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統治的歷史是複雜的，共產主義的歷史更是如此。它在中歐和東南歐的誕生有時獲得大規模的民眾支持，這與粉碎納粹威脅（的功績）有關，更與共產黨領導人無可置疑的、培養人民幻想和狂熱情緒的技巧有關。例如，在匈牙利1945年11月的選舉後，由當時的少數黨、共產黨倡議成立的左派集團，於1946年3月在布達佩斯組織了有40多萬人參加的遊行活動。

新成立的共產黨政權傾向於提拔成千上萬出身社會弱勢階層的人。在高度工業化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占捷克土地上人口的60%和斯洛伐克人口的50%。

有20萬到25萬左右的工人被任命到各個部門，填補在清洗中被革職又或是另有任用的人的位置。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當然地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無可否認的，數百萬中歐和東南歐的農民和農業工人，確實立刻地受益於農業改革、對以前私有的土地（包括天主教會的土地）和沒收來的被驅逐的德國人的財產的再分配。

這少數人的、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幸福往往是短暫的。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教條要求消滅私有財產。在1945年，隨著「階級戰爭的激化」和「群眾的進攻鬥爭」，所有的新政權對從前由「德國人、叛徒和合作者」擁有的財產廣泛地實施了國有化。一旦共產黨人對權力的壟斷得以確立，就輪到小地主、店主和手工業者們的財產被沒收了。小作坊和小型商鋪的業主儘管可能除了自己或家庭成員之外從未剝削過任何其他人，也沒理由開心了。1949年至1950年就輪到農民，他們被迫開始集體化。大工業中心的工人也受累於影響自己自由和生活水平的新措施，其帶來的痛苦往往抵消了他們過去所得到的好處。

隨著不滿情緒的增長，社會矛盾加劇。為表達不滿，工人們很快厭倦了做口頭上或書面的請求，開始組織街頭罷工和示威。在1948年夏天，「二月勝利」幾個月後，從示威活動開始的罷工在捷克和摩拉維亞的15個城市以及斯洛伐克的3個城市爆發。罷工於1951年末再次在所有工業區暴發，伴隨著在各工廠舉行的抗議會議和在布爾諾街上有1萬～3萬人參加的示威。然後，在1953年6月初，為了抗議嚴苛的貨幣改革，大約有10家主要工廠宣布罷工和停工，多數還伴隨著示威，局勢在比爾森（譯者註：捷克波希米亞地區西部）成為暴動。1953年，472名罷工者和抗議者被逮捕，共產黨領導層立即要求起草所有參與罷工的人員的名單，以便把這些人「孤立起來，並安置在勞動營」。

農民也不時造反。其中一名1950年7月羅馬尼亞農民起義的參與者回憶了他們如何在共產黨總部外面碰頭，手無寸鐵而且和平，卻被共產黨的武裝分子開槍射擊。

我們強行進入他們的樓，我們把斯大林和喬治烏-德治（Gheorghiu Dej）的畫像扔到地上踩踏……增援部隊很快就到了，首先是村裡的警察……好在一個名叫Maria Stoian的小女孩剪斷電話交換機上的線，並敲響了鐘聲。但是布爾什維克盡其所能地向我們開槍……上午的時候，我想大約10點鐘，國家安全局的人來了，帶著機關槍和各種重型武器。婦女和兒童跪在地上，「不要打死我們或我們的孩子！你們都有孩子和親戚！我們正在餓死，而且我們來這裡是求你們不要收走我們的小麥！」 斯特內斯庫（Stanescu Martin）中尉下令開槍。

做這一陳述的作者被逮捕、上刑並被遣送去勞改直到1953年。

這些政權系統地否決了自由和基本人權，任何不滿的表達都被視為是政治性的和「反政府」。其領導人通過鎮壓，使社會陷入了被卡普蘭稱為「恐懼的心理學」之中，他們將其視為其政權的「穩定因素」。

在1949至1954年間，數百萬人受到壓迫的影響──不僅是在監獄裡的人，還有他們的家庭成員。壓迫有多種形式。大批的人被從布達佩斯、索非亞、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驅趕到各個省份。1951年夏天，被趕走的人中包括布達佩斯在戰時大屠殺中倖存下來、形成了歐洲最大猶太社區的14,000名猶太人。受影響的還有移民海外者的家人、被大學開除的學生和成千上萬在被認為「政治上可疑」或「敵對」名單上的人。這些名單最初是由安全部隊在1949年發起的，不停地變得越來越長。

巨大的苦難之海不斷匯聚。在清除了來自政治黨派和公民社會的人士之後，壓迫轉向了普通人。在工廠裡，「麻煩製造者」被視為「破壞者」，受到「階級正義」的懲罰。同樣的命運等待著村莊裡由於自己的知識或智慧而享有權威的人，以及那些不能相信集體化是最好或最公平的農業方法的人。數百萬人開始看到那些早前為鼓勵他們遵循共產主義的思想而做出的承諾，往往不過是戰術謊言。只有部分人敢於表達他們的不滿。

對種種指向普通百姓的壓迫和迫害的社會層面的深入研究仍然較罕見。在檔案目前開放的捷克各省份和斯洛伐克，我們有相當可靠的統計數據。在大多數其它國家，我們不得不使用記者的調查和目擊者的報告，幸運的是，這些素材自1989年以來有很多。

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人們就說工人占了所有犯了反國家罪而被監禁的總人數的39.1%。辦公室員工，通常是行政機構中各次清洗的受害者，排第二，占28%。農民比例略低。1951至1952年間，被國家安全部門逮捕的人中有近一半是工人。

1950年的「關於法院和法官活動的報告」提供了因犯了「反對共和國輕微罪行」 而由捷克各省地方法院判刑的人的統計數字，例子包括煽動人們反叛、傳播虛假報導和小規模的破壞等。其中，41.2%是工人、17.7%是農民。在斯洛伐克，數字分別為33.9%和32.6%。雖然在主要國家級法院受審的工人和農民的比例稍微低些，但是工人作為一個社會類別，包括農業工人，占了被判刑人數的28.8%（此數字也包括農民在內），占被判處死刑的人數的18.5%和被判處終身監禁的人數的17.6%。

同樣的情況在其它國家也很常見，儘管有時農民是壓迫的主要受害者。這種普通人大量進入監獄與營地的擴張和一個集中營系統的創立有關，這可能是共產黨政權的野蠻行徑最顯著的一個特徵。監獄從來都不夠大，來容納大量的囚犯，而政府再次跟隨蘇聯的領導，創建了自己的古拉格群島。#（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