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9月27日訊】中共建政頭十年（1949-1959）間，最高領袖毛澤東發動了10多場政治運動，用暴力手段、製造階級仇恨等手段，將生產資料從被共產黨定為地主、富農、資本家的人手中奪過來，由國家和「集體」占有。

毛澤東同時對中國各階層 – 主要是知識分子 – 進行整肅，讓這個國家的有識之士從此不敢對中共的統治發出異議之聲。

研究當代中國歷史、著有反映反右運動的《陽謀》一書的丁抒對美國之音說：「在1957年毛發動反右鬥爭之前，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比如從建政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肅清反革命，這是比較大的，還有一個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反右之後，1958年毛澤東又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因為大躍進出現的問題，就出現了彭德懷對大躍進運動的批評，然後毛澤東又發動了以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為批判對象的另外一場政治運動。涉及人數達350萬。」

這些頻繁的運動充分顯示了毛「運動治國」特色，「運動是一個接著一個，有時一個運動還沒有完，另一個就開始了。幾乎沒有無運動的時候。有的是運動重疊。譬如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至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是1950至1953，」丁抒說。

按照中國官方歷史的說法，「『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照當今官方的歷史敘述，土改運動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使億萬農民獲得經濟和政治上的「解放」，而廣大農民分到土地後，一家一戶無法滿足農業生產需求，因此又展開合作化運動，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走集體化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改造」私營工商業方面，官方的歷史描述是，這是「和平贖買」，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創舉」。

對反右運動，中國官方幾十年後承認有「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對大躍進，官方後來承認是左傾冒進產物，但是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包括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隨之而來的大饑荒，仍然是禁忌話題。

中共消滅了地主階級

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後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一次。這一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

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1954年地主占全人口的比率比1950年驟降了2%。「我們還要扣去這四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這也是用的國家統計局的數字，然後是470萬。」

宋永毅說，根據中共機密文件，到毛澤東死後的1977年，全中國地主大約還有279.7萬人倖存。 「換句話説，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83%）。他們或是在土改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爲一個有兩千多萬人之衆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

根據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學院副教授譚松、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東和原中國山西社科院學者智效民在川東、山西平定縣和晉綏地區的調查，當地的土改充滿暴力血腥。

譚松對美國之音說，激發他此後14年調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訪中聽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時候，在一個大院裡面，四個民兵把一個地主的小老婆輪姦之後，用一個鐵桿從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宮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這個現象以後感到非常悲憤，決定馬上調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討會論文說，山西「開明紳士」牛友蘭在抗戰中全力幫助中共，曾赴延安參觀並受毛澤東、朱德接見。但土改到來時，仍在劫難逃，61歲的他被反綁雙手，「鬥爭進入高潮後，他被兩人按住頭，將一根鐵絲穿進鼻孔，並強迫主席台上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老牛』遊街示眾。沒過幾天牛友蘭就死於關押他的窯洞裡。」

智效民說，被毛澤東稱為「開明紳士」的劉少白和他的弟弟劉像乾也被清算，「劉像乾被活活打死後還被自己的兒子補了兩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傳部長白建華後來回憶說：「會還沒有開了一半，劉像坤就被眾人你一拳我一腳，你一棒子我一石頭給活活打死了。貧農團都是些年輕後生，力氣大，下手狠，打人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我當時在場，人多，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沒氣了。」

郝志東在2015和2017年多次調查家鄉山西省平定縣地主被斗情況，了解到當地在開完鬥爭會後慣用石頭砸死地主。山西平定縣「開明紳士」、民國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門地主賈秀寶雖然主動交出財產和耕地、並在鬥爭會上做坦白，但由於區、村幹部已做好處決他的安排，結果被五花大綁架著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

2017年5月郝志東記錄了王家莊10人被用鐮刀剮死的情況，「行刑前沒有宣布任何罪狀，行刑後也沒有宣布任何罪狀。」

郝志東2015年8月22日和東回村的李先生訪談，李先生介紹了村裡一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殺的慘況：「李全福有母親、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讓他們住在村裡最低等最壞的爛窯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親、妻子和妹妹商量，父親都被害死了，恐怕咱們也活不成。一家五口決定集體跳井，在窯洞外的一口井中溺水死亡。」

譚松告訴美國之音，他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地主當初和農民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產黨所說的你死我活的對立階級矛盾是階級敵人，像他們編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楊白勞，全是謊言。」

《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一書也指出：「中國的自然村落，基本上是一個血緣聚居單位。」

這部書還寫道：「一般而言，基於財產原則的階層劃分不僅與基於血緣關係而形成的親屬等級糾纏在一起，且被後者所掩蓋起來。這不僅使村內階級的分化十分模糊，且在觀念上也不易形成階級觀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屬於晚輩的貧僱農去反對屬於最長輩的地主，並均分他的財產，實際上是極其困難的。」

製造階級仇恨以便快步進入社會主義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認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是中共通過暴力土改刻意製造出的。

他在紐約土改研討會的論文中說，如果僅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完全可以用和平手段來完成土改。但中共需要通過暴力製造出「具體的、不可逆轉的、滲透到個體生活之中的深刻仇恨。」其目的是通過製造階級仇恨，「從而為在農民人口占據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整個國家建立起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奠定了群眾基礎。」

吳國光說，馬克思主義關於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在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完全不存在，為了解決這一巨大矛盾，毛澤東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的理論。而「教育」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成為毛澤東實現中國式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一環。

在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 土地改革中，毛澤東採取的手段就是通過製造農民對地主的仇恨，將之意識形態化，上升到階級對立的高度，從而得以在短時間裡實現消滅生產資料私有、進入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其中默許、鼓勵農民的「暴力」是達成目的的關鍵。

吳國光的結論是：中共既不是一個工人政黨，甚至也不是一個農民政黨；中共「是一個按照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武裝暴力集團；中共革命的實質是以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並旨在按照列寧主義、特別是其中國產品即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來改造中國。」

毛澤東喜歡按比率殺人

「毛澤東最喜歡設定計劃數字，」《陽謀》的作者丁抒說，也就是在政治運動中按比率殺人、關人、管人。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國第二次公安會議上說：「毛主席說不殺反革命就不像個革命的樣子。」「殺反革命必須有計劃」 。丁抒說，在鎮反中毛澤東給農村定的計劃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 丁抒說：「3000，正是當時上海約600萬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

在針對黨政軍各部門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即「三反運動」中，毛批示「每個大軍區系統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地方上每一個大省也可能有幾百隻，……上海可能有幾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只有80隻，今天會上就有150隻，可能達到200隻。」

在反對胡風分革命集團運動中毛澤東指示，「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占5%。」

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毛重申：「對於高級知識分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一樣，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為肅反定的指標是「反革命5年抓150萬，每年30萬。」

反右運動也是如此。1957年6月10日，毛說：「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比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 在7月他青島會議上又說：「民主黨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還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右派）。」結果是毛自己對打了多少右派都不清楚，丁抒說，毛澤東直到1959年8月還認為是30多萬。當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糾正他說「現有45萬」，他才說：「好多？45萬？哈哈，隊伍不少。」直到1978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發現被改正的右派總數超過了50萬，最終數字是55萬多。

毛澤東按計劃按比率開展的政治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結果證明絕大部分被鎮壓被打擊者都搞錯了。

毛澤東1958年在中共的一次會議上大笑著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強制性集體化固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

土改之後，中共又仿照蘇聯模式發動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被分到土地的「貧下中農」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組織起來集體勞動。政經一體的人民公社制度持續到1984年才被取消。

很多學者說，中國今天存在的很多問題其根源可以從頭10年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去尋找。

宋永毅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的腐敗，最厲害的都和土地有關。「圈地、賣地，一塊地可以從1萬塊炒到1億塊，一個農村的村長可以靠圈地、炒地貪污4、5億然後逃到美國來，都和土地有關。如果當時沒有把土地從所謂的地主、富農手裡沒收，然後又沒有把分給農民的土地收回到集體國家所有制，一個村長怎麼會這個權力把土地炒來炒去？」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學榮休教授文貫中說，今天中國「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農民，依然無解，源頭須追溯到中共當年通過農業集體化，消滅土地私有，事實上取締了土地市場；1958年又實行戶籍管理制度，剝奪農民自由遷徙權利，關閉了資本、土地、勞動三大要素市場。激進土改70年後，雖然資本市場有所開放，但土地、勞動兩要素市場仍關閉，導致今天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反而固化了。

他說：「留在農村務農的人口以老弱病殘婦為主，他們已經難以適應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只能滯留於農村；而目前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又難以成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在激進的土改政策以及隨後的激進的集體化農業制度下，中國不但沒有解決城鄉二元結構，而且二元結構又以城中村的形式長入城市地區，使城市內部也出現了二元結構：一方面是城市戶口的有各種權利的市民社會；另一方面是持有農村戶口的，沒有市民各種權利的農民工社會。」

中共建政頭十年的政治運動不僅為毛澤東和中共在後來發動更大規模、名目各異的整肅運動提供理論依據，也為今天黨國體制下的最高領袖習近平嚴控社會、打擊政敵提供了武器。

丁抒說：「毛澤東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都是以階級鬥爭名義興起的，所謂的階級鬥爭治國。最近中共的領導人習近平又開始大講鬥爭了，他還沒有在鬥爭前面加上階級兩個字，但是我想這是早晚的事情。這是他執政的依據或治國的方針。」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