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24日訊】香港大埔區新進區議員文念志，是個九零後青年，他是新界原居民，第25代文氏家族成員。文念志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梁珍專訪時談到他10年來的從政之路。

他說選擇參政是受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啓蒙，當時他還是個中學生，被網上認識的義工邀請，發放反高鐵的傳單。2011年他開始在民主黨北區幫忙，做一些選舉和地區的工作。2013年他跟著師父區鎮樺議員入行，2015年曾經參選區議員，由於經驗不足而失敗。之後4年他沒有放棄，繼續在地區工作，去年在大埔區頌汀選區成功當選。他說，「這次選舉的結果，香港年輕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淚，所以我們每一票、每個議席都是有血有淚。」

文念志談到經過反送中運動之後，香港整體政治環境的改變，「熱衷於了解政治的人變多了，甚至很多人想為這個社會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識改變了，可能到街上買個麵包、買一枝筆、買杯飲料，都會想一想，這是不是一個黃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個黃色的經濟圈？如果這是個藍店，我繼續光顧它，是不是助長了它的聲勢？大家會有這種構想和反思。」而且香港市民比以前更加有人情味，更願意將心比己。

自上任後，文念志感覺被警察針對著，3月8日那天，一個指揮官撥開他前面很多人，專門瞄準他的頭噴胡椒噴劑，在場的人看到後都很吃驚。他說，警察追著區議員去濫捕，而且施加暴力。「很無奈，警察現在無需理由就可走過來抓你。」

自參選後，文念志已經兩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去年11月2日在維園；第二次是3月8日，他正式上任3個月左右，兩次被捕給他的感覺是警暴從來沒有停止過。

他說，鄭麗瓊議員是他們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輩，警方用意圖煽動的罪名抓捕她，他認爲警方很無理，也很明顯是針對性的打壓。

文念志在大埔一間名校念過7年中學，對其感情很深，讓他難忘的是，去年9月7日，在大埔墟火車站，一群中學生想組織一個相當和平的人鏈活動，然而警方卻出爾反爾，先假扮撤離，然後突然襲擊，警察用警棍打傷了他的中學師弟朱同學的頭，他就在旁邊目睹這一切，卻無能爲力，很悲痛。朱同學身心都受到很大傷害，還留下創傷後遺症，無法再留在香港，連DSE（中學文憑考試）都沒考，就離開香港。

目前政府推出防疫令，多於4人在公眾地方聚集，就要抓捕。對此文念志指出，「有一幫無恥的執法部門打蛇隨棍上，以這個防疫令為藉口，將權力無限擴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罰單。」他說，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其實是想令我們害怕，想令社會瀰漫一種白色的恐怖。」

他希望所有新當選的民主派同事要堅守地區工作，不要鬆懈，要爭取下一屆也能贏，守住票源。「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們才有機會取勝，希望大家都謹記。」

文念志談到，新當選的民主派區議員很辛苦地在做事，小區有確診（中共肺炎）個案時，他們都急忙衝過去看清潔的工序和送去隔離的工序。在現場看不到那些建制派的落選者在做事，而且那幫人還經常在社交平台上撒謊攻擊他們，都是無的放矢、很不要臉、很可笑。

而從去年12月20日之後，當他出入時每天都有人監視、跟蹤。「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幫人，他們是一隊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時段，去跟蹤我這個目標。」他說，「我不會因為你們的出現而害怕，如果政權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懷，我不是這一類人。」

他表示，因為反送中運動，香港疫情沒有大爆發，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做得好一些，早一點把握黃金時機、早一點全面封關，確診的人數會更少，可能就不需要現在這種強制的防疫令。

對於香港的前景，文念志相信香港會恢復過來的，「康復香港時代抗疫」，這句話是他的一位選民說的，這位選民的岳父母是選區裡一間茶餐廳的老闆，在區議會選舉時，他專程從美國坐飛機回來投票給文念志。2月初的時候，香港口罩很缺乏，他從美國快遞了7,000個醫用口罩給文念志，讓他分發給選區的居民。這件事讓文念志很感動。

抗疫開始時，香港口罩供應很緊張，文念志指政府不作爲，整個抗疫的工作畸形，如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線的清潔工友，很多人沒有口罩戴，很可悲。他和同事們盡力做了很多事，如團購口罩，先用僅有的錢去買，不賺一分錢賣給街坊，他們賣55元一盒時，藥房已經賣到二百多元了。雖然吃力不討好，因爲排隊的人很多，每次很快就會派完，派發多少都不夠，但是他說，「我們真是做到問心無愧，盡了我們的全力。」

雖然由於疫情，香港出行的人少了，但是文念志表示，香港人抗爭的心沒有變，在溝通群組或不同的圈子裡面，大家仍然在研究抗爭的策略、方向，沒有退卻，而是在蓄勢待發。文念志說，他是不會怕共產黨的，當他3月8日第二次被捕、被警察抓住壓到那一刻，他喊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共產黨，我不怕你的！」他相信，「天滅中共」這一天會到來，他等著這一天的到來。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第25代文氏家族成員 「大埔仔」

記者：最近我們推出了一系列區議會區議員的採訪，叫做「區區有理講」。今天我們請來大埔新進區議員文念志先生，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文念志：我的選區在大埔頌汀，這個選區是比較特別的，因為它包括了市中心的一些屋苑、富亨村，一些居屋和一棟公屋，所以在整個結構、地理上比較特別，與其它選區有些不同。

記者：你和這一屆的很多區議員都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很年輕，九零後，而且你還是新界原居民，文氏家族成員，你是第幾代？

文念志：如果按族譜和輩份，我應該是第25代（文氏家族族人）。

記者：所以你對新界、對大埔（很熟悉），是一個「大埔仔」。

文念志：是，絕對是。

記者：請講一下大埔有什麼特色？

文念志：大埔給我的感覺就是不會令人肚子餓，就算深夜也會有宵夜，有東西吃。以前我跟我師父區鎮樺議員一起去做事，比如有時我們走遍整個新界東去掛橫幅，去到沙田、將軍澳、上水等其它地區，它們給我的感覺是到了晚上，例如到了凌晨12點的時候，肚子餓就找不到東西吃，但大埔卻不會這樣，住在那裡的人都很幸福，因為居住環境好、有人情味、交通也便利。

受反高鐵運動啓蒙 從政十年

記者：爲什麽會選擇去參政？

文念志：選擇參政，開始對政治有觸覺的啟蒙是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六、中七的學生，也不知道反高鐵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只是覺得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興建這個基建。我還記得那時用網上的溝通平台MSN認識了一些住荃灣的義工，他們邀請我去荃灣派發一些反高鐵的單張。

當時我覺得派單張不難，但如果有街坊問到為什麼反高鐵，我怕回答不出來，用了幾個晚上去做功課。當我派完後，感到有些街坊是不明白才到街上拿我的單張，他們也追問我一些問題，我很慶幸那時候沒有答錯什麼。

後來2011年我在民主黨北區，那時候還沒有入黨，純粹是幫忙選舉工作和做一些地區工作，跟進一些個案。2013年我去了大埔，認識了我師父區鎮樺議員，他帶我入行，也教了我很多東西，我跟了他6年。2015年我曾經在大埔的一個選區參選，但那時自己可能是經驗不足，輸了。這4年來我一直沒有放棄，繼續在這個地區工作。這次選舉的結果，香港年輕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淚，所以我們每一票、每個議席都是有血有淚。這是我10年來的從政之路。

記者：現在香港的年輕人讓全世界都關注香港，為什麼你肯走出來，還比別人多走一步去參政呢？到底生命中什麼事情，使你不同於其它國家或大陸同一代的人？

文念志：令我感慨的是從去年六月份開始，見到很多年輕人走出來抗爭，他們有的比我還年輕，正在讀中六準備考DSE（中學文憑考試）、或大學一年級，但他們站得更前，出的力更多。作為年長幾年的年輕人，我覺得慚愧，希望在不同的崗位上可以出一份力，包括參選區議員。他們抗爭有抗爭的路，我也希望在地區上、在地區服務上去改善，例如改善大埔區交通、環境衛生問題、屋苑管理問題，這些都是我當選之後慢慢逐步去改變。兩者是環環相扣的，即使有抗爭也不代表地區工作會少做；或者做了議員的工作、地區的工作，但如果有抗爭的運動，還是會參加。雖然身分不同，但初心沒變。

警暴從未停止過 區議員被濫捕

記者：你剛剛上任4個月，從當選為區議員到現在6個月的時間裡，你已經兩次被捕了？

文念志：第一次被捕時我還沒有當選，是11月2日在維園，我只是一個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最近一次被捕是3月8日，我已經正式上任3個月左右。這兩次被捕給我的感覺是警暴從來沒有停止過。自上任後我的感覺是被警察盯著，他們追著區議員去濫捕，甚至施加一些他們所謂的合理暴力。3月8日一個指揮官對著我的頭射胡椒噴劑，他面前還有另外兩位大埔區區議員，最前面還有一班記者，他撥開所有人拿著胡椒噴劑就瞄準我、對著我的頭噴射，大家看到後都大吃一驚，其實我前面還有很多人，他本來可以選擇驅散其他人，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撥開所有人，瞄準我來噴。

記者：當時你有什麼感受？

文念志：胡椒噴劑我已經受慣了，不是第一次被噴，當時很多人攙扶我，也有義務急救員幫我急救，把我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幾個人輪流陪伴我，為我治療。剛被噴到時我的眼睛、鼻子的確很痛的，我知道不能用手揉它，只能讓那個感覺慢慢消退，但是是痛苦的，真的很痛苦，我感到麻、熱、辣，眼睛睜不開，鼻水鼻涕全部流出來，又咳嗽，眼睛周圍都紅了。

記者：可能心裡更加痛？

文念志：我覺得就是警察想羞辱我、針對我，我被你射了（胡椒噴劑），那又能怎樣呢，我依然在那裡。我不會因為你向我開槍，我就後退。那天晚上我就被捕了。

記者：現在看到很多區議員被捕，最近鄭麗瓊議員也受到國際關注，警方用了64年前的一條法律來抓她，所以有人擔心23條立法重來。其實你們當選本來是很快樂的事，你想為地區工作，但現在你被控兩條罪行，可能面臨還押的情況，那麼你自己的心情怎樣？你覺得你們區議員為社會服務這個工作是不是很困難？

文念志：我第一次被捕之後，家人、街坊、議會的同事、朋輩都提醒我，希望我再謹慎些去做事。始終人民選你出來，是希望你能代他發聲，而不是見到你被拘捕。我有一個想法，真的有一天我要還押的時候，我心裡會很過意不去。因爲對街坊來說，在地區服務方面，我是缺席了，哪怕一星期、兩星期、三個月。

但有時我見到抗爭的場面，我會先考慮手足、小朋友、或抗爭者，為什麼我會比他們站得更前，是怕他們有事，我純粹是站在一個監察警方行動的位置，但是很無奈，警察現在無需理由就可走過來抓你。就好像你剛才說的鄭麗瓊議員，我以前在民主黨裡認識她，瓊姐，我們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輩。警察認爲她有意圖煽動，便去抓捕她。作爲議會同事，我們覺得警方是很無理的，也是很明顯針對性的打壓。

我們在這三個多月以來，接觸了不同的政府部門，談及不同的民生事務，比如，哪條渠道，哪個喉管，哪條交通線需要作什麼改動。有熟悉的政府部門的一些同事告訴我，其實這一屆政府不會怎樣和我們合作，已經出了「口術」，因爲民主派贏了，所以有些事，政府就專門刁難、怠慢、甚至拒絕跟你合作。我覺得如果政府有這個取態，真是很可惜，我們是人民授權進來（區議會）的，我們贏的時候，政府不跟我們合作。輸打贏要的政府，真是很可悲。

目睹中學師弟被警察打爆頭

記者：你是讀教育大學的？

文念志：我的教育碩士學位，畢業後是不可以用來教書的，純粹是我個人喜歡的科目，公共行政和管治的科目，一年制的碩士課程。那時都挺艱辛的，因為我從2014年9月讀那個課程，正值雨傘運動開始，我第一學期應該是沒上過課，所以要應付那些考試、那些論文，都是之後自己再去補回，慢慢讀，慢慢學，慢慢溫習，才追得上那個進度。老師不會理你的，你有權選擇不去學校，你可以繼續罷課，但是那個教學進度是要繼續的。

記者：你唸碩士時應該有很多同學，他們可能在做其它職業，你選擇做區議員，背負著兩條罪命，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他們對你是什麽看法？

文念志：有部分和我很熟悉的，他們真是覺得很自豪，身邊有這樣的朋友，這麼勇敢，願意走出這麼多步。而跟我最熟悉的，不是大學同學，應該是中學同學，我中學的師弟妹，始終中學的感情是最深厚的。那7年裡，也是在大埔，在大埔一所算是首屈一指的名校。有時看到師弟妹願意走出來，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

記者：（反送中運動期間）很多衝突都發生在大埔，最初主要在港島區，或是尖沙咀，後來大埔也很多了，包括開槍事件也在大埔發生，你自己在現場經歷了很多，有沒有一些特別難忘的經歷？

文念志：一定有，應該是去年9月7日，大埔墟火車站，當時，一群中學生想組織一個人鏈的活動，其實是相當和平的。但是警方出爾反爾，先假扮撤離，然後兩隊警察從火車站的另外一條山路衝下來。當時警察用警棍打傷了我師弟朱同學的頭，我看到那一幕，就發生在我身邊，但我完全救不了他。朱同學身心都受到創傷，再也不願意留在香港，我的認知是他有些創傷後遺症，去了另一個國家生活和發展，DSE都不考了。那一刻，那一幕，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因為自己都覺得很悲痛，那位師弟倒在地上時，他跟我說：文念志，我認識你，我也是讀迦密柏雨中學。但我無能為力，救不到他，在那一刻，我是很悲傷的。

記者：我也記得這個故事，大家都沒想到，他完全沒做任何事，兩手空空，就被打了。

文念志：沒錯，沒錯。

經歷反送中 港人改變 想爲社會出力

記者：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你所看到的香港發生了什麼改變，包括大埔？

文念志：首先，整體香港的政治環境是，熱衷於了解政治的人變多了，甚至很多人想為這個社會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識改變了，可能到街上買個麵包、買一枝筆、買杯飲料，都會想一想，這是不是一個黃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個黃色的經濟圈？如果這是個藍店，我繼續光顧它，是不是助長了它的聲勢？大家會有這種構想和反思。

大埔的改變就是大家更守望相助了，我們區議員有些不同的溝通群組，也有些不同的義工溝通群組，大家都盡心盡力，希望能改善地區上不同的問題。我是大埔其中一個選區的區議員。有很多不同的社區問題、地區問題，不論是交通還是環境衛生問題，其實都需要不同的議員、不同地區的拍檔互相合作。例如有一個想法後，大家都願意拿出來討論，然後很快就得到一個共識。

其二就是，大家會願意將心比己，比如你有些什麼難處，大家可以怎樣遷就一下。我覺得在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人未必會有那份人情味，而這9個月來，大家學習到什麼是真正的齊上齊下。

港人抗爭心不變 政府借防疫製造白色恐怖

記者：現在這個疫情，令到很多抗爭活動都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見面也少了，你覺得香港人這個爭取的心有沒有改變？

文念志：沒有，我不相信有變，現在因為大家著重於整體防疫、或自身的健康上，所以真是很聽話，不出來。我早上來這裡之前，在大埔的一個巴士站那裡數巴士的數目，的確發現出行的人數是減少了，包括是上班上學的人少了。但是在我的溝通群組、或我認識的一些不同的圈子裡面，我覺得大家其實仍很熱衷（參與抗爭），即使有個疫情在，大家都在研究，一些（抗爭的）策略、方向，我覺得大家都沒有退卻，大家在蓄勢待發。

記者：現在政府說多於四人在公眾地方聚集，就是犯法了、要即時收監6個月等，那你覺得政府會不會進一步打壓香港的示威遊行？

文念志：我認為政府推出的防疫令，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有一幫無恥的執法部門打蛇隨棍上，以這個防疫令為藉口，將權力無限擴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罰單。今天早上，聽到鄭若驊司長在新聞那裡講話，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雖然她說不會評論個別事件，但是她又出口術，說「你們如果多於4個人聚集，就會開傳票給你們」，我覺得她其實是想令我們害怕，想令社會瀰漫一種白色的恐怖，我覺得大家要看清楚這件事，她每一個行為、每一個言語背後所帶出的意思。

記者：會不會令到你們的工作更加困難？她雖然說，區議員、立法會議員是可獲豁免的，但好像陳淑莊以立法會議員的身分，去參加一些討論活動，她又說那是犯法的。那麽你們都會遇到類似的情況，未來你們怎樣面對這些挑戰？

文念志：如果私底下參加某一個地區活動、有會議要開，可能我跟我的助理、我的義工，會做好一些措施，保持一些距離，量體溫等。如果我要去一個公開的場合，譬如跟某間巴士公司開會，可能我真是會直接打電話去政府部門問問會違法嗎？因為始終它有這個防疫令，這個界線其實有很多灰色地帶，我們作為議員、我們的議員同事、甚至想跟我們開會的政府部門，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個界線在哪裡，的確是有擔憂的。不論它的界線怎樣畫，我們都要履行我們的職務。難道我們當選了，因有個疫情在，我們便回家休息，不出來工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我真是要學習一下在不踩線的情況之下，既能符合到它的要求，而我們也能開會、工作、討論事情，或是有些行動可以做到，好像我今天早上坐巴士那樣，我和幾個同事，分散在不同的巴士站，起碼不讓它故意挑剔得到。

記者：大埔以前給我們的感覺是屬於建制派駐紮（的勢力範圍），你知道在新界那些地方，中共中聯辦好像都相當活躍，但是這次大埔（區選後）全部變黃了。這對於整個中聯辦勢力，或者親共勢力，有沒有什麼影響？你有沒有遇到他們的抹黑或者挑戰，你們會怎樣去應對？

文念志：對中聯辦有什麼影響？我相信我們能夠打擊到它，可能一屆、兩屆、三屆，我希望勸喻一下所有贏了議席、新當選的民主派同事，大家要先堅守自己的地區工作，你這屆贏了，但始終下一屆有可能輸；如果下一屆也贏了，你才是守住了你的票源。所以千萬不要鬆懈，也不要驕傲，這是最基本的。但是，（中聯辦）它的部署是怎樣，其實我們每一屆的選戰，都是相當難打，這屆要感謝所有的選民支持我們。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們才有機會取勝，希望大家都謹記。而我也相信，當選的這麼多位議員同事，其實都是跟市民齊上齊下。我真的不是個喜歡依附權力的人，我覺得就算我成為了議員，其實我跟普通人一樣。

我經常會在選區裡讓市民看見。即使是議員，我不會因此而得到什麼厚待、禮遇，而我工作時也需要保持正常的禮儀。街坊說這個我是做到了的，我不會因為成了議員，對一些人粗聲粗氣，這一點我自己會謹守、謹記的。

遭遇監視、跟蹤、親共派網上攻擊

記者：有沒有遇到一些建制派的挑戰？

文念志：建制派落選的那幫人多數會在社交平台上，針對我們做的事去攻擊我們。比如我們派口罩，他會開個平台在YouTube講，為什麼贏的那一班人派那麼少口罩，為什麼贏的那一班人一兩個禮拜都沒有見過他們，為什麼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不出來。我覺得這些真是無的放矢，其實我們所做的事情，一定比他們多。我真的可以這麼說，我們這一班新當選的民主派區議員，其實是更加辛苦的。剛好碰到疫情，我自己也沒有想過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想怎麼才能找到口罩，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在大埔區裡有很多不同的小區有確診（中共肺炎）的個案，幾天就一宗，那時我們都是急忙衝過去看清潔的工序和送去隔離的工序。我在現場就看不到有所謂建制派的落選者在做一些協調工作，所以我們有做事，但他們說我們沒有做事，這一點我覺得真是很可笑。他們用一些他們熟悉的網上平台去攻擊我們，我們覺得你那個平台都沒有人看的，你的YouTube只有幾百個人觀看，我們不會介意。但你還有什麼招數呢，你輸了，是因為你懶惰，你卻反過來說我們懶惰，真是很不要臉。

記者：好像你說被人跟蹤，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文念志：我應該是從去年12月20日，大埔翠屏花園槍擊案之後，當我出入時有人跟蹤。我家樓下有一些天橋、行人路之類的東西，起初，我一下樓就察覺到，對面橋頭可能有一些身形比較健碩的人，純粹看一看我而已，我也曾經能計算出他們的出現次序，如果用A、B、C、D來形容，他們是一隊人，星期一就是A、B跟著我，看一看我，星期二就是C、D，到星期三又輪到A、B，但他們純粹就是觀察我出行時間，沒有跟我到街站，我去做一些地區活動，他們也沒有跟來，純粹就站在我樓下。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我都看見這幫人，我也對外宣稱，懷疑他們是便衣警察或者雜差，我沒有辦法去確認，因為我不會笨到走過去問他們，「你是不是警察」，就算我問，他們都不會回答。你要來看我幾點出門，就給你看啊，我不會因為這樣而害怕，我要繼續過我正常的生活，我要做回正常的地區工作，例如抗疫的活動、派口罩、或者其它的一些活動甚至去開會，我不會因為有兩個人安插在我家樓下而害怕。

後來，在3月8日我第二次被捕之後，他們也用同樣的招數，除了我家樓下，有時我走過一些商場，我的選區真的很近市中心，從我家走到我選區的範圍可能只需5分鐘，市中心很多人、很密集，但是當我一回頭的時候，有些人看我的眼神令我很懷疑，閃閃縮縮的，有所避忌的，也有同樣的特徵，就是身形較健碩，可能有些人會戴著耳機，背著背囊，眼神都是不友善的，但當我一看他們的時候，他們可能躲避到旁邊。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幫人，他們是一隊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時段，去跟蹤我這個目標。

記者：那麼有沒有曾經有怕的一刻？

文念志：沒有。因為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民選的議員，你要保護我的安全，如果你真是警察的話那就是你的責任，我不會因為你的出現而害怕。相反，在我出行的途中，假設有賊人打劫，有人要傷害我，你們應該要保護我，這才是你的職責所在，我不會因為你們的出現而害怕，如果政權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懷，我不是這一類人。

居美選民返港投票 心繫社區捐口罩

記者：有人說香港可能因禍得福，因為反送中運動，令這次疫情沒有大爆發，你怎麼看？對香港的前景怎麼看？

文念志：因為反送中運動，（疫情）沒有大爆發，我是同意的。我們現在有大約九百多宗的（確診）個案，但我覺得如果政府的政策可以做的好一些，其實有些個案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早一點封關，早一點全面封關，而不是等那個疫情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歐洲，再轉移去美國，然後回流到香港的留學生再感染（其他人）。如果政府能早一點把握黃金時機、早點封關的話，我覺得確診的人數會更少些，如果確診人數可以少一點，可能今時今日便沒有那種強制的防疫令。

對於香港的前景，我相信香港是會恢復過來的，「康復香港 時代抗疫」，這一句話是我的一位選民說的，他住在洛杉磯，在二月初的時候，他在那邊送了7,000個口罩給我，派給我選區的街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溫暖的行為。即使他不在香港，但他還是在顧念著他的社區，我覺得這真的很富人情味，這八個字我第1次聽到，它緊扣著我們原本抗爭的一句口號，正因為我們有疫情，所以我們要康復香港，這件事令我很感動。香港人的智慧，包括是文宣文、一些標語或者一些口號，其實都充滿著我們的創意和智慧。

記者：請你講一下當時從美國寄來口罩的故事？

文念志：我其實不認識這位捐口罩的街坊，那天他在telegram聯絡了我，他發了張照片給我看，是我選舉當天，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對年老的夫婦，走過來跟我合照的照片。接著，他慢慢解釋，「你記得我嗎？我是在你選舉那天，專程從美國坐飛機回來投你票的那位選民，我的岳父、岳母就是你選區裡一間茶餐廳的老闆，在整個大埔，很多年輕人、中學生、老師都認識他們。我現在想捐些口罩給你們香港人。」那時剛好在2月初，美國還沒有確診個案，我當時很感動，我還很傻地問：我怎樣可以拿到那些口罩，需要給你多少錢？他說：「我一塊錢都不會收你的，我很希望你能發給你的選區，因為我父母的關係，因為我投了你一票的關係。」他用快遞FedEx，口罩3天就到了香港。

他寄的口罩是50個一盒，他希望我分裝成5個一袋、或10個一袋。最終，我是分裝成5個一袋，派發了1千4百袋口罩出去。那時需求很殷切的，真是僧多粥少，我還記得，剛把口罩拿出來，不到半個小時，領口罩的隊伍就排得很長了。我拜託義工估算一下排隊的人數，我們有兩個攤位，一個是私人屋苑，一個是公共屋村，每一邊大概可派出700袋口罩，我請義工到兩個攤位各數700位，就在那截停人龍。我很怕得罪了第701街坊，如果排到他時，剛好發完了，那就太慘了。我還勞煩我的義工，因為2月初還是很冷的，十幾個人，擺張桌子，在隊伍尾放個提示牌，還開著大喇叭，告訴街坊，我們數到的700個位置就在這了。希望大家諒解，我們的口罩數量有限，只能派發到這位，我的義工數得很準確。

整個故事很感人，我沒想到曾經投票給你的街坊，儘管他人不在香港，他還是心繫大埔，知道香港最缺乏的是口罩，親自在美國訂口罩送給我們，我還記得他訂的是醫務用的2級口罩，在那一刻，真的像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記者：知道他做什麼職業嗎？

文念志：不太方便透露，因為他沒有授權給我公開他的身分，但他說過可以將這個故事講給其他人聽。

政府抗疫不作為 議員協助團購口罩

記者：你總共找到多少口罩？

文念志：我找到的口罩分幾類的。有些是有人送給我們，叫我們派給街坊；有些是在1月尾，那時是黃曆新年二八、二九，我們辦事處有團購口罩，那時的口罩是40元一盒。不用3小時，那些號碼籌就派發完了。接著，2月尾，我們拿著40元一盒的口罩盒子到藥房去看，已經漲到210元一盒了。我們真是沒有賺錢，可以說是吃力不討好，40元一盒口罩，那麼多人排隊，還有人說你們的號碼籌為什麼派發得這麼少，但我們真是盡力了，40元一盒的口罩我們議員辦事處找到差不多1千盒，那時工廠都回覆我們說口罩供應是越來越緊張了，成本價已經漲到55元一盒了，但也是半小時就派發完號碼籌了。接著，就是漲到90元一盒，一盒50個，相比現在的價錢180元，當時90元一盒已經算是便宜了，所以我們還告訴街坊，你可以拿著這個盒到藥房問問價錢，我們賣55元一盒時，藥房已經賣到二百多了，我們真是做到問心無愧，盡了我們的全力。

因為團購就是我們先用我們僅有的錢去買這個貨量，在不賺一分錢的情況下，賣回給街坊，因為街坊沒口罩，我們還非常謹慎讓市民知道，口罩是非常短缺的。不希望你們這麼低價買回去，然後高價炒賣，所以我們會登記了他們的姓氏和聯絡電話。街坊都信任我們的，我們也相任街坊他們不會炒賣的。抗疫開始時，賣口罩、團購口罩，或是派發口罩，真是吃力不討好，你會感到不管派發多少都是不夠的。這個政府又不牽頭做事，那時，你會很憤怒，滿街的人都戴著CSI口罩，問題是這些CSI口罩從哪來的呢？那些人說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搶的，又不是發的，又不是拿的，但滿街都有人戴，反而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線的清潔工友，反而他們沒有口罩，那一刻，我感到很可悲。整個抗疫的工作已經畸形了，側重了另外一邊了。

不怕共產黨 等待「天滅中共」到來

記者：我記得最近有一個拿著「天滅中共」橫幅的大埔女性說警察想要抓她，好像「天滅中共」在你們大埔區裡經常被展現出來，是不是？你認為這一天會不會到來？

文念志：會，我等著這一天的到來！

我是不會怕共產黨的，我不會忘記，3月8日，我被警察抓住，把我壓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喊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共產黨，我不怕你的！」接著就被那個警察壓下了。那一刻，可能是腎上腺素突然迅速飈升，總之我被壓著不能動的那一刻，我無意中說出「共產黨，我不怕你的！」那一刻，我是想說，不管你是什麼組織，你是共產黨，還是警察，我就是不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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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