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黑馬」王滬寧2017年「入常」的災難性後果，應該是比較清晰的了。就是與王類似的、在中共歷史上曾輝煌過幾日的陳伯達，也遠難望其項背。

其一，王滬寧作為今日中共「黨文化」的最高代表，是中共政局全面「左轉」的一個主要推動力。

1995年從復旦大學教授位置上上調中共中央，王滬寧就從一個「研究人員」轉變為一個「政策規劃者」與「政策擬訂者」；2002年起，王占著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這個位置就不挪窩（哪怕晉升為「常委」後也不丟手，繼續兼任），由此成為「三朝帝師」，這在殘酷廝殺的中共政治疆場中是極為罕見的。

王在中共中央核心部門所待時間之長，由此對中共政局的熟稔度、對中共政策走向的蠱惑性、對中共黨魁的影響力，可說無人可比。王被公認是中共當局的「大腦」。王對習而言，並非一個幕僚、紹興師爺，而是相當於「教父」；王成為排名第五的常委，是主政者之一，習、王還是某種政治聯盟。

而陳伯達雖擔任毛澤東祕書三十餘年，但從來都僅是毛意志下的一個操刀手而已，其寫的重要文章，無論是風光一時的《評〈中國之命運〉》還是暴虐空前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過是用他的文筆闡述毛的思想罷了。陳對毛的影響並沒多麼重大。毛、陳關係，用「倡優蓄之」之語評價倒也恰當。所以，毛能只用一個小指頭就把陳從排名第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一夜之間送進秦城監獄。陳對毛既沒有強大的反抗意志，也沒有多少反抗能力。

其二，表面來看，習近平握著中共這架馬車的韁繩，駕駛著馬車在向哪走，實則是馬車載著習近平向著墓地——按照預定程序——狂奔。而這個預定程序就是王滬寧設計的。

在中共歷史上，陳伯達、王滬寧之流能以一介書生走到政治前台上來，並非常態，而是變態。中共鬥爭政治是講實力的。本來，陳、王都沒有主政一方經驗、沒有嫡系實力，靠賣筆桿子擠占一席之地，做到政治局委員一級就到頂了（如胡喬木）。但風雲際會，毛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打手（有文有武），陳身在江湖，被送上了浪尖。如果說陳還是迫不得已，被架上去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當常委，那麼王滬寧則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王滬寧本身的權力慾望是相當大的（例如，據陳身邊的人說，陳伯達很少當單位一把手，當也幾乎都是甩手掌柜；而王當中央政研室主任現已17年了）。而王之所以能夠成功「入常」，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是中共的大限已到——隨時可能亡黨；作為死亡前的本能反應，中共需要並找到一個體制代言人站到前台來。

大家知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只有最凶惡的人才能當上黨魁，坐穩黨魁位置的人都是最歹毒的。就中共而言，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是如此，像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則只能是過渡人物。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江之後的胡錦濤、習近平，人性尚存，其實並不對中共和江的胃口。所以，胡在位十年一直被江架空；在不能扳倒習近平的情況下，布下了王滬寧這顆棋子——作為中共體制的真正代言人，利用習的 「保黨心理」，把習近平牽到溝裡去。

習對王也不是完全沒有提防。例如，一改慣例，中央黨校校長一職沒有讓王兼任，而是給了親信中組部部長陳希；中宣部部長也是「習家軍」。但是，習的致命弱點被王緊緊把握著——1953年出生的習，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成長期，23歲前都置身於毛時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一個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的黑崽子，竟然爭取到了入黨和保送清華讀書，顯然，他的遭迫害經歷並沒有使他清洗掉 「毛澤東情節」。所以，參拜毛屍、大閱兵檢閱中後面跟輛空車（「陰車載毛」）等等鬧劇都上演了。

王滬寧這個詭辯導師、黨的真正代表，牽著這樣的一個習近平，自然並非什麼難事。

因此，大家看到，危機當前，習似乎喪失了決策能力，每況愈下。

或許，到了中國發生爆炸性局面，習近平才會認識到：王滬寧真是黨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繩索。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