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攜手群臣，成就了秦始皇稱帝以來第一個鼎盛時代，在文治、武功、科技、藝術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留下的豐功偉績足以令後世讚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同時也是一位雅好文學及音律的才子帝王，他搜遺文、興漢賦、擴樂府，為強大繁榮的西漢王朝，注入了一股文采斐然的藝術風度。

大賦縱橫

一朝天子一朝文化，在後人的總結中，歷代中華王朝都有經典獨特的文學樣式，其它朝代都難以比肩，因此被稱作「一代之文學」。楚有楚辭，漢代有賦，唐詩宋詞元曲，都是那個時代造詣最高的文學形式。漢賦，就是漢代最典型的文學形式，尤其以漢武帝時期最為繁榮。經濟的富庶、物產的豐饒、軍事的勝利、政治的清明、四方來朝的興盛，塑造了大一統王朝的磅礴氣象。這些體現在文人筆下，就變成了一種鴻篇巨製、張揚文采的盛世文學——漢大賦。

漢大賦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也有駢文的節奏韻律，是一種力求文辭瑰麗、大量鋪陳的體裁。它大多描繪漢代的宮殿、都市、皇家生活的壯美與威嚴，並在文末附有規勸諷諫的文字。《文心雕龍》對漢大賦的定義就是「鋪採摛文、體物寫志」。在漢武帝之前，賦文學已經出現，受到楚辭影響，是一種「騷體賦」。到了漢武帝時期，社會的發展和皇帝的推崇，洋洋灑灑的大賦文學就應運而生了。

漢武帝剛即位的時候，仰慕賦作家枚乘的文名，以安車蒲輪徵召。但是枚乘年老，身體不好，在入京的路途中就去世了，讓漢武帝非常惋惜。不過枚乘有個兒子叫枚皋，也是作賦的名家，他通過北闕上書向漢武帝自薦，說自己是枚乘的兒子。漢武帝大喜，召他在大殿上現場作賦，並封他為郎中。之後，枚皋成了漢武帝的近臣，隨漢武帝四處巡行宮殿、地方以及封禪泰山。漢武帝每有所感，就命他作賦紀念。因為枚皋才思敏捷，每次接到詔令，揮筆即成，是一位高產的作家。

通過多種招攬人才的方式，漢武帝身邊匯集一大批文人雅士，很多大臣像是東方朔、嚴助、朱買臣等人都能作賦，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漢賦四大家之首的司馬相如了。漢景帝時期，司馬相如客遊梁國，做了一篇《子虛賦》，後來漢武帝讀了這篇文章，大為欣賞，忍不住感嘆：「可惜朕沒能和他生活在同時代！」身邊的狗監楊得意說，作者是自己的同鄉，漢武帝很快就召見了這位才子。

司馬相如對漢武帝說，《子虛賦》寫的不過是諸侯遊獵的事情，不足為奇，希望再獻上一篇描寫天子遊獵的大賦。司馬相如就寫了另一篇著名的《上林賦》，極盡誇張地鋪陳天子遊獵的盛況和宮室的豪華壯麗。這篇賦不僅歌頌了西漢作為大一統帝國無可比擬的形象，又暗含諷諫，開創了漢大賦的基本主題。漢武帝讀後大讚，封他做了郎官。司馬相如寫文章，與枚皋形成鮮明對比，他總是要花費許多時間構思，才能完成一篇大賦。但是枚皋在司馬相如面前，總是自嘆弗如。

這些文人在漢武帝身邊，既是文學侍從，也是政務上的得力助手，比如朱買臣在外地任太守，司馬相如出使過西南夷。賦作家不僅能夠以文才受到天子賞識，還能躋身政壇，可見當時文人的地位也是很高的，這也促使漢代文人越來越多地創作大賦。《漢書‧藝文志》統計了漢武帝君臣的作賦數量，司馬相如有二十九篇，枚皋一百二十篇，嚴助三十五篇，司馬遷八篇，統共有近三百篇賦，比西漢初期多出百餘篇，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令人驚歎。

樂府詩歌

漢代成就最高的文學除了賦，還有樂府詩。詩歌歷史悠久，在古代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古時候經學和文學基本是一體的，也就是文史哲不分家。比如儒家經典《詩經》，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文學成就、教化作用都是非常高的。孔子也說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漢武帝尊崇儒術，自然也非常重視詩歌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大力發展音樂機構——樂府。

樂府從秦朝就已經設立，是負責管理音樂的官署，到了漢武帝時代，成為正式的集採集、創作、演奏音樂為一體的專業機構。這裡要說明一下，古代藝術也是詩樂舞不分家的，詩歌都是配音樂演唱，或者再加上伴舞，所以當時的詩也是歌曲，叫作「歌詩」。西漢的詩歌就在樂府機構中繁盛起來，成為經典的漢樂府。

西漢初期的詩歌創作並不多，主要有漢高祖創作的《大風歌》，還有唐山夫人創作的大型詩歌《房中樂》，後來加上配樂更名為《安世樂》，之後樂府機構只是沿襲舊樂，沒有新作。到了漢武帝時代，樂府得到空前發展。首先是增添了演奏曲目。漢樂府有三大曲目，一個是《房中樂》十七章，其它兩部都創作於漢武帝時期。一個是《郊祀歌》十九章——由司馬相如等文人奉召賦詩、音樂家李延年譜曲做成的皇家祭祀樂章；另一個是鐃歌二十二曲，被稱作是軍中之樂。

在豐富樂府曲目這方面，李延年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李延年出身音樂世家，父母兄弟都是音樂藝人，他本人更是懂音律、擅歌舞，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史書上說，李延年所創作的音樂，聽到的人沒有不被感動的。比如他曾作一首《佳人曲》，漢武帝聽了之後感嘆，世間哪有這樣的佳人呢？於是平陽公主就把李延年的妹妹推薦給漢武帝，成為最受寵愛的李夫人。李延年也因此更受器重，藉著漢武帝祭祀天地、興禮造樂之際，他不僅把舊曲翻為新聲變曲，還把張騫從西域帶回的音樂改編為二十八首「鼓吹新聲」。由於高超的作樂技藝，李延年被封為協律都尉，顯赫一時。

另外，漢武帝還為樂府制定了採集、整理民歌的制度，這樣宮廷中出現了趙、代、秦、楚等地方的歌曲。到漢哀帝時，各地匯總的民歌多達260篇。採集民歌的意義也是很重要的，自孔子編《詩經》，整理周代「國風」，到戰國、秦漢初年，這項文化工作就中斷了，漢武帝的舉措是繼承、恢復了民歌的收集和整理。這些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代表的是百姓的心聲，能夠很好地幫助朝廷了解民間疾苦和政務得失。

如果說漢賦代表了宮廷文學的成就，那麼漢樂府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間文學的精華。而且漢樂府詩歌繼承了詩經的傳統精神，成為詩歌史的又一高峰。很多文人也用樂府篇章作詩，為後世詩歌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文采煥焉

除了對文學的倡導，漢武帝本人也熱衷文學、勤於創作，成就斐然可觀，史學家班固用「卓然」、「煥焉」形容漢武帝的文采。漢武帝一生做了許多大事，也遇到了許多祥瑞之景，為紀念這些事情，漢武帝除了命大臣寫詩作賦外，也親自揮筆，留下許多詩篇。

比如元狩元年（前122年），漢武帝在打獵中捕獲一頭白麒麟，於是寫下一首《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前113年），有人在后土祠旁挖出一口寶鼎，漢武帝心有所感，作《寶鼎之歌》；同年在渥窪水中驚現一匹神馬，他又創作《天馬之歌》；還有一次在巡行河東途中，漢武帝寫下了一首《秋風辭》。

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祭祀泰山，途經一個叫瓠子的地方，黃河即將決口，他命令隨從大臣中將軍以下的官員都必須加入搶險行列，背柴禾加固河堤。面對洪水險情，漢武有感而發，作《瓠子之歌》；同年，甘泉宮內生長出一棵九莖連葉的芝草，他又寫下一首《芝房之歌》。

太初四年（前101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大宛，帶回汗血寶馬獻給朝廷，漢武帝為紀念此盛事，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前94年），漢武帝巡視到東海的時候，獵獲一隻赤色大雁，又作《朱雁之歌》。

漢武帝的詩歌具有楚辭特點，既有細膩入微的真情實感，也有一代帝王胸懷天下的氣勢，其中《秋風辭》和《瓠子之歌》可以算作代表作。我們先來看《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悲秋」是中國詩歌中常見的主題，漢武帝在樓船中與群臣宴飲遊樂，卻在把酒臨風之際，感受到時光的飛逝，於是寫下感秋之作。前三句描寫秋景，文辭優美，第四句點明懷佳人也就是渴慕賢才的主題。後面幾句描繪作詩的背景，在歌舞昇平中生出人生短暫、少壯難再的感嘆，韻味無窮。

《瓠子之歌》是漢武帝在黃河決口現場即興所做，表達了拯救蒼生的博愛胸懷。我們節選第二節賞析：「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筊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這一節描寫了堵塞決口的緊張場面，前兩句點明河水的湍急，暗示工程難度之大。接下來是治水過程，柴草不足立刻砍伐竹林來築壩。治水勝利後，漢武帝不忘向百姓宣諭防治水患的重要性，整首詩寫得氣壯山河，也流露出帝王心繫天下的悲憫情懷。

《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武帝也創作過兩篇賦，其中一首是《李夫人賦》，另一首已經不可考。李夫人就是《佳人曲》中的女主角，但是早早就病逝了，留給漢武帝無盡的傷感。有一天，漢武帝思念李夫人，命方士為她招魂，漢武帝只能遠望不能近觀，感慨說：「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於是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悼亡賦，展示了偉岸帝王情深意重的一面。

正史之祖

有句話說：「西漢文章兩司馬。」指的是漢武帝時代兩位姓司馬的文豪，一個是以辭賦著稱的司馬相如，另一位就是史學家兼散文家司馬遷。司馬遷出身史學世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史學巨著《史記》。《史記》的地位有多重要呢，它在史學上是正史鼻祖，在文學上是散文經典，在經學上又是一家之言，在古代的典籍中幾乎沒有一部著作達到《史記》這樣的成就，所以呢它是一部「絕唱」。

那麼這部巨著是怎樣完成的呢？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是漢武帝時期的一名史官，也就是太史公。司馬談博學多聞，精通天文、《周易》及儒、道、墨、法、陰陽等諸子百家有精湛的研究的學問。在漢武帝在全國搜求前代遺文時，司馬談有機會博覽天下的經典古籍。史官的責任是著史，司馬談就有個志向，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貫穿古今的通史。而司馬遷自幼繼承家學，通曉諸子百家，從董仲舒、孔安國等名師學習經學。長大後他開始漫遊各地，採集舊聞故事，積累下豐富的歷史素材。

司馬遷是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文人，為人聰慧通達，善於文辭，後來在朝廷中擔任郎中。到了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準備封禪大典，司馬談因故未能參加，深以為憾，以至於身患重病。剛好司馬遷出使巴蜀後趕回來，見到臨終的父親。司馬談就把自己未竟的事業託付給司馬遷，希望他能繼承祖先治史的事業，繼任太史公完成那部史書，並且記錄下漢代以來帝王將相的輝煌功績。三年後，司馬遷擔任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出於修史的需要，司馬遷提議改曆法、更年號，並參與《太初曆》的制定。《太初曆》取代了秦漢以來的《顓頊曆》，以正月為歲首，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代曆法的重大進步。在世界上，太初曆也是處於領先水平，比古羅馬的儒略曆早了五十八年。新曆法確定後，漢武帝為此舉辦盛大的典禮頒布新曆法，並把那一年定為太初元年，新曆法也因此得名《太初曆》。之後，司馬遷正式撰寫《史記》。

再到天漢三年（前98年），李陵因為遭遇匈奴大軍，力竭投降，還有傳聞說他幫助匈奴練兵，漢武帝怒其忘恩負義，朝臣也多認為李陵罪在不赦，而舉薦李陵的司馬遷卻為他辯護，因此被以欺君之罪判處死刑。為充抵死罪，司馬遷不得不忍辱接受宮刑。之後他得以繼續著史，頂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寫作不輟，終於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史記》一書。

《史記》記載了從黃帝時期到西漢約三千年的歷史，首創了紀傳體編史方法，確立了本紀、書、表、世家、列傳五大體例，跨時久遠，體式完善，為後來的「正史」提供了完美的範本，因而成為二十四正史之首。而且司馬遷著史，並不是單純記錄歷史事件，而是繼承《春秋》微言大義的精神，將自己對歷史、人生的思考融入其中，也就是實現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在漢武帝時代的文學藝術中，漢大賦有著縱橫張揚的文采，漢樂府囊括天下民歌，史傳又有著宏大豪壯的願景，無論哪一種文學樣式，都體現著宏偉、博大的特點。

都說時勢造英雄，或許一個前所未有的繁盛時代，才能孕育出志向遠大、才情洋溢的文人，才能留下這樣氣勢壯闊、文辭瑰麗的藝術。從這點來說，漢武帝不僅以自身的才華，倡導並繁榮了漢代文學，更為當時的文人創造了一個自由創作的廣闊舞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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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