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4月16日訊】中共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位被公認的中共體制內難得的開明政治人物，而他們的政治生涯匆匆被終結，都與1989年的那場民主運動息息相關。胡耀邦逝世30週年到來之際，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向外媒披露了當年北京的大學生們兩次走上街頭的內情。

現年86歲的鮑彤在接受法廣專訪時回憶說，那個時代曾經全中國都以毛的話為思想，以毛說的話作為一切決策的依歸。而胡耀邦1978年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一次重大否定，把中國人從「毛的思想禁錮中」解放了出來。

另外，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也是一大貢獻。在胡的主持下，不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還包括中共黨史上AB團案、中共在蘇區土地革命時期曾自相殘殺的冤案等等。他重新把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以政權的名義對社會和人民大眾所犯下的莫名其妙的政治冤假錯案全部都推翻了，把人民從各種各樣政治枷鎖中解脫出來，「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改革。」讓中國社會由此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因此胡耀邦被鄧小平逼迫下台去世後，學生衝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是必然的。

鮑彤介紹說，學生們當年其實是先後兩次走上街頭：

第一次就是為了追悼胡耀邦。因為學生們認為胡耀邦是個好人卻被鄧小平搞下台了，他們心有不平，就走上街舉行悼念活動，就是為了表達「我認為：鄧小平是錯的，胡耀邦是對的」這樣的心聲。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學生就陸續回到學校。有些外地學生可能要在北京探親訪友，故未有即時離去。

學生第二次上街，則是鄧小平為了製造一個口實以便鎮壓這些敢於表達不滿的學生而逼他們出來的。

鮑彤指出，當年鄧小平通過4月26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給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戴上了「動亂」這頂政治帽子，要求全黨全國民眾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結果激發了學生再次上街的學生運動。這篇4.26社論就是導致後來發生「六四事件」的罪魁禍首。

鮑彤透露，當時的常委有3個決定都是趙紫陽提出：1，追悼會已經結束，要勸學生回校繼續上課。實際上這也是多數學生的要求和行動；2，千萬不要動用警察，除非發生打砸搶燒這類事才需要警察維持秩序，不能動用武力。對於動用軍隊，鮑彤指連想都沒想，沒有人想過要動用軍隊；3，趙紫陽說，學生實際上是有些要求，有很多要求，認為要開展「社會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

當時趙紫陽提出，問題不是在黨的領導下解決，而應該由社會各個群體間互相協商，根據可達成的共識來解決，也就是說要建立一種社會協商制度來解決社會矛盾。

鮑彤說：「當時學潮正在消退，大學生們已經回校園了，是中共高層有人唯恐天下不亂，《人民日報》這篇社論，重新煽起大學生們的不滿，讓他們再次走上街頭，返回天安門廣場。最後導致六四屠殺。如果說第一次學生出來是悼念耀邦，那麼第二次學生出來，就是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對學潮的定性，從這個角度說，「六四慘案」同胡耀邦的去世已經沒有直接關係了。」

鮑彤特別指出，《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是根據（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指示寫的，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因為學生悼念耀邦威脅到鄧的聲望。他說：「看到學生回校園了，鄧小平不滿足，他需要學生跑到天安門去，需要天下大亂，他好告知外界：我必須鎮壓，保持中國的穩定。我認為這才是六四屠殺的最終原因。」

鮑彤接着又說，六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事件，雖已過去30年，在中共刻意壓制之下，很多人已忘記了，或者認為它已進入歷史，但是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我認為六四依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生影響。」鮑彤說：「大天安門事件發生在30年前的北京，30年來類似八九六四這樣的群體示威訴求事件，我們可能稱之為小天安門事件，從來沒有停過，而且跟六四一樣遭中共用政權的力量鎮壓。」

他指出，「六四事件」給中共創立了一種制度，即統治者可以動用包括軍隊、警察、法院在內的一切國家機器來對付人民。「從這個意義講，六四並沒有結束，類似六四事件這樣的慘劇，仍不斷地在中國大地上發生，此起彼伏。」

（記者竺穎綜合報導/責任編輯：祝馨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