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華:除非帶他們去要飯,這裡實在活不下去了

作者: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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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認識李衛華,是在2004年歲末冬季,那時候他還是尹庄村的村主任,也是我最早認識的尹庄人。尹庄行政村是河南省38個艾滋病重點村之一,包括4個自然村:尹庄、小灘李、孟庄、小李庄。4個自然村中,小李庄艾滋病疫情最嚴重。李衛華是小李庄人。作為村主任,李衛華對我的幫助很大。他很熱心地向我介紹村裡疫情,帶領我走村串戶,在最困難的時候給予我最堅定的支持。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衛華的幫助,我在艾滋病疫區的田野工作如何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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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衛華給我寫過一份「村情材料」,寫在從小學生作文本上撕下的兩頁紙上,就像一篇小學生作文,題目叫做《我的家鄉尹庄》:

我的家鄉尹庄行政村,總人口2500人,耕地面積2341畝,農戶630戶,自1988年至1995年以來,大多數農民走向了獻血這條路,獻血人員多達810多人,自2000年以來,死亡人數達到170多人,現還有感染人數258人。

例如我村李開香本人家庭六口人,夫妻倆和兩個兒子都死於艾滋病,無情的病魔就這樣結束一家4口人的短暫一生,兒媳也改嫁他人。

我村李可功也因獻血一家三口人走向慘不忍睹的道路,人去房空。

我村劉桂芝,丈夫李現營,夫妻倆也同時染上艾滋病重大疾病,丈夫不幸離開了他們,上有一位八十歲的老母親,下有四個孩子,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千斤的重擔從此落在了劉桂芝一人身上。孩子上學要錢母親有病要人照顧,真是太難了。

李可信以前是老黨員老幹部,下有三個兒子,李連營、李國堂、李學習,都因獻血染上了重大疾病,不幸的事發生了,不到短短的兩年時間無情的病魔奪去了三個兒子的生命,老人十分悲傷,他上有老母85歲,本人又得了一個不治之症食道癌,看到了這些真讓人心痛。

目前,我村一些姑娘找不到好的婆家,男孩們取(娶)不到媳婦,現有的一些男孩們都二十七八了,好多都是單身漢。

現在政策好啦,得到了各級政府的救助,幫扶工作隊又近(進)入我村帶來了六個一工程和生活救助,又得到全社會關愛,我相信,在領導幫助下在幹部的帶領下,我尹庄的群眾會走出這一難關的。

李衛華

2005年1月23日

 一眼看到那紙那題目,我內心一陣感動。看得出,李衛華很愛自己的家鄉。

當時,尹庄像其他許多艾滋病村莊一樣,多年不治,村莊行政處於癱瘓狀態。2004年工作隊進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組建村政領導班子。當時有一個流行的說法:留下一支不走的工作隊。這「不走的工作隊」,就是指在工作隊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村政領導班子。李衛華是第一任駐村工作隊推舉出來的村政領導人,因為他還不是黨員,便做了村委會主任,而村黨支部書記由鎮黨委一位副書記臨時兼任。二年之後李衛華被批准入黨,順理成章成為村黨支部書記。在尹庄村民們看來,村主任與村支書沒有什麼區別。

村中長者李可頂告訴我:當初組建村領導班子,工作隊徵求村裡老人意見,老人們推舉衛華出頭來干,看中的就是他的忠厚實誠。雖然他只有弟兄倆,但是他一門裡堂兄弟不少,遇事撐得起。衛華雖然老實,但他的兄弟李勇是個不好惹的主,遇事能替他哥抵擋。開始衛華不願意干,——那時候面對一個爛攤子誰也不願干。工作隊尋了個茬口,把好惹事非的李勇抓起來了,然後用放出兄弟作條件,李衛華走馬上任。

這的確是一個很實誠的年輕人。李衛華受命于危難之際,上任后工作全心全力,很想為村裡作些事情。他自己沒有賣過血,沒有感染艾滋病毒,但是他親手挖坑打墓抬棺送葬已經埋葬了幾十個因艾滋病死去的鄉親——一個時期「打墓埋人」是村委一項重要的村務。我拍下的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就是李衛華駕轅為死去的艾滋李可軒送葬。那天風很大,年輕的村主任雙目緊閉,任憑送葬的人群簇擁著棺木前行,中原冬季的曠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驚天動地哭號著行走在茫茫蒼穹之下。回想起來,那場面至今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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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衛華帶領我走訪村裡那些「最困難戶」,希望為他們爭取救助,卻從來不說自己的困難。後來我了解到,李衛華家是村裡極少數沒有賣血的人家,但是他的父親治病輸血感染了艾滋病已經死亡,他的小兒子在一次車禍中腳被軋傷殘,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治療。

李衛華年輕,第一次擔任村幹部,沒有經驗。但是有工作隊支持扶持,第一年(2004)工作開展順利。能為村裡辦事,衛華很高興,而且滿懷信心。他說,工作隊是我的後台,是我們村委會的後台!

當時村委會對工作隊的依賴的確很大,全憑工作隊協調村裡與當地政府、派出所、衛生院、民政所等機構的關係;村務中的許多事情也是執行工作隊的任務,比如向村民發放救助物資、組織工作隊資助的修路工程等等。

衛華還跟我說:當初有個楊縣長說,你能在這個關鍵時期站出來,真是不容易!「我當時有領導這句話,感覺很值!不管怎麼著,我覺得值,領導能看得起我,器重我,感覺值。」後來我見到這位負責文衛工作的副縣長,說到李衛華這番話,她一臉茫然。她根本不記得這件事,更不知道她隨口說過的一句話對一個青年農民的影響和作用。而李衛華,這位年輕的村官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今後要走的道路還很長很艱難。

2005年至2006年,應當是李衛華上任后最艱難的一段時期,他曾幾次提出辭職不幹了。當時推舉他上任的第一批工作隊回去了,村委班子與新來的第二批工作隊關係始終磨合不好。原本沒有工作經驗的他一下失去了依靠,感到很苦惱。

我看到這位村主任面對苦難中鄉親們的無奈,也看到他一個人孤獨的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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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村裡發生的兩件大事都很棘手:一是「7.15事件」,一是非法生產煙花爆竹。村民群眾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很緊張,李衛華作為村主任夾在中間,正處於矛盾的交合點。李衛華說:我不是不想為鄉親們幹些事,但是干不了。我不怕掏力,不怕吃虧,就是干不了。比方說,作炮是違法哩,派出所隨時可以抓人、罰款、拘留。過去周處(第一任工作隊長)在這時候他們不敢。現在他們到村裡抓人從來不給村委打招呼。村民遇到這事只有找我去說情。但我與派出所長不會溝通,說不下情,面子還不如村裡有的光棍村民。我最初接這個村委會主任時,有工作隊支持我心裡踏實。現在李處(第二任工作隊長),不像原先周處能替我撐住協調各種關係。現在辦不成事,在村民面前就沒有面子,沒有威信,工作不好作。我堅持著把村裡的路修好,就不幹了,出去打工掙錢去了。村幹部工資,村主任每月150元,會計、組長每月100元,實在不高,還不如打工,一個建築工地掂泥兜子的,吃完喝完也能剩餘200-300元。

那時候也是我的田野工作的困難時期,如果沒有李衛華的幫助配合,要展開調研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許是因為我最初進入艾滋病疫區時正值年末歲首的過年假期,無意間避開了拜會某些級層部門的麻煩,而鄉村節日氣氛也為培養「革命感情」創造了機會。2005年大年三十

剛過,當我帶著「國家課題」又一次來到尹庄的時候,感到我已經被當作了「自己人」。當時第一批工作隊已經撤離,第二批工作隊還沒有到來。白集鎮黨委書記答應支持配合我的實地調查,還幫助安排落實食宿:「陽光家園的棉被抱兩床,住原來工作隊住過的稅所,吃飯在鎮政府食堂。」稅所李所長是個熱情實在的人,說就在稅所搭夥,「鎮政府食堂水不行。」李所長說自己自幼父母雙亡,吃百家飯長大,唯讀過小學三年。他已經調查了幾個村莊的艾滋病情況,希望幫助寫材料遞上去,「為他們爭取利益……」。我一度以為,我就此可以安安穩穩將研究課題深入進行下去了。

但是,凡經歷過的人都會知道,在河南真正進入艾滋病疫區做調查,實在是太難了。在一個周六,稅所所長突然挺不好意思地跟我說:下周一縣局大檢查,所里住外人不合適……。李所長重情義好面子,話說得很婉轉。我明白話里的意思,他是代表地方當局下逐客令了。地方有地方的難處,對此我能理解,於是趕緊說,我出來太久了,天氣也冷了,也該回去了。我當著鎮上送行的人上了汽車,走人。多日相處,都有些依依不捨,他們說:劉教授還來啊!

如此告別彼此不傷情面,也為日後工作留有餘地。

汽車開出鎮外,高速公路收費站口,接應我的尹庄村主任李衛華已經等在那裡。下汽車坐上衛華的摩托,調頭返回。返回不走原路,而是繞道避開白集鎮,經過黃庄、中庭湖,進入尹庄村。村裡誰家正在辦「三周年」(當地風俗,人死後三年的祭奠,當時村裡這種死亡儀式頻頻),嗩吶聲聲很凄涼。避開眾人,衛華帶我直奔村民李可頂家,上房頂二樓。李可頂已經等候在家裡。衛華說:「劉老師就住這裡,這是村裡一等一(最好的)的人家,一等一的房子。能給我說的話,都能給可頂大爺說。我平時遇事常跟他商量拿主意,他就像我一樣可以信任。」說罷匆匆走掉,那邊「三周年」儀式,還等著這位村主任「支應」。



衛華5

從此開始我在艾滋病村莊的隱蔽生活,並逐步站住腳紮下根開展田野工作。也是從這一天開始,我才真正「零距離」接觸到了我的研究對象,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處境,感受到他們的感受。

第二天一早,衛華就來找我。先說「7.15」萬家樂事件:衛華拿來一份縣法院關於萬家樂事件的起訴書,他說,「李新臣在法院有親戚,這是他從親戚那找來的。」 說是明天開庭,都傳著說不會輕判。

問:明天開庭不通知村裡,不通知家屬嗎?

答:不通知,我們都不知道。

馬俊方家已經花了9000多元,是為了「扒」當時去幫忙的弟弟和外甥,顧不上他本人了,家裡沒錢了,沒有人去看他,他在裡面想自殺。

再說7.15」城管大隊打人事件:早上7點半,派出所長就打電話,叫我帶那6個人(城管打傷的艾滋病人)過去調解。到那所長就說:縣領導下命令了,不要再去城管找了,再去就抓人哩!他們幾個為要求賠償討說法跑半年了,找誰誰不管,沒有想到現在竟是這樣「調解」,幾個人很失望很氣憤。

都不是好消息。正說著,李衛華被人找走了。

下午,李衛華又過來了,說又帶他們幾個被打傷的艾滋病人一起去找鄉里。鄉里幾個領導都在。書記說一句:又來干啥哩?一個人包(賠償)七八百算了!就走了。派出所長說:上面說好了,一個人解決1000元。還說,就這我費了多少勁,請吃飯都賠了好幾百了。他們幾個艾滋病人不願意,說要找個說理地方,破上了!所長說:告狀,你們一分錢也得不到了!艾滋病人說,得不到就不要了,你看著辦吧!人都走了。所長留下衛華,叫作作工作,說「差不多就算了。」他幾個都不認,說2000元還不認哩,光瞧病花多少錢!要上北京去上訪「討個說法」。

正說著,要上北京上訪「討說法」的幾個人來了。他們說,計劃明天就去,村裡群眾願意給他們兌錢,每家出10元。李留安病重,他媳婦替他去。他們問我:劉老師,你說上北京去找誰?那說理的地方在哪?我說,如果你們真的問我,我勸你們不要去。天這麼冷,你們沒有錢又有病,怎麼好出門呢?咱們再想想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衛華勸走了他們。說話天色已晚,挽留衛華一起吃晚飯,也好邊吃邊談,把幾天了解到的情況理理順。但他借口為我回家取暖瓶,還是走掉了。

晚飯過後,李衛華提著暖瓶過來了,臉上紅紅的:「家裡來客了,非讓喝一杯。」也許因為喝了點酒,他說出了「掏心窩」的話。

衛華說——

不是實在沒法,誰想去上訪?上訪可不是過年,遭罪哩很!這麼冷的天,艾滋病還不能著涼。走不了防暴隊「按你」,拿做炮說事。村裡各家都在做炮。可除了做炮又能指望啥呢?搞集體種植吧,工作隊周處幫著爭取了5萬元大棚款,群眾都問哩,縣農業局是撥下來了,可被鄉里扣下了到不手裡……。搞個人養殖吧,養牛養羊養豬,不安全,偷得厲害,晚上看不住,「看著在家擱哩,不是你的。」

我想到衛華媽跟我說過,一次衛華負責巡夜,遇上有人偷羊,追過去被人用磚頭砸暈死過去。

聽衛華繼續說下去——

除了7.15這案子,要操的心多了,可是辦法沒有。這一村老老小小……,該咋說哩?……說實在的,煙花爆竹在村裡做,確實很危險,涉及到每家每戶,萬一要是出了事,全村可是一片海洋,是一片火海,關係到每個村民的生命安全!做煙花炮竹終不是長事,可一旦停了,人怎麼辦?「十人抬一人好抬,一人抬十人難辦」,除了老的小的,都是有病的人,難。幾個人一堆議議,想出去義演募捐……。

——怎麼義演募捐?問他。

組織點艾滋病人,印點宣傳單子,說說艾滋病防治方法,說說咱村有多難,站人家大老闆企業門口表演表演,讓人家同情同情,演演募捐……。就是「巧要飯」……,說難聽的,……就是要飯。也想過帶人去打工,可他們干不了重活,除非帶他們去要飯!在這實在活不下去了,也不想再求他們去了。

「這些,都是我掏心窩子的話。」衛華說,多少年了,村裡家裡都沒人來過,連親戚都不來,就因為這艾滋病。你能到村裡來,這樣待我們,我很感動,感到親近,信任,就想跟你說說。跟人說說,有人理解我,我說有人能聽進去,心裡有安慰。

衛華有滿肚子話需要跟人說。這麼一個大個子,竟說得涕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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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人心酸。再三要他一起吃頓飯都不好意思,怎麼會去「站在人家大老闆企業門前讓人家同情同情」?

——衛華,你以為要飯就這麼容易?我說。

 衛華卻像中了魔症一般,只顧問:劉老師,你說這樣會不會違法?我們不上北京,省得他們說是上訪鬧事,我們只上南方沿海邊遠一帶……。

我哽咽不能回答。

沒有住進村子之前,衛華對我斷然不肯說出這樣的話,那時我們的心還沒有像現在這樣貼近。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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