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中世紀留給人類的遺產，這一點早已歸為常識。中世紀始於西羅馬帝國滅亡的476年，通常被人們稱為「黑暗時期」。為什麼在這漫長的「黑暗時期」，竟會誕生人類最早的大學？甚至在人類文明史上，諸多思想巨人、藝術與科學巨匠也在這「黑暗時期」湧現？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無法繞開基督教在中世紀存在的事實。進一步推論，若說大學的誕生，是基督教對人類的重大貢獻，大概持反對意見者也不會多。歐美暫且不論，以中國而言，鴉片戰爭後，上海、北京等地陸續出現諸如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哪一所大學沒有基督教背景？若再進一步追究，大學究竟怎樣在基督教影響下出現的，估計能說明白的人不多。

上世紀中期，哈佛大學著名中世紀文化研究學者哈斯金斯，在《大學的興起》一書中告訴我們，西歐最早的大學，當然也是人類第一所大學，是亞平寧半島北部交通樞紐的博洛尼亞大學。這個人類最早的大學，沒有董事會，沒有實驗室，沒有學生社團，沒有畢業典禮和學位證書，沒有學報和職稱評選，更談不上豪華大樓。但有兩項要素絕不可缺少，一是圖書館，二是教師。當然，教師與圖書館不可分離，世界各國沒有足夠藏書量而辦成大學（野雞大學例外【註】），大概不可能；沒有足夠閱讀量而成為教師者，估計也不會多，也許中國例外。哈斯金斯說：「……最早的大學沒有創造者，也沒有確切的起始日期，他們只是那樣緩慢地不為人知地成長起來，更沒有確鑿的記錄可查」（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學的興起》北京出版社2010版）。借用哈耶克的一句話，大學就是「自身自發」的產物。

不過，我想補充的是，歐洲最早的大學，不可能「無中生有」地橫空出世。易言之，早期大學的出現，必定先有賴以生成的前身或雛形。早期大學的前身，究竟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大學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原因在於，修道院從6世紀形成起，既是教會的組成部分，又是教育機構。作為教會的組成部分，早期修道院雖是追求出世的精神，但也承擔著宗教關懷、教育與救濟的社會功能。一個多世紀後，修道院分化為私有修道院與王國修道院。9世紀著名的聖高盧修道院屬王國修道院，內設修道院學校，既培養未來修士，也是見習修士的居住地。尤其是修道院的圖書館，成為大學形成的重要基礎。1100年前後，古希臘哲學、幾何學與天文學的發展成果，經西西里島、亞平寧半島與伊比利亞半島傳入歐陸。加上古羅馬法學，大多以羊皮手抄本為主要載體，分散保存在各修道院圖書館內。圖書館藏書包括「文科七藝」，如語法、修辭、算術、幾何、天文、雄辨術、音樂等。《聖經》的拉丁文、希伯來文的不同抄本等基督教典藉，本來就是藏書的重要部分，還有著名神學家們對《聖經》的各種詮釋，以及佈道詞、聖徒傳記、歷史著作等。塞維利亞主教伊斯多爾的《大百科全書》，散布在各地修道院竟達千餘種。修士們在修道院圖書館對不同版本的《聖經》，從事翻譯與比較研究。

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文∙J∙施密特明晰指出：「大學是從基督教修道院發展而來的」（阿爾文∙J∙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因為大學可以沒有豪華大樓，但若沒有藏書豐富的修道院圖書館，絕不可能無中生有地突現一所大學。正因修道院是教會的重要組成，從西歐到大陸中國的教會大學，都設有神學院。神學院的師生們對《聖經》不斷深入的辨論與探究，又為宗教改革提供了基礎。早期修士們長年在圖書館從事抄寫、翻譯、插圖與裝幀，其中一部分博學的修士，正是中世紀的知識精英，對歷史的編纂也由他們完成。當修道院圖書館憑藉豐富的藏書，成為早期大學的前身或雛形，早期大學的教師便從這部分修士中脫穎而出。明末清初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曾是安德烈爾修道院修士，來華前曾在羅馬學院接受神學、哲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教育。在北京，湯若望曾先後準確預測了月食與日食的時間，並將幾何學介紹到中國。以湯若望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諸領域的造詣，北京紫禁城內那些滿口「聖上明鑑」或「之乎也者」的學究，有誰能望其項背？那時歐洲的大學已有500年左右的歷史，而中國出現大學還必須再等300餘年。

基督教最早的修道院，是亞平寧半島位於卡西諾山上的本迪尼克修道院，建於528年，創始人是努西亞。此後修道院在西歐陸續修建，並成為基督教神學與文化傳承的基地。幾年前我與老伴隨旅遊團到奧地利，在風景如畫的瓦豪河谷地，有幸造訪著名的梅克爾修道院。梅克爾修道院屬本篤會修道院，原建於976年，後因大火損壞，於1702年起重修。我們所見的梅克爾修道院係巴洛克式建築，內有教堂。拱頂精美的壁畫及周圍布局的人物造型雕塑，全取材於《聖經》。梅克爾修道院主體部分，當然也是圖書館。修道院圖書館藏書量多達9萬餘冊，藏書以神學、哲學、醫學與法學四大類為主。在梅克爾修道院圖書館，參觀者被告知不得攝影，大概是出於對藏書的保護。

15世紀印刷技術在威尼斯出現，使人類的文化積累藉助書本的傳播，速度得以加快。此後歐洲新誕生的大學，可以不必再依託修道院圖書館而直接創辦。另一原因是，宗教改革使新教獲得快速發展。新教倫理與自然權利及契約理論的相互滲透，又助推了近代政治哲學的發展，但新教卻並不熱衷於修道院與教堂的建設。即便如此，歐洲近現代大學，作為基督教修道院大學的後裔，仍然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不僅是歐洲的大學，包括美洲、澳洲、亞洲的大學，如中國的齊魯大學、山西大學堂、清華學堂、格致書院、匯文書院、長老會書院、聖約翰書院、滬江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無一例外。其中有些大學雖具有基督教新教背景，同樣也是基督教修道院大學的後裔。不過，俄羅斯在1919年以後的大學，已不屬基督教修道院大學的後裔。1952年中國的大學全面遭遇院系調整，新教與天主教支助創辦的大學一律被拆除，留下的大學開始走向另一極端——教會被誣為「帝國主義侵華工具」。大學走到這一步，也就不再是基督教修道院的後裔了。

早期大學的形成，總體而言都離不開基督教修道院的奠基，但也存在差異。譬如在歐陸北方，比博洛尼亞大學稍後的巴黎大學，其形成與修道院無關，而是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學校的基礎上，由當時著名的經院哲學家阿伯拉爾（1079—1144）的推動而興建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學係從博洛尼亞大學分離而出，如同後來的劍橋大學從牛津大學分離出來一樣，再往後又有那不勒斯大學的誕生。哥白尼曾經是帕多瓦大學的學生。至於牛津大學與基督教的關係，只要到牛津大學城隨意閒逛，即可一目了然。有一年我與內人到牛津，恍若走進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大學城最古老的學院就是基督教堂學院。牛津的39個學院無一不散發出濃郁的基督教風味，有的學院前身就是修道院。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多達104座，其中僅博德利圖書館的藏書量，就多達600餘萬冊，當然這與修道院圖書館的藏書傳統有關。

大學在中世紀修道院基礎上的誕生與發展，證明了中世紀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黑暗，至少是光明與黑暗交匯並存。儘管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與新教出現衝突，此前天主教也曾歷經神權統治的腐敗，以及對異端的宗教迫害，後期也不得不作出改革，而且新教內部也存在不同宗派。但這一切都無法否定基督教修道院圖書館，作為早期大學的前身，對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史實。@#

註：野雞大學（英語：Diploma mill），也稱文憑工廠、虛假大學。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信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