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是什麼讓這樣的作秀審判成為可能，我們必須仔細思考「公民社會」意味著什麼。公民社會隨著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的形成而演變。作為國家權力的對應物，它也是一支獨立的力量。它首先取決於一個需求系統，私有經濟活動在其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公民社會假設一個人有很多需求，而這又取決於這些個人的價值觀、他們的良心、行為和他們的自由感。這些個人既是自私的又是對公共事務和社區感興趣的公民。捷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索霍爾（Lubomir Sochor）對公民社會的定義是，「一個超越家庭之上、非國家機構的集合，把社會成員組織成互相協調的團體，來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特定的興趣。當然，前提是這些機構和組織是自主的，不僅僅是變換了形式的國家機器的分支或簡單的作為國家力量的『傳輸帶』。」公民社會的組織中包括著社會對國家控制的形式，諸如公司和協會、教堂、工會、市政當局和地方政府機構、區域自治政府團體、政黨以及一般的民意。

共產主義壓迫的中心目的始終是建立絕對權力、消滅政治競爭對手及任何在社會上擁有任何真正權力的人，其不變的戰略是要系統地打擊公民社會所有的社會組織。因為其目的是達成對權力和真理的壟斷，必要的打擊目標是所有其它有著政治或精神力量的勢力，因此才有系統地針對工會主義者和政治活動家、牧師、記者、作家等。在選擇受害者時也採用一套國際標準。完全附庸於蘇聯的各政府有法令稱公民社會與外部世界之間存在著的許多豐富的聯繫必須被切斷。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人、托洛茨基派、新教徒和其他人都被針對，不僅是因為他們在國內的活動，還因為他們與外界有著強大的、有用和相當悠久的聯繫的特性本身。蘇聯的全球戰略的利益和目的要求所有這些聯繫被斬斷。

在新的「人民民主國家」中，整體上講公民社會是相當弱的。在戰前，它的發展由於受威權或半威權主義政權還有相當落後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水平的影響而停頓。戰爭、法西斯主義和占領軍的不同政策都是導致其相對贏弱的因素。當解放終於來臨時，蘇聯的行為和接踵而來的血腥清洗更是障礙了公民社會的發展。

蘇聯對東德占領區的干預很可以解釋為何那裡的司法和警察的壓迫相對緩和，以及為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從成立）直到1949年期間沒有作秀審判。在其它地方，壓迫和作秀式審判無例外地伴隨著新政權的建立。但在東德那時沒有必要求助於這些手段，因為新政府的目的由於先前採取的政策已經得以實現。根據自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來進行的研究顯示，蘇聯占領軍於1945年至1950年間在他們的地盤上拘禁了12.2萬人，其中4.3萬人在拘押期間死亡，736人被處決。根據SED（社會主義統一黨）自己的估算，他們針對4萬～6萬人採取了鎮壓措施。

由於1948年2月以後暴力鎮壓公民社會，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不同類型的例外。在中歐和東南歐所有國家中，它是唯一一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議會民主歷史的國家，儘管羅馬尼亞也有一點有限的此類實驗。捷克斯洛伐克當時也是世界十個最大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在解放的那一刻，它有著中部和東南歐洲最有組織和發達的公民社會，而且很快就努力在1945年重新組織起來。到1946年，超過250萬公民──近一半的成年人口，屬於捷克在波西米亞、西里西亞和摩拉維亞（Bohemia, Silesia, and Moravia）的四個主要政黨中的一個。200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工會成員。數十萬的人屬於各種組織和協會。僅其中一個組織──索科爾（Sokol，獵鷹）俱樂部，一個有政治主張的體育協會，在1948年就共計有超過70萬名成員。該協會自上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存在，而且一直是肯定民族主義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批索科爾成員於1948年夏天在年度體育集會節日（slet）上被捕。針對其成員的首次政治審判在9月開始。兩年後，隨著數千名俱樂部領導人被捕，該組織幾乎被徹底摧毀。村莊裡的各個部分被直接併入了國家機器。和公民社會的許多其它組織，如童子軍和各種天主教、新教組織一樣，索科爾因迫害和鎮壓、清洗、財產被占有或徵用以及物品被沒收而淪為一無所有──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在1948年2月創建的「行動委員會」的掩護下，由祕密警察出色地完成的。（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