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的爆發，中國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習近平當局連日來不斷向地方政府企業發出復工的指令。

疫情現狀

為了營造疫情趨緩的氣氛，中共官方公布的每日疫情數字也積極配合，連續三天的確診和疑似感染病毒者人數都在下降。但是，專家們並沒有像數字那樣配合。

2月12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學家曾光發出一條極高語言難度和技巧的形勢判斷：疫情下降的拐點已經出現，但上升的拐點也出現了。這種判斷確實高明，無論最後疫情如何發展，預測都不會錯，令人傾佩之至。

相反，2月11日，河南省衛鍵委主任、免疫學博士闞全程對目前疫情的判斷卻是：「武漢是爆發期，湖北是流行期，其它省市是流行前期。」其實，這種形勢判斷比較接近真實情況。

政令難出中南海

自從武漢封城之後，隨著疫情擴散至全國各地，隨後全國各省市開始實施自保措施，實際上全國各省地區已經出現各自為政的跡象，中共中央政府的政令已經很難得到有效執行。

習近平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催促復工，11日上午，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共發改委在發布會上推出九項措施，要求企業儘早恢復生產。雖然從2月10日中國各地開始陸續復工，但仍有很多企業宣布暫緩開工，多個省市的交通停運，封路等管制措施仍在持續。

與此同時，當國監委的調查組已經到武漢、對武漢政府高層官員開始問責之際，武漢市長周先旺卻仍然「甩鍋」中央：

2月12日，武漢市官方媒體「漢網」發表一篇評論，再次推責，文章稱：「早在疫情發生12月，武漢已將相關情況上報國家衛生部門，專家組一行也深入到武漢調研，給出初步結論，這位市長亦非專業醫學出身，遵從專家建議何錯之有？」

地方政府和官員敢於如此強硬對抗中央，反映出兩種可能的狀態：一是中共高層內鬥激烈，周市長在高層有人撐腰；二是習近平權威減弱，政令難出中南海。

上海武警異動

今天的另外一個消息，信息量很大。據「央廣軍事」報導：

「星夜往返！上海武警驅車上千公里運防護服。近日，武警上海總隊赴山東日照押運防疫物資。參與任務的官兵夜以繼日驅車上千公里，順利將5000件防護服押運回滬，前後總共用時28個小時。這批物資將陸續分發至上海各大醫院供一線醫務人員使用。辛苦了，武警官兵們。」

這個新聞首先釋放的信息就是，中央政府對地方省市已經失去控制，不然上海地方政府就不需要派遣武裝部隊押運防疫物資，顯而易見，這些防疫物資會遭到其它省市武裝力量的搶劫和扣留。此前已經發生雲南大理扣留他省物資的案例。

其次，重點來了：上海市政府出動武警部隊，屬於異常的情況，因為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是沒有權力調動武警部隊的。為什麼？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武警部隊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實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指揮體制，歸中央軍委建制，不再列國務院序列。自此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各級公安部門無權調動武警部隊。

對於習近平當局收回武警部隊的指揮權，中共官方明確公開聲稱是為了「確保政治安全」。

在「確保政治安全」的背後，是為了防止武警部隊參與江派針對習近平政變的再次發生。武警部隊作為江澤民的私家軍，在2012年2月王立軍出逃美領館事件和隨後的北京「3·19」政變中，薄熙來和周永康動用的都是武警部隊。

武警「一統二分」舊制

中共武警部隊其編制和兵役制度與軍隊大致相同，但與常規軍隊不同，武警主要是對內「維穩」的武裝力量，是以暴力維護中共統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一直以來，武警在指揮領導體制是「一統二分」，即由國務院、中央軍委統一領導，各地公安機關分級管理、指揮，但以「兩分」為主。

由於武警部隊受中共中央軍委與中共政府的雙重領導。這種雙重體制下，地方上的武警力量，通常受政法委系統及下屬的公安系統來直接指揮領導，參與到各地的「維穩」工作中，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徵招和建制管理等，並不直接指揮地方上的武警部隊。這就造成政府公安系統對武警事務有較大的話事權。

因此，公安部部長兼任武警部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各省武警總隊也由省公安廳長兼任第一政委、第一書記。在實際上造成了武警部隊的分權。在周永康當權時期，其曾任政法委書記、公安部部長，強力介入武警，並將武警司令員首次納入中央政法委委員行列。這種體制，容易形成另一個強力重心。

武警曾是江的私家軍

江澤民剛上台的時期，由於「楊家將」掌控軍權，江不得不轉而倚重武警，並為此花費巨資。武警在此時期得到迅速發展，一度被海內外呼為「江家軍」。

1996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武警部隊總部由副大軍區級升格為正大軍區級，主官授上將銜，使武警司令員的級別與七大軍區的司令員同級別。1999年新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視察武警北京市總隊十一支隊，從此中共加大了對武警部隊的扶持。

此前，武警在中共武裝部隊的體系中本屬於「偏師」，但此後逐漸發展到同中共陸、海、空三軍以及第二炮兵地位相當，且規模越來越大，裝備越來越精良，官兵待遇亦越來越高。中共武警人數發展迅速，外部估計，中共武警部隊的總兵力估計達150萬，包括超過半數的80萬內衛部隊。

大陸官方侵權事件越來越多，民眾抗暴維權的群體事件也隨著暴增。在2000年後，尤其是周永康接掌政法委之後，各地群體性事件不斷。

武警成為了中共江澤民集團迫害民眾的主要暴力武裝。2006年，中國武警司令和政委撰文，要求部隊向應付大規模群體事件方向轉變，其實就是要準備應付大規模的民眾請願騷亂。

2006年，中國武裝警察連級（中隊）以下攜械行動批准權力，下放給省級政法委。（團級（支隊）行動則由中央政法委批准，團級以上行動仍需中央軍委批准），導致各地動用武警鎮壓民眾抗議的次數劇增。

武警是江派政變的後盾

武警軍隊化、地方化是此前江澤民及周永康的政法委對抗胡溫中央的戰略之一。過去十多年來，江澤民耗費巨資建武警部隊，將武警部隊發展成「第二權力中央」（政法委）的武裝力量，藉「維穩」的名義，政法委和下屬的公安系統可以調動地方上的武警力量參與對民眾的鎮壓，並不受法律限制，中共軍委難以插手。

被江派所把持的中共武警部隊，涉嫌多次參與政變。江澤民、曾慶紅、薄熙來、周永康圖謀十八大後的政變從習近平手中奪權所倚仗的重要武裝力量即是武警，包括王立軍逃館事件中，薄熙來曾動用武警包圍美領館，隨後的3·19政變中，周永康動用的也是武警。

2012年的「3·19」政變中，駐守在中央政法委的武警特種部隊對天鳴槍，與38軍進行對抗。但38軍的部隊迅速將眾武警繳械，當晚不少北京市民都聽到槍聲。事後有說法稱，「3·19」當晚發生的是一場未遂政變，政變主角正是當時的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目的是搶奪薄熙來案的關鍵證人、大連實德富商徐明。胡錦濤急調38軍入京，同政法委大樓外的武警發生對峙。

武警部隊在名義上是接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雙重領導，但其實際掌控權在國務院的公安部之下，其實也就是主要掌控在政法委手中。此前周永康任政法委書記期間，其年維穩經費曾經超過軍費開支，到最後政法委權力坐大，成為「第二權力中央」，胡溫「政令難出中南海」，很大原因就是周永康依仗其掌控的武警力量。用中共的話講就是，周永康不僅手握「刀把子」，還握著武警部隊這個「槍桿子」。

習近平清洗武警江派勢力

習近平掌權後，武警中江派勢力成為其一個嚴重威脅。有消息來源說，劉源此前曾對習近平直言：「兩會前不管（武警問題），政變或難避免！」

習近平在軍隊展開反腐風暴，武警部隊是重災區，上屆武警高層幾乎被一鍋端。

2016年12月29日，中共官方宣布，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武警部隊原司令員王建平因涉嫌受賄犯罪，軍事檢察機關已對其立案偵查。王建平也成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首位落馬的現役上將。王建平擔任武警部隊司令員時，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是他的直接上級領導，同時他也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屬下。習近平當局2014年將王建平調職，主要是為了將他調離武警權力基地。

中共2016年的六中全會公報中，證實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原武警部隊副司令員牛志忠中將嚴重違紀，已被開除黨籍。武警副司令員戴肅軍中將2016年10月20日被帶走調查，副司令員潘昌傑、副政委姚立功被免職。

十八大以來，武警部隊被密集清洗，已有多名高級軍官落馬，如廣東省公安廳黨委原副書記武警少將蔡廣遼、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司令員武警少將劉占琪、武警交通指揮部原政委武警少將王信、天津消防總隊原政委武警大校徐豪元、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工程師武警大校繆貴榮、新疆公安邊防總隊原總隊長武警大校張根恆、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副司令員武警少將翟木田、武警福建總隊原司令員武警少將楊海、武警工程大學原校長武警少將沈濤、武警江蘇總隊原司令員武警少將于鐵民等。

為何上海武警異動

問題回到現在，武警部隊原先受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雙重領導的「地方勢力」轉變為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了，習近平上任後也對武警部隊原本的江派勢力做了深度清洗，既然是這樣，那麼上海市這次是怎麼指揮得動武警上海總隊的呢？

當然，一種可能是上海地方政府向中央軍委請示獲得批准，調動武警。但是這種可能性很小，因為這個先例一開，各地將會紛紛效仿，形勢將會大亂。

那麼，最大的可能只有一種：在貿易戰和武漢疫情的衝擊下，中共高層的分裂加劇，內鬥已經公開化，習近平無法有效控制全國各地政府，特別是江派勢力盤踞的上海市。而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調動武警的新聞高調出現，也顯得不同尋常。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