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大紀元發表了我的文章《中共政法大騙局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其中談了中共的公、檢、法、司官員，利用偽造的我的電腦、U盤、MP3的鑑定結論，栽贓陷害我的違法犯罪問題。下面再談一談中共的公、檢、法、司官員，利用偽造的881封信的鑑定結論，栽贓陷害我的違法犯罪問題。

2008年7月11日，北京第29屆奧運會前夕，我因為堅持在法輪功問題上講真話，被非法抓進看守所。2009年10月7日，被非法判刑5年。

法院「認定」的我的「犯罪事實」是：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我郵寄了1000多封信。

這1000多封信是怎麼來的呢？其中881封信，是我以掛號信方式寄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

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法官徐麗文製作的判決書稱，北京市公安局的鑑定人認定，881封信的字跡是王友群所寫。

2009年10月13日，被關押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內的我，依法寫了致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的《上訴狀》。明確指出，881封信的鑑定結論是偽造的。

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法官賈連春製作的終審裁定書認定，881封信的鑑定結論不是偽造的。

但是，賈連春法官的這個「認定」100%是謊言。

首先，北京市公安局的鑑定人根本沒有看到過881個信封。在北京市西城區法院開庭審理我的案子時，法警給我看了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出具的一份只有幾行字的證明，該證明稱，從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中紀委監察部共收到王友群的信881封。北京市公安局的鑑定人的鑑定結論，就是根據這個只有幾行字的證明做出的。

其次，我不得不說，中共的公、檢、法、司，包括江澤民的親信，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為了打擊報復我，到了愚蠢至極的地步。

中紀委監察部是幹什麼的？是中共查處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問題的最高專門領導機關。根據法院的「認定」，我寄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是2003年11月至2008年6月寄出的，時間跨度是5年。據此，2003年11月、12月，61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2004年，365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也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2005年，365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還是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2006年，365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仍然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2007年，365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依然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2008年6月不算，1至5月，151天，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照樣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這段話有些重複，但重複是必要的。按照法院的「認定」，在長達4年零5個月裡，以專門查處違紀違法問題為己任的中紀委監察部領導，都沒有發現我寄給他們的信是犯罪證據！

在此期間，我寄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寄給了哪些人呢？寄的最多的是我的老領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何勇，時任中紀委副書記干以勝。根據法院的「認定」，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尉健行、何勇，參與查辦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大案要案的中紀委核心領導成員干以勝，都是缺乏法律常識的傻瓜！

在此期間，我給宋平等13位退休的中共老幹部寄了許多信，都是請何勇、干以勝轉遞的。

這13位老幹部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前中紀委副書記候宗賓、曹慶澤、徐青、劉麗英、傅傑，前中紀委副祕書長彭吉龍。根據法院的「認定」，宋平等13位老幹部都是缺乏法律常識的傻瓜！

我寄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有許多也同時寄給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根據法院的「認定」，胡錦濤也是缺乏法律常識的傻瓜！

根據法院的「認定」，我2003年11月給中紀委監察領導寄了屬於「犯罪證據」的信。2004年黃曆臘月二十九，除夕的前一天，公曆2004年1月20日，中紀委監察部機關黨委副書記袁春，中紀委法規室官員譚煥民，帶著兩箱水果，專程到我家，看望、慰問我一家人。

我在中紀委監察部工作過。我深知，中紀委監察部官員做事，特別是對待我這個被中紀委開除黨籍、辭退的人，決不會腦袋一熱，就上門慰問的。袁春跟我非親非故，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私人感情，沒有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指示，根本不可能到我家裡來。

2004年過年前夕，袁春、譚煥民帶著禮物到我家裡來，很顯然，是根據當時的中紀委常委、中紀委監察部機關黨委書記干以勝的指示辦事。干以勝是尉健行從安徽省監察廳提拔到中紀委監察部工作的，干以勝肯定是根據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指示辦事。根據法院的「認定」，必然的邏輯是，2004年1月20日，尉健行責成干以勝，干以勝責成袁春二人到我家，看望、慰問一個「罪犯」！

由於我當時人在北京，在中共最邪惡的政治中心，基於我對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一夥政治流氓的了解，在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寫信、寄信時，我就預見到日後可能有人將我的信當成我的「犯罪證據」。我事先做了許多防範工作。現在回過來看，非常有必要。

下面，就以我寄給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4封信為例，來證明881封信的鑑定結論100%是偽造的。

2007年8月10日，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查處賴昌星」的批示被泄露給賴昌星本人這一泄露絕密文件案，我寫了一封致宋平等13位老幹部的信《關於嚴肅查處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的建議》。就這封信而言，我採取了7個防範措施：

第一，這封信不是寫給一個人的，而是寫給宋平等13位老幹部的。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進看守所之日，長達335天，我未聽到13位老幹部說我給他們寄此信有任何錯。

第二，這封信不只寄給了一個人，而是寄給了6個人，包括13位老幹部中的兩個代表：宋平、尉健行，中紀委監察部領導中的兩個代表：何勇、干以勝，以及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官員韓軍。至2008年7月11日我被非法抓捕之日，長達335天，宋平、尉健行、何勇、干以勝4位領導中沒有一個人說我給他們寄此信有任何錯。

第三，我親筆手寫了一封致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關於一封重要信件的報告》，將這封信什麼時間寫的，寫給誰的，標題是什麼，寄給誰，是否準備在美國最有影響的中英文媒體上公開發表等，寫得清清楚楚。當時的中紀委領導，包括121位中紀委委員、18位中紀委常委、7位中紀委副書記、1位中紀委書記，監察部領導包括1位部長、3位副部長。我將這封信向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報告了，那麼，這120多位中紀委監察部領導都有責任證明這封信是否存在違法問題。

第四，上述6封信，是在寫作當天，在北京市新街口郵局，以掛號信方式郵寄的，信封上有我的真實姓名、地址、郵編，掛號憑證分別是： XA04849347711、XA04849348511、XA04849349411、XA04849350311、XA04849340111、XA04849333511號，發票號碼是：08238264號。

第五，這是一封準備在美國最有影響的中英文媒體上公開發表的信。因為我寫的任何反映我的真實想法的文字，在中國大陸不可能公開發表。但是，我自信，這封信經得起全世界人民的檢驗。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全文公開發表。這封信是否存在違法犯罪問題，70億地球人中，凡是有常識和正義感的人，都可作證。

第六，我寫作、郵寄上述信符合憲法的明文規定。憲法第40條規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祕密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祕密」。

第七，我複印了原稿。因為涉及到法律上的是與非，罪與非罪，雖然這封信帶有黨文化的痕跡，但是，從頭到尾，從法律法規依據到事實到要求，現在看來，仍然經得起歷史檢驗。這封信的正文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第40條規定：「黨員和黨員領導幹部應當正確履行職責，自覺接受監督，對違反本條例，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黨內監督職責，不遵守黨內監督制度的，視情節追究責任，嚴肅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祕密法》第9條規定：「『絕密』是最重要的國家祕密，泄露會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別嚴重的損害；『機密』是重要的國家祕密，泄露會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嚴重的損害；『祕密』是一般的國家祕密，泄露會使國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損害。」第30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或其他公民發現國家祕密已經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時，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並及時報告有關機關、單位；有關機關、單位接到報告後，應當立即作出處理。」

廈門遠華特大瘋狂走私案，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發生的涉案金額最大，涉案領導幹部最多、在國內外影響最壞的嚴重腐敗案件之一。在該案主犯賴昌星等70多名走私骨幹逃亡境外之後，經查實：這個犯罪團伙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300億元。

1999年4月20日，中央有關領導在中央紀委和海關總署的上報材料上批示，下令嚴查廈門遠華走私案。這份文件毫無疑問應該是「絕密文件」，這個文件的內容毫無疑問應該是最核心的國家祕密！極端反常的是，該案主犯賴昌星居然比中央專案組負責人早6天知道了批示的內容。賴昌星是1999年6月逃亡境外的。從得知中央領導的批示到出逃境外，賴昌星有足夠多的時間全方位、大規模銷毀證據，轉移走私資產。國家因此蒙受的損失到底有多大，難以估量！中央專案組組長是當時的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何勇，副組長是海關總署署長牟新生，當時的監察部副部長，現任中央紀委副書記干以勝。也就是說，賴昌星居然比何勇、牟新生、干以勝3位領導早6天知道了中央有關領導的批示。這個事實表明：第一，這個泄密者肯定在中央最高層核心機關工作；第二，這個泄密者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他膽敢泄露上述核心國家祕密，他就膽敢泄露其他核心國家祕密；第三，不及時查處這個泄密者危害巨大；第四，中央專案組應該對此案高度重視並一查到底。令人奇怪的是，至今8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我從未聽到、看到這個膽大包天的泄密者被查處的任何消息。既未見到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消息，也未見到他受到法律制裁的消息，更未見到他被全國各大媒體公開點名批判的消息！將這個對國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泄密者定性為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恰如其分！

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1條的上述明確規定，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上述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祕密法》的上述明確規定，我向您們並通過您們向中共最高權力機關——中共中央鄭重建議：立即依法嚴肅查處這起中央最高層核心機關的重大泄密案，並將這個禍國殃民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繩之以法，並在全國各大媒體上公開點名批判！

2007年8月10日於北京

上述泄露絕密文件案，發生在1999年。至今20年過去了，這個隱藏在中共最高層、最核心機關、肯定收受了賴昌星巨額賄賂的嚴重腐敗分子，一直無人查處；而我這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法規為準繩，揭露嚴重犯罪問題的信，這封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信，居然被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認定」為我的「犯罪證據」！

1949年10月1日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前，許多中國人都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是，中共當政70年，不斷向中國人灌輸無神論的歪理邪說，讓人不相信做壞事，老天爺看得一清二楚，做壞事會遭惡報，以至於許多人，特別是中共公、檢、法、司的某些警官、檢察官、法官、獄警，瞪著眼睛說瞎話，昧著良心幹壞事。

北京市公安局的鑑定人偽造881封信的鑑定結論的手法並不高明，卻在中共的首都北京，歷經公、檢、法、司的許多官員之手，硬是被「認定」為具有法律效力的「犯罪事實」，並被掩蓋長達10年之久！

為什麼？

因為中共搞的是「黨天下」。黨高於一切，黨大於一切，黨領導一切；黨管立法、執法、司法；黨管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監獄；黨既當運動員，又當教練員，又當裁判員；黨是「真理的化身」，「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跟黨「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

黨說白的是黑的，你就必須跟著說白的是黑的，黨說黑的是白的，你也必須跟著說黑的是白的，否則，黨就整你沒商量。70年來，黨一直在這麼幹！

在我親歷的刑事訴訟全過程中：檢察院對公安局的監督等於零，初審法院對檢察院的監督等於零，終審法院對初審法院的監督等於零，監獄系統對終審法院的監督等於零，紀檢監察對公、檢、法、司的監督等於零，輿論監督等於零，民主黨派的監督等於零，民眾的監督等於零！

於是，上述反科學、反法治、反人權、反常識、反自己的鬧劇，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眼皮底下上演了。中共法院要治我的罪，卻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變成了傻瓜！

一葉知秋。中共公、檢、法、司聯手製造的上述大騙局，將中共的邪惡本質暴露無遺。

到了2019年，中央政法委將在中國大陸暗中做壞事的流氓手段，直接搬到香港的大街小巷，在全世界人民瞪大眼睛盯著的情況下作惡，沒有任何羞恥感，直接裸奔了。

剛才，我看了一段視頻，滿眼含淚。一位80多歲的香港老大爺，站在街邊，請求滿大街全副武裝的警察，放過那些小孩子。他說：「流血流夠了，不要再做了，3個月了，求求你們了，放過他們吧。他們只要民主，不要錢，不殺人放火，你小心你的小孩子遭報應啊！做回一個好人吧！上天有眼啊，看著你啊！」「我沒見過抓這麼多小孩，日本皇軍都沒有抓這麼多小孩，居心何忍啊！我80多歲了，應該享受民主，現在沒有了，你打死我好了，我沒有辦法忍受了，我不想看到這個場面，這是地獄啊，不是人間，不是香港！」

物極必反。中共政法大騙局確實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