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01日訊】《有冇搞錯》。3月31日。

3月27日，湖北和江西兩省的警察，在長江大橋上發生衝突，而且還引發了上萬湖北民眾衝到大橋上支援。這個事件引起很多關注。

事件發生的地點，在湖北黃岡市下屬的黃梅縣，和江西九江市，兩地只隔一條長江，上面那座橋，是安九大橋。京九線鐵路，就是北京到香港九龍的鐵路，從這座大橋上跨過長江。

長江在這一段，是中國歷史上很有名的，江北的黃岡，出過李先念、林彪、董必武這些中共元老，過了橋到江南，直接就是九江的柴桑。柴桑在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跡，是三國赤壁之戰，當時東吳大軍抵抗曹操，大軍主要屯在柴桑，孫權就在這裡看著。

著名的赤壁，就在江北岸。30年前，當地人在江邊沙灘和泥地中，有時還能挖出很多古兵器。

大陸有句話，可能很多人聽過，「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其實還有下半句：「三個湖北佬，比不過一個九江老表」。這意思是，湖北人很聰明，不過江西九江人，九江人更聰明。

九江也是個很有歷史的城市，旁邊就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本來是第二的，五十年代以後洞庭湖急劇縮小，成了第一了。在明清時期，九江是中國的商業大城，地位非常重要，可能僅次於揚州和南京。因為兩湖和江西的農產品和手工品，都通過這裡雲集，然後去江浙一帶，或者通過運河或海路北上。

後來中國修鐵路，京廣線通過武漢，武漢變成了九省通衢重鎮，九江反而衰落了，只剩下鄱陽湖和廬山。

黃岡和九江，兩個地方都是文化古城。這次打起來，原因很簡單。這次疫情湖北是重災區，武漢和黃岡是核心災區。3月25日湖北省解封，湖北人可以出去了。但疫情其實並沒有解除。當局的辦法，是每個人建立了所謂「健康碼」，其實就是一個電子數據的健康證，如果證明沒問題，就給出一個綠色標誌。

黃岡市的黃梅縣，距離黃岡很遠，但過橋到九江卻比較近。解封之後，大批當地人要出去打工，所以那些持綠色健康碼的市民，希望到九江搭火車。但九江方面卻不放心，尤其不放心湖北的健康綠碼。九江警察在大橋上設卡檢查，不但量體溫，還要填表格，非常麻煩，當然意思就是不讓湖北人通過。湖北人只能在橋上排隊。3月27日，九江警察突然停止讓湖北人過境了，自行封關，而且和湖北方面的警察爭吵，打起來了，最後九江警察拘捕湖北警察。事情就這樣鬧起來了。

最後，事情鬧到中央，兩省協商，最後九江讓步，開關放行。

《人民日報》，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寫了文章，說「湖北加油」不能只是在嘴上說說，「在湖北人民返崗時，同樣應展現出和睦信誠的融洽關係，原因很簡單，湖北人民是我們的同胞！」

這個中央精神不強硬，沒有堅決貫徹、嚴格執行之類的話，顯示中央沒有「精神」，所以《人民日報》寫了和稀泥的文章。

但實際上，作為首善之都的北京，對待湖北人民同胞，其實嚴厲得多。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有幾十萬，中國新年放假，正好都被封在家鄉，回不了北京。解封之後，他們要回去，必須先經過審批，批准之後，在北京要隔離14天。

這還是在所謂中直機關和政府部門工作的。如果是私營企業，誰去審批你？湖北飛機，不僅是武漢，而是湖北，不能直飛北京。所有的酒店旅館，湖北人根本不能入住。有在河北打工的湖北人要去東北，結果不讓上火車，因為車要經過北京。

最好笑的，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湖北人，中國新年根本沒有離開過北京。但他租的房子到期了，結果根本找不到新租房，所有的房主一看他是湖北人，馬上就拒絕，而且告訴他政府有嚴厲的命令，不能租給湖北人。

這個事不僅在北京，其它地方也一樣，河南信陽直接堵住高速公路，要過去的湖北人，必須測體溫、填表。在安徽、河南其它交界的地方，幾個省乾脆直接封關，湖北人不能過去。在廣州打工的湖北人，租不到房子，剛來的要隔離。

上海也是一樣的，所有從湖北來的人，必須隔離14天。

一班湖北飛青島的飛機，機上一百多湖北乘客，一下飛機就被強行帶到一個集中隔離地點，要隔離14天，每人每天250元人民幣住費，150元餐費，一天400，14天總共5,600元，全部要自費。

問題在於，湖北省不是已經有健康綠碼了嗎？《人民日報》不是說，要展現「和睦誠信的融洽關係」嗎？

所有的關鍵，是沒人相信湖北的健康綠碼。

2,3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秦國首都咸陽，南門廣場上人來人往。突然有官吏來了，立起來一根木頭，說誰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就給他10兩金。大家都覺得好笑，不可能，木頭也不大，搬過去並不難，怎麼可能會給十兩金呢？所以沒有人動，大家只在旁邊看熱鬧。結果官吏提高交個，說誰把木頭扛過去，給50兩金，漲了5倍。

大家議論紛紛，誰都沒有去動。最後有位失業人士看了，覺得反正沒有損失，試一下吧。他把木頭扛到了北門，結果，政府官吏立即發給他50兩金。

其實中國是個缺金的國家，那時候的金，應該其實是銅。不過銅也極為貴重，也是貴金屬，用來做錢的。

這個故事很有名，就是商鞅變法的「南門立木」的故事。商鞅通過這件事，要做的其實就一件事情，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後來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秦國開始強大。當然，商鞅變法是非對錯有很多爭議，但無論如何，信任、信用，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資源。

如果沒有信任，任何政府措施，其實都無法實行下去。

而且，所有的規則、法律、法條、規定、法例，所有政府和民眾的約定，當局都必須首先自己嚴格執行，也就是說，國家治理的信任核心是政府，不是強迫別人信政府，而是政府首先要取信於民。

這個道理，其實中國人3,000年前就很明白了。周文王做周易八卦，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其後仁義禮智信，才有後來中華文化。

但中共不明白。從五十年代，一直失信到現在。江西、河南、安徽、上海、廣東不信湖北政府，其實他們又何嘗會信北京、會信中央？他們相互之間其實誰都不信。如果利益大到一定程度，而損害比較小的時候，大家都假裝相信，但如果沒有利益，或者損害太大，比如這種疫情，和自己性命交關的時候，當然就不會相信了。

另一方面，假裝相信，但卻要留有隨時應變的方法，知道你騙我，我假裝相信，但我也做好準備，一旦情況變化的時候我隨時應付。在中國經商和從政，這個成了基本功。基本上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個厚黑學。

在美國，中國人特別占便宜。各種以信任為條件的事情，中國人都容易蒙混過關，而且嘲笑美國人笨、蠢。比如到法院發誓。以前認識一個中國人，法官讓他按著《聖經》發誓，他做了，之後法官問他信基督教嗎？才發現他其實不信，法官於是要求他握著自己戴的玉菩薩發誓。

中國人在海外騙社會福利，騙醫療補貼，騙廉價住房，簡直是輕而易舉手到擒來，而且沒有任何道德負擔。「誰讓你不騙呢？騙不到是你蠢啊。」這個人和我說的時候大笑不止，覺得美國法官怎麼這麼天真、幼稚，根本就是愚蠢。發誓的東西，怎麼能夠做得準呢？

應該說，說假話騙人的，世界各國都有，各個民族都有。但一般來說，社會精英階層，上流社會恥於此道。但在海外，行騙的中國人多有博士碩士學位，大批腰纏萬貫的富人。

以前，中國人不是這樣的。以前採訪過東南亞華僑富商，他說華人做生意很容易，交易成本低，一個電話，千里外上百萬的貨就發出來了，不用簽合約，不用律師費，又快又省。所以東南亞華商經濟圈發達。

我在美國有一個鄰居，是福建去的華人，開餐館的。閒聊的時候，他說起在美國也做些生意，或者合夥買賣什麼的，他說很簡單，大家基本談妥之後，不管是資金還是貨物，都馬上調動起來。也沒有合同。當然也都是華人。

我問他，你在中國也這樣做生意嗎？他回答，中國不行，肯定被騙。

我奇怪了，為什麼同是中國人，到了美國，就開始守規矩了，就開始講起信用了呢？其實原因有很多，但信用也就是信任，深入制度和文化，是最重要的，其次，社會上流階層，包括政府，必須以身作則，取信於民，取信於人。

這個信任，對政府來說特別重要。《貞觀政要》裡面記載說，有一次一個人和唐太宗說，治國最重要的，是親近誠信的君子，遠離奸佞的小人。太宗問，我怎麼能知道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呢？這人說，你可以對一個事情假裝發表錯誤的看法，觀察他的反應。太宗說，你說的有道理，但信任對我來說更重要，所以我不能採用你的方法。

中共大概是一個反的典型。從五十年代，一次一次失信於民，一次一次新承諾，一次次又失信，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國遂才有當今的「天下無信」的局面。中共唯一相信贏者通吃的哲學，只要能獲得利益，什麼手段都不重要。這種政權，注定無法持久。

就算你是黑社會，沒有信，沒有義氣，你又能混多久呢？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