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3月11日訊】中國近期宣布，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數量均居世界第二位。那麼，這些器官究竟從何而來，再次引起外界的關注。

3月10日，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中國項目研究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發布最新研究報告，報告蒐集了來自中國300多個醫院的相關數據、中共內部講話和通知、臨床醫學論文等資料，並查證了中國政府對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的驗血和醫檢等證據，發現當局從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等群體身上，以法外方式獲取器官是最合理的解釋。

美國新澤西州共和黨籍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等人也出席了這場題為「政策論壇：中國的器官採購和法外處決」研討會，他們呼籲美國以及各國政府、醫療機構、人權組織等開啟全面的調查和行動，以終止中國當局非法強摘人體器官的罪行。

1996年，時任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等人，就曾出席美國國會就有關中國政府強摘人體器官問題舉行的首次聽證。當時，遭中國當局強制關押勞改營長達19年之久的吳弘達和兩位中國醫生周維彰（zhou weizhang，音譯）和錢曉江（qian xiaojiang，音譯）也出席作證，他們告訴史密斯議員，有時器官擁有者會被直接殺掉，有時會做手術。

史密斯議員認為，羅伯遜這份經過仔細調查，確保內容翔實的報告，給中國器官強摘的議題提供了一個支點：

「這種駭人的、納粹式的行為現在成為主流，特別是對那些異見分子、中國政府厭惡的人，比如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等。」

早在2019年7月，由終止中國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ETAC）設立的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就做出裁定，英國律師尼斯（Sir Geoffrey Nice）最終宣判，中共犯下了謀殺罪和群體滅絕罪形：「無庸置疑，在中國，強制摘除良心犯器官已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涉及非常多的受害人。法輪功學員向來是器官供應來源，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

廢除摘取死刑犯器官後 器官捐贈暴增？

史密斯議員還指出，儘管缺乏可靠數據，但外界估計全中國每年的商業化器官採集在6萬到10萬之間，而全球通過合法醫療手段獲得的器官移植只有10萬左右。

發布報告的羅伯遜研究員也發現，2000年之後，中國的器官移植開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遞增，用中國西南部一所軍醫大學外科醫生的話來說，就是「雨後春筍般增長」。2000年至2004短短四年內，中國的腎移植手術上升超過5倍，肝移植增加近20倍，心移植增加10多倍，而肺移植數量則上升了近25倍。

羅伯遜所調查的10個醫院每年大約可以進行14000多個器官移植手術，而全中國居然有173個類似的場所。

但中國當局對此的解釋反覆無常。在2006年之前，中國堅稱器官捐贈只來源於志願者；之後改口為，來自合法執刑的死刑犯。直到司法改革使得中國死刑犯數量不斷下降，當局又在2015年正式廢除使用死刑犯器官後宣稱，公民自願捐贈已經代替犯人成為器官移植主要來源。

中國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也就是禁用死刑犯器官的第一年，中國公民器官捐獻人數從2014年1500例上升到2766例，2016年增至4080例，2017年為5146例，2018年為6302例。

而羅伯遜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後認為，中國官方的這些數據是按照某種數學模型偽造出來的人工數字，其中必然還存在第二個隱藏的器官來源。

此外，中國的肝移植器官可以在24小時至72小時內進行急診移植，或者僅需等待數天或數週，這暗示中國有以血型分類的活體肝臟庫，可以按照病患需求予取予奪。

史密斯議員認為，巨大的器官移植規模離不開中共最高層的政策支持：

「用於器官移植的龐大基礎設施和醫療人員配備，早於中國計劃使用自願捐贈系統，看來這個體系是邪惡而且早有預謀的，這台死亡裝置似乎享有中國的最高支持。」

按需供給的活體器官庫：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

羅伯遜研究員指出，中共強摘器官的對象從訪民到乞丐無所不包，其中最龐大和最弱勢的群體是良心犯，包括法輪功學員和維吾爾人等。而鎮壓法輪功的中共高官鄭樹森和王立軍二人，都在器官移植研究方面有所建樹。

法輪功學員於溟在討論會上作證說，他在遭中共當局關押期間多次被抽血，甚至抽骨髓。警察威脅，要用他的零件（指器官）做貢獻，後來也許是因為他有輕度脂肪肝和身體其它不良反應沒有進一步採取措施。

於溟之後走訪多家器官移植醫院，並用微型攝像機記錄下所見所聞，以及器官數量和價碼。一位北京律師曾向他吹噓道，氣功修鍊者善於做呼吸鍛煉，他們的器官更為優質。

史密斯議員表示，證人的陳述、大量的移植手術、短暫的等待時間都清楚的表明，中國器官來源於活人，他們被像牲畜一樣對待，留著一口氣，直到配型成功。

「諷刺的是，信仰犯因為健康的生活方式成為更好的器官捐贈者。『中國法庭』報告中的獄警證人提到，疾病或者身體不健康是一位法輪功學員的唯一救贖。這位學員有24或25個更為健康的朋友，都被殺死之後取走器官。」

而中國當局近年對大批維吾爾人進行驗血、DNA檢測、用火車運送到內陸等種種行為，讓羅伯遜擔心，維吾爾人會成為主要的器官強摘器官對象。

逃出新疆集中營的米娜•圖爾松（Mihrigul Tursun）向討論會傳來的文字答覆顯示，她被多次驗血、注射不明藥物，她本人沒有被摘取器官，但是米娜鄰居的兒子在集中營死亡後，父親去看望屍體的時候只能看到臉部，父親懷疑兒子的器官已經被拿走。

國際社會集體沉默

位於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維吾爾族人權項目」對外事務主任格蕾烏（Louisa Greve）在現場用中文念出了《紐約時報》駐京記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在「中國法庭」上的證詞。

早在2016年，狄雨霏在和肺移植領域的權威外科醫師陳靜瑜吃飯聽到了他和同僚的對話：

童醫生：「死囚不能用嗎？」陳醫生：「不能用。」童醫生：「良心犯呢？」陳醫生：「都不能用。」

狄雨霏從這段對話得出結論：對死囚和良心犯的器官移植在一些中國醫生之間是常識，而且2015年禁止取用死刑犯器官的命令並未有效貫徹。

狄雨霏試圖繼續跟進調查，然而《紐約時報》的編輯並不高興，他們覺得器官捐贈問題已經被中國政府在2014年底的禁令解決掉了，相信良心犯被取用器官這種說法的人，都處於社會倡導工作的邊緣；此外他們也認為，法輪功議題是不可靠和不受歡迎的。

狄雨霏推測，《紐時》總部決定不提拔她的一部份原因，就是由於器官移植系列報道。2017年6月，她最終離開了《紐約時報》。

不僅僅是新聞界，羅伯遜在報告中還指出，整個西方世界視之為真假參半。早在2008年，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通過決議，譴責器官強摘暴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也要求調查，但是全部無疾而終。

美國民間權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負責人傅希秋牧師則在會上，譴責自由社會中的精英份子成為器官供應鏈中的一環，比如點名要買穆斯林器官的沙特阿拉伯人，台灣精英圈中的「器官獵人」等等。

一位觀眾在向嘉賓提問時，提到自己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互動。幾年前，她在日內瓦開會時曾發問，如何才能約束中國不再強摘器官？接下來的一小時，出現了不少於三位的WHO員工尾隨她，試圖說服她中國根本沒有這回事。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郭丹青發言表示，人們不願意相信器官強摘，就像一開始不相信「絕不可能」的新疆集中營，而器官強摘更加面臨雙重困境，似乎既危言聳聽，又和法輪功沾邊。

「法輪功學員個人，會由於所受的迫害得到同情。但是法輪功本身，不管被看作群體、運動還是組織，都未從人權組織、媒體和學術界中得到同情。但似乎只有法輪功成員有最多的資源和最大的動機，在此事上死磕到底。如果法輪功的指控更為溫和，或者由一個更受社會尊敬的組織提出，會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郭丹青強調，羅伯遜的報告是一份嚴謹的學術分析，負責任的人權工作者和記者不應再對中國的器官濫用視若無睹； 美國政府可以用《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中國相關官員，必要時甚至可做出憲法性的努力。

「維吾爾族人權項目」對外事務主任格蕾烏則建議，醫院和醫學期刊可以考慮禁止和器官移植行業的中國從業人員進行交流培訓，並且拒絕發表他們的論文；生物科技公司需要考慮，他們的產品被中國用於何處；相關大學和研究機構也要重新審視和中國的合作關係。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雲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