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人今日之結局，也許正是昨日自己抉擇的後果。這句話若用於評價周作人先生，大概是貼切的，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住在北平八道灣的周作人受傳訊，當年12月被拘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周作人受審，與他接受偽職一樣，引起知識界的廣泛關注。法院原判徒刑14年，因胡適及北大校長蔣夢齡等人的斡旋，得以改判為10年。周作人在獄中雖失去行動自由，但未失去言論自由，依然從容筆耕，當然也未吃苦頭。之後又因時局變動，實際服刑2年半即釋放。

1949年1月，保釋出獄後的周作人，因無法返回北平而流落上海，暫棲身在他的學生尤炳圻寓所的亭子間。尤宅位於北四川路橫浜橋附近。從這裡向北，曾經是日租界。老一輩知道，1949年以前這一帶頗有「東洋味」。周作人心念著新街口的八道灣，對上海的興趣似乎不大。話雖如此，在上海短暫的日子裡，他還是留下《橫浜橋邊》一文，只是孤陋寡聞如我輩，未能涉獵而已。同在這段時間內，胡適也在上海。這是因北平淪陷在即，介公「搶運學人」的計劃在實施中。胡適與周作人惺惺相惜，深知周作人在中國文化方面功底深厚，兼又熟悉古希臘與日本傳統文化，數次電話邀見周，意在挽周同赴台灣。何去何從？周作人面臨一次重大抉擇。周作人若到台灣謀一教授席，以他在文壇的聲望，當然不成問題。可惜胡適的熱心，每次都為周婉拒。

尤其是古道心腸的俞平伯。1946年周作人陷刑事審判時，俞平伯即力促胡適設法幫助周作人。在上海約兩個月的時間內，俞平伯依舊想成全周作人，催促胡適聯繫周作人。當發現周作人完全沒有赴台的意願時，俞平伯無奈地對胡適說：「作人對新政權抱有希望，那些與舊政權關係很深的朋友，比如你適之，他可能不想有更多牽扯」。胡適眼看無望，只能帶著遺憾離開大陸。從此，這兩位在新文化運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永久斷裂了關係。

二

俞平伯說「作人對新政權抱有希望」，此一說恐非空穴來風，但很少有人注意。周作人與俞平伯既有師生之誼，又有朋友之情。俞的散文集《燕知草》有周作人題寫的跋，其中有周對明代公安派文風的精采評價。1936年林語堂赴美前夕，朋友相聚餞行，畫家汪子美以此為題畫成漫畫《新八仙過海圖》。畫中俞平伯成了藍采和，靠得最近的周作人成了張果老，林語堂則是呂洞賓，當然還有其他朋友也成了畫中仙。周、俞之關係由此可見，俞評周對新政權「抱有希望」，當然不是信口開河。

事實上，周作人與中共「新政權」的交往，可推溯至上世記20年代初。早年在日本留學開始，周作人與著名小說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實篤有深度交往，遂接受新村主義思潮。回國後又在《新青年》上撰文專談新村主義。新村主義作為烏托邦的一種，源於法國，系無政府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的雜合物。巧的是，中共黨魁毛澤東當初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讀過《新青年》上週作人的文章，也曾將新村主義奉為圭臬。1920年4月7日，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員的毛澤東，專程拜訪周作人。當天周作人在日記中，寫下「毛澤東君來訪」幾個字。周作人與中共早期發起人之一的李大釗，也是私交甚厚。李大釗被捕後受絞刑而歿，周作人曾寄予深切同情。此後李之遺稿是他保存，李之子葆華亦獲他掩護約一個月。李大釗生前極力傳播共產主義，向知識界解紹蘇俄「十月革命」，宣揚蘇俄共產黨的「光榮偉大」。客觀而言，斯大林是上世記與希特勒、毛澤東並列的極權主義三大魔頭，共產主義完全是人類最惡毒、最陰暗的邪教。李大釗的行為無疑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是對蘇共滅絕人性的滔天罪惡作掩飾。對此，歷史早有公論，毋須贅言。

周作人在出任偽職期間，與中共地下黨依然有聯繫。周幫助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赴延安，臨別時囑咐：「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對他帶好」。李之另一女炎華，也曾獲周作人經濟上的幫助。炎華的丈夫侯輔庭，靠了周作人才在淪陷後的北大臨時當職員。侯的真實身分是中共黨員，這一點周在事先同樣是清楚的。「五·四」以來，周作人在文壇光彩奪目，其後人們為他在日寇侵華時期出任偽職而扼腕嘆息，而他與中共的關係，在大陸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淡化了。其中緣故不難琢磨。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使周作人「對新政權抱有希望」。

1949年7月4日，出獄後的周作人，給「新政權」寫了一封約6000字的信，信是寫給周恩來的。信末寫著：

本來也想寫信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

毛澤東當然看過此信。次年，周恩來將信交文化界的鄭振鐸、沈雁冰等人，作家唐弢也看過信的原件。據唐弢在《關於周作人》一文中談到，信的內容分兩部分，一是表明自己對「人民政府」（新政權）的看法，二是為自己辨解，希望能回八道灣寓所（其時北平大概已改稱北京）。「用舊時新聞記者的筆法，前者叫『拍馬屁』，後者叫『丑表功』」（見唐弢《關於周作人》，原載《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5月號）。不久，周作人獲許他回八道灣的指示。他欣喜地告訴朋友：「回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給我的，允許我回家」。那口氣裡流露出的，竟是誠惶誠恐的低聲下氣。

三

周作人寫給「新政權」的那封信，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資料。這封信今在何處，似乎沒人提過。看過原信的人早已作古，當然也不可能作認真分析。唯有體制內作家唐弢，文字婉言傳達了周作人催眉折腰的「拍馬屁」。這使我想起幾年前看過畫家陳丹青的書上，有一幀照片，與此恰成鮮明對比。照片上正是日寇投降後，周作人行走在被警局傳訊的路上。那畫面上，個子不高的周作人，一襲淡色長衫，意態翛然、神情自若的名士風貌，哪裡像是被警局傳訊？近靠他身旁的，是拘押他的民國警察。看那警察頭戴大蓋帽穿著短褲，倒像是周作人的隨從或聽差。我想，這大概就是文化名人的所謂氣場吧！

回到八道灣的周作人，似乎想對「新政權」表示自己臣服的忠心。1952年，他一反當初帶有反抗色彩的文字風格，寫出《偉大的祖國》一文，文中說：

在這樣偉大的祖國裡面，能夠當一個人民，這也是夠光榮的事了，現在我們的義務是要怎麼的來報酬這光榮，至少也要自己保重不辱沒了這光榮才好。（原載《亦報隨筆》1952年1月7日）

「新政權」的累累罪惡，早已罄竹難書，此處毋須贅言。周作人對「偉大的祖國」或「新政權」的謳歌，與在北平因漢奸罪被傳訊時相對照，反差實在太大，簡直判若兩人。可惜1949年後，急於歌功頌德的文化人批量湧現，哪裡輪得上你周作人。其實早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到周作人：「文藝是為帝國主義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對於這一致命的判決，周作人難道也茫然無知？周作人也許不清楚的是，1949年他給「新政權」寫的那封信，已是穩坐江山的毛澤東，看後撂下一句話：「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這其中「養起來」三字頗值得玩味。一貓一狗一寵物皆可「養起來」，對老人也可「養起來」，周作人究竟歸哪一種「養起來」？周建人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回憶起50年代前期，弟兄二人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相遇。簡單的寒喧之後，周建人已意識到：「……知道他（周作人）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隸」（見《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1期）。

周作人對「偉大的祖國」的歌頌，聲音顯得太微弱，幾乎沒人在意。終於他也就死了心，退而當一名「隱士」。周作人在暮年的貢獻，是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翻譯了不少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以及一部古希臘《盧奇安對話集》與一部《伊索寓言》，其譯筆自然無可挑剔。1955至1959年，出版社按月向他預支稿酬200元，1960至1965年每月增至400元。這段時間內，先是張東蓀大禍突降，接著是「胡風集團」遭全國性圍剿，然後是俞平伯、胡適被公開批判，之後又是翻天覆地的整風反右鬥爭。這一切，周作人雖無法公開發聲，但私下不該沒有自已的價值評判。然而他選擇了裝聾作啞，一概充耳不聞、視若無睹。魯迅曾在《隱士》一文中稱：「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周作人正是這樣的「隱士」。

殊不知，苟且在「新政權」之下的「隱士」周作人，無論怎樣裝聾作啞，也是躲得了初一，卻躲不過十五。1966年文革暴發，周作人的稿酬中止。其子周豐一於1957年被劃右派，降薪幾級。全家八口，僅靠在中學教書的兒媳張菼芳，每月70元的收入維持。政權更換時留下來的文人學者，早已各自西東、自身難保。出版社與他直接聯繫的，是大學畢業不久的出版社女編審文潔若。周作人在文革中的悽慘遭遇，我們只能從文潔若的文章裡窺知一二。

紅衛兵衝擊周作人寓所，是1966年8月的某日。年邁的周作人，中午被紅衛兵拖到院子裡，遭棍子和皮帶沒頭沒臉的抽打。在紅衛兵的眼裡，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與當年的文壇盟主，根本不算人，而是十足的「牛鬼蛇神」。周作人沒有被活活打死，一是因紅衛兵女頭目上午光顧時，勒令周豐一交出手腕上名表。作為「摘帽右派」的周豐一，當即默默奉上。所以這頭目發話：「不要打頭，要留下活口交待罪行」；二是周豐一中午回家，見老父已被打倒在地，苦求代老父挨打。結果是豐一右腿被打斷，當即痛得昏死過去。周作人的孫男孫女全跪在院子裡，哭著目睹這場永久銘刻在心中的災難（參見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原載《讀書》1990年第6期、《隨筆》1991年第5期）。

從這一天起，周家寓所被紅衛兵占據，周作人只許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下。兩腿實在支撐不住，只能臥倒在地。再後來，周作人只能躺在鋪板上殘喘。餓了時，喝點玉米麵糊糊就著臭豆腐充飢。走到這一步，受盡凌辱的周作人，不知是否回想起曾經與共產主義頭面人物的交往，是否回想起低聲下氣給「新政權」寫的那封信，是否回想起胡適在離開上海前，曾力邀自己同赴台灣的誠意。捱至次年4月底，這位曾經「對新政權抱有希望」的苦雨齋主人，屢屢對豐一哀告：「我已是生不如死，不想再連累你們大家了……」幾天後，豐一從單位回到家，發現老父早已斷了氣。

四

一直以來，大陸知識界將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偽職，視為他個人歷史的污點。當然，為之惋惜者，也不泛其人。惋惜的理由認為，周之出任偽職，乃是事出有因。譬如「因家室所累」，譬如「因1939年元旦遇剌所受驚嚇」，譬如「因蔣夢齡校長曾委託周作人等4人留守北大」等等。這似乎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梁實秋在《憶周作人先生》一文中，曾引用過南宮博為周作人辨護的一段文字——沒有在搜尋原因上努力，而是直抒胸臆的將心比心：

要知政府兵敗，棄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個人都亡命到後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敵偽統治下，為謀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漢奸目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說說容易，真正做起來，卻並不是叫口號之易也。何況，平常做做小事而謀生，遽加漢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見南宮博《於〈知堂回想錄〉而回想》原載1971年5月9日《中國時報》）

字裡行間有一種類似宗教寬容的情懷，聯想起他平實淡泊、不枝不蔓、流水行雲的文字風格，及其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卓越貢獻，為之扼腕嘆息，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我看，周作人對共產主義傳播者李大釗的同情，又充當李之遺稿保存者，甚至對「新政權」既抱希望，對「新政權」的作惡卻裝聾作啞，還有他對「偉大的祖國」的阿諛之詞等等，恰恰是周作人一生中最不值得原諒的污漬，又怎麼能成為對周作人應當網開一面的理由呢？

梁實秋在文中還有一句話，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他（周作人）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於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對於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梁實秋《憶周作人先生》，見《梁實秋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

當然，「和日」也罷，「和共」也罷，對周作人而言，一切早已成過眼雲煙。但後來者應當明白，至少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即周作人晚年的巨大災難，恰恰是此前他對「新政權」主動抉擇的結果。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