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帶來了完美的官僚主義。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奧匈帝國官僚機構的深厚給這裡的行為留下了印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給自己提供了足夠的立法來使其行動合法化，包括1948年10月25日的第247號法律，批准了設立關押18歲～60歲犯人的強迫勞動營（tdbory nucene prace，即TNP）。他們的目的是教育囚犯，期限從三個月到兩年不等，可以隨意縮短或延長。該法律針對的是違法者和怕工作的人，還有那些「生活方式需要改進的人」。1950年7月12日的第88號行政處罰法授權把任何沒有尊重「對農業和林業的保護」或表現出「對共和國人民民主秩序或其構成有敵對態度」的人，送往TNP。正如國民議會所指出的，這些措施對「有效鎮壓所有的階級敵人」是有必要的。

根據這些法律，一個三人委員會即可決定去營地的判決，委員會先是由國家區域委員會成立，1950年後由國家地區委員會成立，或者也可以由當地安全部門負責人為首的委員會下屬的一個特別懲戒委員會成立。在所有省份，大多數被判去TNP的都是普通人，而且，自1989年以來開展的研究已經證實，其中的大多數是工人。

1950年，共產黨官僚機構想出了另一種壓迫的手段，利用軍隊：技術支援營（pomocny technicky prapor，或PTP）。被徵召入這個營隊的人往往比那些服兵役的人年齡大得多，他們被強制在礦井中從事強度極大的工作，生活條件則類似於勞改營。

羅馬尼亞也很有創意。羅馬尼亞的祕密警察（Securitate）在審訊過程中使用了所有經典的酷刑手段：毆打、打腳底、將人倒掛等等。但是皮特什蒂（Pitesti）──離開布加勒斯特大約110公里的地方──建於上世紀30年代的監獄裡的殘酷遠遠超過了通常的方法。哲學家耶倫卡（Virgil Ierunca）回憶說：「可以想像的、最卑鄙的折磨是在皮特什蒂。囚犯的整個身體都被香菸燒灼：他們的臀部會開始腐爛，皮膚會像麻風病人一樣的剝脫。其他人被迫吞下一勺勺的糞便，當他們把那扔回來，他們被迫吃自己的嘔吐物。」

這些策略是「再教育」項目的一部分。羅馬尼亞可能是歐洲第一個引入亞洲共產黨人使用的洗腦方法的國家。確實，這些招數很可能在亞洲被廣泛使用之前就已經很完善地存在於那裡。用這招數的邪惡目的是促動囚犯之間互相折磨。這個想法在皮特什蒂的監獄中產生了。該實驗於1949年12月初開始，並持續了大約三年。這一結果源自於羅馬尼亞共產黨祕密警察的首領之一尼科爾斯基（Romanru Nikolski）和圖爾卡努（Eugen Turcanu）之間達成的一項協議。圖爾卡努其人在1948年因其在1940至1941年組織學生參加法西斯「鐵衛隊」而被捕。到監獄後，圖爾卡努成為了一個名為「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囚犯組織（即OPCB）」的運動的負責人。這組織的目標是通過學習共產主義教條的文本加上精神和肉體折磨，來對政治犯進行再教育。再教育者的最核心成員包括15名精心挑選的囚犯，他們首先必須與其他囚犯接觸並贏得他們的信任。

據耶倫卡介紹，再教育分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被稱為「外部揭露」。囚犯必須在被指控的時候承認他一直隱藏的什麼來證明他的忠誠，特別是要承認他與外面朋友的聯繫。第二階段是「內部揭露」，囚犯被強制聲討在監獄裡幫助過他的人。第三階段是「公開的道德揭露」，被告被命令去詛咒所有他所珍視的，包括朋友和家人、妻子或女朋友，如果是教徒還要詛咒上帝。在第四階段，想加入OPCB的人還得「再教育」他們自己最好的朋友，用自己的雙手折磨他，從而把自己也變成劊子手。「酷刑是成功的關鍵。它無情地打出了所有懺悔中的一個個句子。你不可能躲避折磨。如果你承認了最糟糕的恐怖的事，你也許可以讓它縮短。有些學生被折磨了兩個月；另一些更合作的，一個星期就了結了。」

圖爾卡努設計了特別毒辣的措施來強迫神學生們放棄他們的信仰。有些人的頭一再被浸入一桶尿和糞之中，這是看守們在模仿洗禮儀式。一名被以這種方式系統性折磨過的受害者產生了一個自動反應，並持續了大約兩個月：每天早上，他會自動把頭浸入這個桶，讓他的再教育者非常高興。

圖爾卡努還迫使神學生們參加他自己策劃的黑色彌撒，特別是在聖週和耶穌受難日期間。一些再教育者扮演了唱詩班的角色；其他人扮成牧師。圖爾卡努的禮拜儀式非常色情，他以惡魔般的方式改寫了原詞。聖母瑪利亞被稱為「偉大的妓女」，耶穌成了「那個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屄」。一位正在接受再教育的神學生扮演牧師，那人要脫掉全部衣服，然後裹著沾染有糞便的長袍。他的脖子上掛著一個噴著滴滴涕粉末的、由麵包和肥皂製成的陽具。1950年復活節前的星期六，正在接受再教育的學生被迫從這個牧師面前走過，親吻這個陽具並說：「他復活了。」

1952年，羅馬尼亞當局試圖擴大皮特什蒂（Pitesti）的實驗，特別是在多瑙河—黑海運河一線的工作營地。當西方的廣播電台得到了這個計劃的口風，共產黨領導人決定結束這個「再教育」項目。在1954年的審判中，圖爾卡努和六個同謀被判處死刑，但各級警察中沒有其他人被追究過責任。

保加利亞的洛維奇（Lovech）營地為中歐和東南歐給鎮壓的歷史添加的新元素提供了最後第三個例子。這個營地成立於1959年，斯大林死了六年、赫魯曉夫在第二十屆黨代會上發表譴責斯大林式營地的演講三年以後。這是許多政治犯營地，即使在蘇聯，也都被關閉了的時代。洛維奇營地不是特別大──大約能關1,000名囚犯──但是劊子手在那裡進行的殺戮卻實在是殘忍。人被以能想像的最原始的方式折磨致死：被活活打死。

洛維奇營地的啟用是在政府關閉貝勒尼的營地後──那也是保加利亞人難以忘懷的地方，在那裡囚犯的死屍給餵了豬。官方表示建立該營地旨在應對重複犯罪者和頑固的罪犯。但根據目擊者在1990年提出的報告中所說，大多數囚犯實際上是在沒有經過審判的情況下被送到那裡的：「你穿牛仔褲，你有長頭髮，你聽美國音樂，你說一個對我們懷有敵意的國家的語言，你一直在和遊客說話……你就去營地吧！」因此，大多數在這個營地的人都很年輕。

在一本記錄受害者、他們的家人和迫害機器的前成員陳述的書的序言中，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譯者註：法籍保加利亞裔哲學家）總結了在洛維奇的生活：

在上午點名時，警察頭子（即營地裡的安全部門負責人）會選擇他的受害者。他會從口袋裡掏出一面小鏡子，將它推到這些人的臉上，說：「這裡，最後看一眼你的臉！」然後，受害者會被給一個麻袋，那天晚上他們要帶回營地：他們必須自己帶著，就像基督帶著自己的十字架到被釘死之地一樣。他們去往的地方，實際上是一個採石場。在那裡，他們被打死並用一些電線綁好裝在麻袋裡。那天晚上，他們的獄友們必須把屍首用手推車運回營地，然後堆放在廁所後面，直到存夠20個，就會有一輛卡車來運走。那些沒有完成每日配額的人在晚上點名的時候被叫出來；警察頭子會用他的警棍在沙子上劃一個圈，被指定的人會被推進去反覆被毆打。

到底有多少人死在這個營地迄今仍不確定。當局在1962年關閉了這個營地。雖然營地裡的迫害在1961年開始有所改善，儘管實際死亡人數只有幾百，洛維奇這個名字永遠都會是前共產主義國家野蠻的一個重要的標誌。

這種大規模恐怖不能被解釋為「那個時代自然的事」，或者說是始於1947年、在1950～1953年韓戰時達到高峰的冷戰的一部分。這些國家內部反共產黨的力量，儘管他們占了絕大多數，卻幾乎沒有表現出對暴力或武裝鬥爭的興趣（波蘭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也有武裝團體）。他們的反抗往往是自發的、無組織的，而且非常民主。一些沒有很快離境的政治家相信迫害會是短暫的。武裝抵抗很罕見的，當它確實發生時，通常是與祕密警察解決怨恨，或將黑社會殺人事件視為政治謀殺，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反抗的結果。

因此，壓迫中的暴力沒法用社會中的暴力或反對的規模來解釋。「階級鬥爭」是經過高度精心策劃的，反對派網絡有時是由祕密警察的「挑釁的代理人」（agents provocateurs）故意建立起來的。偶爾，那些代理人隨後也被祕密警察弄死了。

人們仍然試圖通過參考「當下的精神」或「時代的背景」來解釋共產主義的歷史。但是這樣的嘗試是一個特定意識形態的歷史觀和修正主義的一部分，與現已揭露出來的事實不符。學者們和其他人應該密切關注鎮壓的社會層面，並更多地關注對普通人民的迫害。（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