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巴黎公社，很多人都會想到1871年經由血腥屠殺所奪取的短暫政權。但研究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法國史上其實出現過兩次「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在人們所熟知的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過第一次巴黎公社了，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實際上是繼承了大革命時期巴黎公社的名稱，並延伸了其組織結構與暴力手段。

現有的大量史料和各類研究都表明，在兩次巴黎公社的背後都出現過祕密教派組織光明會（Illuminati，也譯作「光照幫」）與共濟會（Freemasonry）的影子；同時，1792年巴黎公社和1871年巴黎公社，無論從組織名稱、行動綱領到具體採用的血腥手段，都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見，兩者雖然相隔了數十年，但完全可以視作是相似性質的群體所做的相似類型的事情。

現有的一些共產理論習慣於把法國大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所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劃分本身，就是共產邪靈為搞對立殺人而編造出的一個牽強附會的政治口號。今天那一個個富可敵國的中共權貴裡又有誰是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邪靈把人群強行劃分為各類所謂相互對立的「階級」，又鼓吹「階級鬥爭」欺騙一個群體去打殺另一個群體，美其名曰「大革命」，以便於從中牟利。要知道「革命」的意思可以理解為「革除性命」，換個通俗的說法就是「殺人」，那麼「大革命」換個詞就是「大屠殺」，從歷史上看這也是一個事實。

法國大革命時期，藝術正好處於新古典主義（Néo-classicisme）風起雲湧的浪潮之下，邪靈惡鬼與諸多內外因素的介入也讓這一藝術流派處於一種複雜的狀態。我在以前的文章裡談到過1871年巴黎公社畫家們推崇的現實主義畫派（Réalisme），以及其後共產蘇聯所承襲的那一套東西從風格技巧到表現內容，都充斥著邪靈因素，是需要摒棄的糟粕。

而本文所講的新古典主義由於其本身並非專門為邪靈而產生的，只是在發展過程中被邪靈影響、利用了一段時期，所以還不能與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之類純粹的共產主義藝術流派同等對待。但正因為如此，為避免在研究、學習這類新古典主義藝術中被邪靈所污染，搞清楚其中的具體問題就顯得極其重要了。雖然談起來各類因素錯綜複雜，但歷史就是這樣，史上的藝術流派與藝術家們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很多事情都需要一步步理清脈絡。

簡述新古典主義風格產生的藝術背景

十六世紀後期，為了制約當時愈演愈烈的宗教改革，天主教會鼓勵藝術家們在描繪宗教題材時應在作品中表達出神聖的感情，從而激起信眾對天堂的憧憬和嚮往，因此促成了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Baroque）的誕生與發展。從一些教堂的天頂畫或者表現神世界大自在的美術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充滿動勢的活躍構圖、輝煌壯闊的神聖場景、雍容華貴的精妙裝飾、深具感染力的光影色彩等諸多藝術元素旨在向人們展現壯麗、偉大的天國世界，表達的是人對神的頌歌。

當然，藝術表現的風格、主題是多元的。尤其在人世間，平和理性乃是常態，這一點更多出現在美術史上與巴洛克並行的古典主義風格（Classicisme）中。古典主義是以古希臘、古羅馬藝術為典範所體現的美學觀，崇尚理性，遵循規範，在典雅、和諧的藝術中尋求真理。

然而啟蒙運動（Lumières）的出現以實證科學的發展和各類啟蒙思想、無神論、唯物論的推廣來削弱人對神的信仰，讓受其影響的人越來越遠離神，注重現實。到十八世紀承襲巴洛克風格的洛可可（Rococo）時期，藝術作品體現出向兩方面發展。

在宗教藝術中，藝術家們一如既往地表達天國的神聖與輝煌，在藝術形式上除了繼承此前巴洛克風格的活躍動勢、恢宏風貌外，還注重技藝手法的輕鬆靈巧與裝飾元素的豐富纖細等創新因素。

而世俗藝術中更多描繪的則是人世的浮華與情感的細膩浪漫。相較於前人，此時的世俗主題多表現上流社會快樂生活、追求情愛等內容，或以神話題材來做隱喻，表達生活的樂趣。由於符合當時社會的審美口味，在一向以古典主義傳統著稱的法蘭西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裡，也曾有數任院長和大量教師是從事洛可可風格創作的藝術家，包括這一風格的代表畫家布歇（François Boucher）都在1765年到1768年間擔任過院長。

對於一種藝術風格，有人喜歡，那麼自然就有人不喜歡。部分口味更為古典的藝術界人士逐漸對洛可可風格繁雜瑣碎的裝飾與奢華享樂的風潮感到厭倦，而尋求發展原先的古典主義風格。同時在啟蒙運動大力宣揚理性主義思想的普及下，這種趨勢漸漸開始影響到更多的人。以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普魯士考古學家兼藝術史家）為代表的專業人士對龐貝（Pompeii）和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這些古城遺蹟的實地考察再次激起了人們對古希臘、古羅馬藝術的熱情。隨著法國的維安（Joseph-Marie Vien）、意大利的巴托尼（Pompeo Batoni）等著名畫家的具體實踐，新古典主義畫風逐步成型。

溫克爾曼希望以一種理想式的文化來重建古希臘文化藝術。但他和其他一些考古學家所看到的古代雕塑和建築文物其實是經過漫長的歷史與時間的磨礪後所留下來的狀態。今天經過現代科技研究發現，古希臘無論是建築還是雕塑其實都會被當時的人塗上豐富的色彩，然而在兩千多年裡，由於色料被慢慢侵蝕、風化，基本上都失去了顏色。所以這種因為時間而導致的和諧、簡潔、單一的無色風格，並不是原本色彩斑斕的古希臘藝術真正的面貌。但誤解了這一點的溫克爾曼提出新古典主義藝術的理想應該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從其後很多這一流派的藝術作品所表現出的樸素、明晰、莊重等特點中，就能體會到這種藝術理想在實踐上帶給人的直觀感受。

藝術與政治

當共產邪靈沒有明目張胆地入侵、控制人類藝術時，我們都能夠抱著一種寬容的態度來看待藝術發展中出現的各大流派及分支，其中也包含藝術風格多元化的體現。然而，一旦邪惡因素開始系統地接管人類藝術、宣傳殺人革命，那麼這些事情的性質就不能再和正常的藝術同日而語了。在紛亂的局勢中，不論是藝術家還是各行各業的人都可能會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來，實質上就是從思想上被邪靈操縱、控制了。

本文所要講述的內容集中在法國大革命這一狂亂的歷史時期，因此而列舉的一些作品和史料不可避免地帶有這一時期的特點。但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並不認為被邪惡操縱思想的人就是惡魔，很多情況下其實只是人被邪惡利用了。因為人活在迷中都不容易，在社會的潮流與動盪中，很多時候是難以自主、身不由己的，很容易就被邪靈利用。所以，往往是邪靈利用著被迷惑的人做壞事，而人的本質卻不一定壞。同時，這一時期的藝術也不代表整個新古典主義藝術。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和之後，以及同一時期的法國與世界各地，同樣有眾多立意深刻的新古典主義作品沒有被邪靈影響，也是值得借鑑和學習的。

具體說來，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新古典主義畫家就是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了。談起大衛，很多不懂美術的中國人都可能知道——就是中國學生美術課本裡那個畫《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的畫家。因為大衛在作品裡把馬拉這個鼓吹暴力、殺人如麻的屠夫美化成了一個仁慈而又勇敢的英雄。中共政權為了宣揚「革命鬥爭」而宣傳了這幅畫，讓每個中國學生都去學習它，用來搞紅色洗腦。

大衛是在十八、十九世紀交替之際對歐洲影響最大的畫家之一。史上對他的爭議也比較大，其中有對他優秀繪畫技巧的讚賞，也有對藝術被淪為暴力革命宣傳工具的悲哀。

藝術從最開始就是為表現神而出現在神殿裡的，因此以讚頌神明、維護道德為己任的藝術家們所處的基點一直都很高。在美術史上也能看到，早期著名的藝術家總是與教宗、主教、帝王、貴族們打交道，可見藝術家們的社會地位與視野也都是不低的。早期藝術表達的題材基本全是宗教題材，其後有關於世俗王權題材的，也是建立在「君權神授」理論基礎之上的，歸根結底還是與神有關。

在普通民眾中，優秀的藝術家也備受尊崇。拿繪畫來說，早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就一直覺得繪畫是不可思議的行業：畫家能把一張白紙或一塊木板變成映入自然景觀或真人樣貌的鏡子。尤其當畫得很像時，當時的人會認為畫家的技法其實是神賜予的法術。所以技藝高超的畫家會被認為是得到神關照的人，歷來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信任，並且創作自由度相對較高。

也就是說，藝術家們有著自己的驕傲，在美術理論定型的框架內不會輕易受政治、權力因素的影響而在藝術上讓步。舉個雕塑家的例子：拿破崙（Napoléon Ier）掌權後，找雕塑家卡諾瓦（Antonio Canova）為他塑像，卡諾瓦按照希臘化時期雕塑風格把雕像塑成裸體形像的。拿破崙不希望人們看到他的雕像一絲不掛的樣子，於是建議雕塑家給雕像雕刻出衣服，但卡諾瓦不高興地回答道：「同詩人一樣，我們有自己的語言。如果一位詩人把社會下層民眾所慣用的語句和方言引入到一部悲劇中，他將會理所當然地受到人們的譴責。同樣，我們雕塑家不可能讓我們的雕像穿上現代的服裝而不遭到相同的譴責。」最終，在戰場上所向披靡的拿破崙也只能被迫接受他的雕像是裸體的現實。

大衛一直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就在於他在大革命時期公開宣揚藝術為革命政治服務，而這是大多數藝術家都不欣賞的事情。藝術史家們評述大衛的時候，經常提到一些藝術之外的內容——就是他有很強的政治敏感性與時機意識。大衛在路易十六（Louis XVI）還有實權的時候通過接受其官方委託發展起來，還被選入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而當政治風頭轉向革命者一端時，大衛又在合適的時機倒向了革命那邊，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公社，他成了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摯友，也是其雅各賓派（Jacobins）成員之一，當選為國民議會的議員。由於政治需要，大衛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並且關閉了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在巴黎公社的「恐怖統治」時期（Terreur，1793年-1794年，中共則美其名曰「雅各賓派專政」），大衛擔任恐怖統治機構「公共安全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委員之一，負責宣傳暴力革命。

各種新「國教」的背後

在歷史上也能找到不少為權力和利益趨炎附勢的藝術家，但這一時期的大衛之所以受到更大的爭議，與他所服務的政治勢力對正教信仰的迫害鎮壓有很大關係。畢竟，在兩百多年前信神的人還是很普遍的。而為一個排斥神、踐踏傳統宗教信仰並犯下大屠殺罪行的政權唱讚歌、搞宣傳，這確實讓很多還有正念的人難以接受。

以馬克思邪說為宗旨的教科書上總是從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寫著法國大革命是由不同社會階級的經濟利益衝突所導致的，把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描繪成視財如命、一切從金錢出發的守財奴，讓人下意識地覺得好像自古以來人類只信仰鈔票。其實那是騙人的謊言與洗腦的手段。殺人奪財往往都是革命者中的小嘍囉或下層炮灰們所熱衷的活動，而要想改變社會，沒有某種核心的意識與遵從這種意識的組織層、領導者根本不可能。從十八世紀末到今天一直都有理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被光明會所控制的共濟會推動實現的，而在雅各賓派中存在著數量巨大的共濟會成員，這些人嚴格遵循著某些精神性的要求處理各方面的事務。

有資料顯示，很多當時的革命領導在生活上具有一種宗教式的廉潔。雖然他們以物質利益煽動社會下層的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和各類社會流氓造反，但對自己的做派卻要求嚴格。後世一直都有許多對羅伯斯庇爾等人嗜血成性或政治極端的指控，但卻鮮有人說他們個人生活如何奢侈腐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歷史學研究中都明確指出，法國大革命背後從頭到尾都貫穿著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在裡面，它的指導思想並不是金錢。從革命勢力一上來首先把矛頭對準信仰，要求教士還俗，關閉教堂，發展到屠殺教士，再到建立新的國教等一系列行動都能給人一個清晰的感覺：如果說奪取政權只是行為手段的話，那麼消滅正信恐怕才是他們的真實目的。

為了消滅對神的信仰，雅各賓派領導的革命勢力不僅取締傳統宗教，強迫神職人員還俗，還屠殺教士與信眾。僅在1792年的「九月屠殺」中就有將近1400名囚犯被殺，這裡面的人大半是以各種莫須有罪名臨時抓捕來的，而其中還包括233名拒絕宣誓服從《教士公民組織法》（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的天主教教士。實際上，不少曾經完成宣誓程序的教士也在這波運動中被捕遇害。可見，那些所謂的罪名和理由只不過是嗜血邪靈隨便找的一個牽強的藉口罷了。

對傳統信仰的打壓還體現在一種新曆法的頒布上，由雅各賓派的無神論議員羅姆（Charles-Gilbert Romme）和投贊成票處決國王的吉倫特黨（Girondins）議員費裡（Claude Joseph Ferry）組織一群學者與科學家共同制定。傳統曆法以耶穌誕生的年份作為紀年的開始，今天叫作公元紀年；同時，西方的每一天還對應著一位聖人的名字，這些傳統已經沿用至今。但當時被稱為「法國共和曆」（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法國大革命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的新曆法，由於把宗教信仰視為敵人，於是把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誕生之日1792年9月22日定為「共和國元年元月一日」，並把原有日子、月份的宗教或神話色彩名字改為以植物、礦物、動物、自然現象等唯物、無神論範圍內的詞彙來命名。此舉旨在割斷傳統曆法與宗教的聯繫，抹去正教信仰在人民生活中的痕跡。比如法國革命史上常出現的「霧月」（Brumaire）、「熱月」（Thermidor）等詞並不是法國的傳統詞彙，而是為破除傳統月份的原有詞語而新造的。這種曆法從1793年10月6日通過法律正式生效，沿用到1805年9月9日，被拿破崙廢除。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時曾短暫地死灰復燃，在5月份沿用過8天。

從當時流傳下來的一些美術作品中我們還能看到，由於下層人妒忌貴族的華麗風格，因此社會風俗、生活乃至衣著，都被進行了革命，比如人們被要求取消假髮和非常華麗的時裝等等。不僅如此，在歷史文獻中可以發現，人們說話、演講時用行政詞語「公民」（Citoyen, Citoyenne）代替了傳統的「先生」（Monsieur）、「女士」（Madame）等稱呼，而一些早期共產主義派別的人則互相稱呼「同志」（Camarade）……

雖然這些紛亂的社會現象對人的傳統思想造成了衝擊，但人的觀念卻不可能立刻改變。由於那個時代的普通大眾一下子還適應不了沒有基督教的生活，難以達到邪靈消滅正信的目的，於是邪惡就編造出一些邪教來取代原有的傳統宗教。

1793年秋，巴黎公社中的無神論者埃貝爾（Jacques-René Hébert）和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推出了一種無神論宗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作為法國的國教，其教義否定一切神，只崇尚人的理性。由於取締了基督宗教，巴黎聖母院等一些原宗教建築被改造成「理性廟」（Temple de la Raison），用來在「理性節」（Fête de la Raison）上針對一個虛構的無神論「理性女神」（Déesse de la Raison）舉行崇拜儀式。

學過哲學的人很容易從這種極端強調人的理性卻否定神的邪教背後看出啟蒙運動思想的痕跡。而「啟蒙時代」的法語正式名稱是「Siècle des Lumières」，直譯為「光明的時代」；在十七世紀下半葉還出現過「Siècle éclairé」的說法，可直譯為「被光照亮的時代」。「光明會」或「光照幫」也因此而得名——拉丁語的「啟蒙時代」（Aevum Illuminationis）一詞與拉丁語的「光明會」（Illuminati）在詞根上是完全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化中魔鬼路西法（Lucifer）名字的含義是「Porteur de lumière」，即「帶來光明者」。那麼光明會以及啟蒙運動是被誰帶來的？魔鬼所帶來的「光明」有可能是真正的光明嗎？

（未完，待續）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