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共發布的最新信息，截至1月22日19時，大陸共確診472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死亡9例，感染病例主要分布在湖北、北京、山東、上海、浙江、廣東、四川、雲南、江西、天津、重慶、湖南、河南、山西、寧夏、廣西等地。

而在當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許樹強針對記者就近日確診病例激增，是否存在瞞報情況時，避而不答，反而稱「我們高度重視信息公開，信息公開十分重要」，並指曾指導湖北武漢市衛建委於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發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等等。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國家衛健委所謂的重視和公開信息以及確診病例激增，恰恰是在1月20日習近平、李克強分別發話後，而此前不管民間披露從去年11月、12月開始武漢肺炎有多麼嚴重，有多少人倒下，中共官方和媒體都是一概否認和迴避，甚至警方還「處理」了8名所謂的「造謠者」。

而就在1月19日，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醫師李剛對陸媒公開稱，疫情是「可防可控的」，該說法也在國家衛健委衛生應急辦公室的最新公告中出現。

劇情很快反轉。20日，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稱要「採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儘快查明病毒感染和傳播原因，加強病例監測」，「要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但還要「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隨後，李克強也作出了類似批示。

習李指示和批示後，中共各相關部門「迅速」行動起來。還是在20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國家衛健委成立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指導地方做好疫情應對處置工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衛健委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乙類管理，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這意味著此病毒存在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央視也請來防疫專家鍾南山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新病毒肯定有「人傳人現象」。而同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有關武漢肺炎的提問時，強調當局「高度重視」，態度「嚴肅認真專業」。

至於各地方政府也是迅速行動起來。比如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21日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傳達習的指示並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一如所有的中共官員，蔣超良在吹捧完習後，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門「把遏制疫情蔓延作為當前頭等大事」，要「嚴防死守，緊盯查病源、堵源頭、防擴散等重要環節」，落實「內防擴散、外防輸出」云云。其他各省市也基本按照這個套路發布了新聞。

習李發話後，能否查到病源，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並不讓人樂觀。由於防止擴散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以及超級病毒感染者的出現，隨著春運，潛在的病毒攜帶者或者感染者正走向四面八方，病毒正在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擴散。以此推算，正月裡，也就是2月份，將是各地發病的高峰期。

很明顯，新型冠狀病毒擴散的過程與2003年的SARS相似。先是官方掩飾、撒謊或輕描淡寫，然後坊間傳消息者被查處，公眾一直被蒙在鼓裡，其後在海外出現病例，中共承認並採取措施……直到SARS神奇的消失，中共官方也沒有找到其真正的來源，也沒有透露真正的死亡人數，而坊間傳說至少死了一萬多人，而非官方通報的幾百人。

以此推斷，對於同樣是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新型冠狀病毒，各地官員出於「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更是為了保住官帽，而有意瞞報亦是大概率事件。習發話後疫情反轉以及各地官員應對的態度，凸顯了習政權的兩大危機。

其一是不僅諸多事實表明政令難出中南海，而且下情上達通道亦現障礙。不久前，海外有媒體爆料稱，現在習近平舉步維艱，進退兩難，根本原因在於其沒有一個強大睿智的執政班底，只有一幫專事逢迎的庸才聚集在其身邊，而那些具備實際執政能力的團派大員，個個心灰意懶，出工不出力。這也是近來中共內政、外交昏招迭出的原因。

無疑，武漢疫情的嚴重性在幾個月內沒有被中共高層知曉或者重視，不得不說與環繞在習周圍的庸才、佞臣和出工不出力的官員有關，在前者看來，讓習以「人民領袖」自居，沉浸在形勢大好中是他們的主要工作，而其中是否另有陰謀是很值得懷疑的。因此，對於疫情，能瞞多長時間就瞞多長時間。

其二是中共官員普遍心存末世心態，除了逢迎上級官員，保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沒有人願意真正為百姓的福祉考慮，也甚少有人真正願意維護中共政權。

這幾年來，雖然北京高層多次談及「四個意識」，甚至讓官員們表態效忠，並拿下了大量官員進行威懾，但中共各級官員的「兩面嘴臉」卻愈加嫻熟。一方面，明明內心並不相信中共的宣傳，但口頭上卻都喊得非常響亮，向中央和核心看齊，要「不忘初心」，重複領導人的陳詞濫調，搞出了不少讓人作嘔的宣傳；另一方面，在具體落實工作時，則是多說少做，避免觸碰雷區，即所謂的怠政。這些官員中既有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的，也有為維持既得利益，反感反腐而暗中抗拒的。還有不少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大撈特撈並將資產轉移到國外，家人移居海外，以免在中共沉船時殃及自身。

可以說，像1976年唐山地震時主政唐山附近青龍縣縣長冉廣岐和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那樣，沒有向上級備案就向全縣百姓預報可能發生地震，從而避免了重大人員傷亡的官員，今日已不復存在。

前些年，大陸網站曾熱傳一篇中紀委官員習驊寫的《官員都在坐等出事》的文章，作者借清朝嘉慶年間發生的癸酉之變，即天理會在首領林清帶領之下攻進紫禁城，箭射隆宗門，幾乎端了皇帝老巢之事，分析清朝中後期朝政「因循疲玩」（懶政怠政）之弊，以古喻今，訓誡本朝官員。

按照習驊的總結之語，那就是「人人麻木不仁，個個『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於官員追求狹隘的人生目標：升官發財」。不過，官員這個狹隘的人生目標正是中共自己種下的，而實現不了這個目標又不相信什麼共產主義的中共官員，在防控新病毒疫情中又怎麼可能盡心盡力？除了為官位考慮瞞報外，「坐等出事」也就絲毫不奇怪了。而這樣的中共官員在疫情防控上只會增加民間的不滿情緒，只會對本已民心盡失的習政權造成新的打擊。加之無法履行的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難以壓制的香港民眾，持續高漲的國際反共大勢，中南海高層的日子是越來越難過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