球各地見過的黑人,最優秀的都是在美國見到的,在歐洲見的很少。

但這不影響我們剛剛說的社區惡化的問題,因此也就影響不了警察對黑人態度的問題。捫心自問,如果我們自己是警察,如果遇到的嫌疑人一半都是黑人,我們也會根據外表的最初印象去反應和採取行動的。

第二個問題,是貧富懸殊。美國基尼系數,去年大約是0.47左右,這在發達國家中是很高的,通常歐洲只有0.3以下。當然,基尼系數只是表象,美國社會有非常強大的保守主義勢力,不承認貧富懸殊會帶來太大問題,這是美國的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中國大陸、香港,甚至台灣,貧富懸殊的問題都非常非常嚴重。最嚴重的,我認為是號稱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已經不公布基尼系數了,即使純粹以經濟考量的社會懸殊,中國已經是非常大了,再加上還有制度性的所謂官員福利和其它特別待遇,這種懸殊的狀況,可以說是世界最嚴重的。

我是這麼看這個問題的。人類有兩大基本需求,第一是安全,第二是發展空間。所有年輕人都想賺更多錢,過更好的生活,這是一種正常的基本慾望,這就涉及到空間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人類同時需要安定,要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都是安全問題。

這兩大需求,其實是社會平衡的兩隻腳。沒有發展空間,尤其是年輕人沒有發展空間,社會將會停滯不前,社會總效率就越來越低;沒有基本安全保障,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則社會穩定就一定出問題。

這其實就是陰和陽的關係。

回到美國。前些年有一位民主黨的學者出了一本書,我忘記作者名字了,但他曾是克林頓政府的一個官員。他在書中這樣形容,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很像是美國社會的爸爸和媽媽。共和黨要減稅,認為每個人都要奮鬥,為自己負責。很像家庭裡面的爸爸,鼓勵兒子出去闖蕩,自立門戶,平時也傾向去表揚和鼓勵敢闖的兒子。但民主黨更像是媽媽,關心家裡最小的孩子,關心大家的安全,也會拿錢支持家裡最弱的孩子。

這就是兩隻腳。爸爸鼓勵發展空間,或者我們直接說他負責處理發展的慾望問題,而媽媽關心弱者,更關心基本安全保障。媽媽可能總是要賺得多的大哥,去接濟賺得少的弟弟。

所以民主黨要加稅,增加社會福利,建立全民醫保等等。陰陽平衡,就像兩隻腳都發揮作用,才能進步。

美國社會現在撕裂嚴重,有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也有人認為是全球社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其實就是陰陽不平衡的問題。因為資本主義這個右腳,和社會主義這個左腳,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有不平衡的問題。

美國從里根總統開始,基本上是共和黨的資本主義路線為主,就算是克林頓政府時期,仍然還是右派路線,他是民主黨中的右派。奧巴馬時代,正逢金融危機,政府迫不得已,必須拿出錢救濟大企業,量化寬鬆,多發鈔票,結果還是資本家得益。資本主義體制,社會運作的核心是資本,就是能夠賺到錢的錢。所以多發鈔票,金融資本當然得到大利。

但同時,失業增加,工資降低,經濟危急加上政府救助,可能反而加劇貧富懸殊。這是這一波社會撕裂的重要原因。正因為這樣,才有Antifa這樣的極端左翼組織出現。但我認為,極端左翼運動不會維持太長時間。因為美國這個制度,具有極大的彈性和自我修正機制。

其實,用這個角度去看歷史上的中國也可以。我們把發展空間和安全,重新定義一下。人類特性,一要個人奮鬥,社會效率與此有關,但人也需要基本安全,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初建,人口少,耕地多,皇帝下令恢復生產,每人給一塊地,鼓勵增產,減少稅收。這是共和黨的政策,就是資本主義的政策。三五十年後,情況發生變化了,勤儉的刻苦的或者精明的人錢多了,收購了不刻苦的人,或者是運氣不好的人的地,貧富懸殊開始出現了。

然後有錢人家的孩子讀書,科舉然後當官,整個政府和富裕階層重度連結,政策傾向有錢人。社會分化,社會撕裂開始。通常這時會有人發現問題了,要改變,這就是中期的改革。宋朝王安石,明朝張居正,清朝的李鴻章那幫人,都是這種所謂改革派。但專制體制的改革,必須通過政府本身,就是有錢人的孩子去改革有錢人的利益,當然行不通。所有的改革,最後變成對富裕階層更為有利了。這個時候,朝代往往到了一百多年左右了。

後面就是黨爭開始。其實就是有錢人之間開始分化。

最後貧富懸殊過於嚴重,社會極為不穩定,暴亂、動亂開始,外患內憂源源不絕,帝國於是滅亡。

現代民主社會,發明了一個選舉的機制,所以過三五年,政府就發生改變。比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關心不同的東西,輪流執政,相當於左腳和右腳分別邁進,於是社會本身能夠平衡地進步。

中國大陸沒有這個機制。毛澤東時代比較極端,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開始邁出右腳了。然後政府官員經商,然後官商結合,然後貧富懸殊加劇,然後階級固化,然後社會出現不穩定。共產黨和專制皇帝體制一樣,只能通過既得利益階層,以削減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平衡左腳的落後,這當然不會成功。胡溫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後慘敗,就是這個原因。現在中共想通過再次國有化來平衡收入不均的問題,最後只能加劇問題。這是人性使然。

其實香港也非常類似。香港政府,政府官員和大企業關係過於密切,所有政策都偏向既得利益,社會貧富懸殊嚴重,階層固化,穩定必然出現問題,但這個問題卻不是現有制度能夠修正改變的。

回到美國。其實美國的情況,現在並非第一次。上世紀60年代末 、70年代初,美國嬰兒潮那一代長大後,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在美國反越戰、嬉皮士、反社會傾向和無政府主義也極為嚴重。70年代和80年,美國出現了嚴重的社會治安混亂,一直到1981年里根總統上台之後,美國重新邁出右腳,經濟重新開始發展,才慢慢好轉。

那個時候,就是70年代,美國問題比現在嚴重得多,美國經濟在產業上沒有任何優勢,汽車電器被日本超越,機械製造被德國超越,服裝被意大利搶走了,貿易逆差,政府赤字等等,但到了90年代末,美國因為新經濟型態再次繁榮起來。這一次,美國的問題遠沒有當時那麼嚴重。

所以,我更看好未來的美國經濟。美國企業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認為,世界已經進入新經濟時代,很少有人認識到,他認為這個新經濟時代是創新型經濟。杜拉克在2000年的書裡面說,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個半國家進入這個新時代,一個是美國,半個是日本。創新經濟體制,有很多結構性的要求和特點,基本上只有美國具備。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總結來說,美國現在出現了問題,而且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我認為,以美國彈性極大的具有自我修復的體制特點,應該會很快解決。二戰之後,世界進入了美國主導的時代。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這個世界仍將是美國時代。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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