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3年我控告江澤民那天，國保搬沙發在我家門口睡覺了，十五年來，國保換了幾茬，和國保兄弟們打交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就衝著這個執法記錄儀說

過去一到節假日、開會等敏感日子，他們就搞個麵包車在我家小區外或樓下駐紮了，有時晚上睡在車裡，很辛苦；原來還在對面租房子監控我。

現在到處都布滿了攝像頭：樓單元的門、家門口、電梯及地下車庫。他們根本不用寸步不離地貼身監控，電話肯定是被監聽了，包括微信及一些通訊軟件。出門火車票、汽車票實名，航班他也會知道。

那次BBC採訪，記者到家不到十分鐘，樓下就圍了三十多口子，動作非常快，你平時看不到他們的。

現在「大數據」人臉識別，甚至連採血基因都用上了，所以你防不勝防。他們幾乎知道我所有的信息。

開始我不配合國保，後來有了家，如果不配合，就會增加生活成本，老婆孩子會被騷擾，我的工作受影響。所以現在我們形成了一種溝通模式，不許他們進小區門口，我和他電話溝通，約到飯店或茶館、居委會見面。

「709」出來以後，他們每次都拿執法記錄儀給我錄像。開始我不接受，但現在我讓他錄！你把它錄下更好，也讓他們背後更多的警察、國保、領導，都有機會看到真實情況，我就衝執法記錄儀說！把這個歷史記錄下來，何樂而不為。

如果《人民日報》、新華社採訪我 我何必還翻牆

國保約談，一般是希望我不要用社交媒體發信息，不接受採訪，不關注敏感公共事件等等。我接受採訪或發表的文章，他們有時會打印出來問我。

我首先感謝他們的忠告、關心。但我告訴他們：發表文章、代理案件及接受採訪，都是憲法賦予我的言論自由。

他們說：謝律師你有什麼意見可以和我們說，可以給你反映渠道。

我就說，我樂不得國內媒體採訪我啊，如果《人民日報》、新華社採訪我，我何必還費勁翻牆！但它們害怕，不讓我說話，它從不報導真實與客觀，它不是媒體。

官媒是宣傳機器，是它們的喉舌，全是謊言嘛，假大空，目的就是掩蓋罪惡、掩蓋真相。

凡是真實客觀中立的媒體，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的媒體，還有大紀元等，都被它說成反華勢力或西方的反華勢力。哪有反華勢力？其實都是所謂鬥爭哲學、仇恨意識搞出來的陰謀論，是它對西方、對正常國家的妖魔化。

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老百姓進個地鐵都要安檢幾回，怕什麼？還不是怕老百姓看清真相，怕我接受採訪揭露它！

說我不愛國？愛國就是要批評政府，要鞭撻假惡丑，弘揚真善美，要揭露罪惡，不只是我，每個人都有責任啊。

寫文章接受採訪，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權利，是千千萬萬、我們的子孫後代的基本權利，也包括國保的權利。所以每次他們提出非法要求，我都給駁回去。

我相信仁者無憂

開始國保冠冕堂皇，自認為是在維護社會秩序，後來沒有底氣，就打出感情牌，打出家庭牌，讓我為家庭、職業考慮，甚至會拿妻兒威脅我，說你看你的孩子在這裡上學，你住這裡，我們完全可以把你們挖出去！如果和他們合作，表現好，要什麼有什麼，否則影響我的律師執業，將來孩子也許難以通過政審，影響就業、上學。這種威脅，有時赤裸裸，有時是暗示。

有人替我擔心，我這樣堅持對我的家庭和個人會不會有風險？從根子上，我相信仁者無憂。

首先，我與人為善，出發點是為國家、社會，也為了我自己及每一個同胞，包括那些正在為禍作惡者。

我對那些所謂「對立面」——既得利益集團或違法分子、邪惡分子，我對他們都是有好處的。我寫辯護詞都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誘，不僅站在當事人立場上，我也站在對方及法官的立場上。一般我也不會控告他們，不會投訴，我儘量做到仁至義盡。

那些施害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是最終的受害者。一時或許能掩蓋罪惡，但是長遠講，他們對自己和子孫後代是不負責任。

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周永康作惡違法犯罪的時候，如果身邊朋友、下屬同僚、親人，告誡他、警示他，對他肯定是好事，他可能不會到這個萬劫不復的地步吧。假如人生可以再來，我相信周永康他一百個不想這樣，他願意殺人嗎？他願意無惡不作嗎？我不相信正常人願意。

我對他們勸善，今天你幡然悔悟，停止作惡，不為遲晚，尤其血債幫，可以將功補過。如果不住手，禍患會越來越大，最後覆水難收，必食惡果！

另外，我要求自己有理有據，我立身處世，堅持三個原則：依法、客觀、獨立，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改變我的立場。

領導讓你去違法，你能不能弱弱地問一句：局長，這麼做合不合適呀？

我告訴國保，你們監控的對象，不過是冤屈不平的揭露者、舉報者與抗爭者，或者為社會公正呼籲的正義之士，他們爭取公民尊嚴與權利的努力，不也是你們的福祉嗎？他們的尊嚴不就是你們的尊嚴？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尊嚴，不就是這個國家、民族的尊嚴？

我說，當法院院長讓你判冤案，公安局長讓你參與強拆，讓你去抓法輪功、抓訪民，你也許改變不了他，那你能不能弱弱問一句：局長，這麼做合不合適？法律上有沒有依據？

一個盜賊偷東西時，你只要喊一聲，他可能馬上就住手了。是你喊一聲有力量嗎？你也沒有抓他的手啊，但他內心是脆弱膽怯的，假如有十個人喊，他就不敢動手，作賊心虛啊。

這樣做不僅對你自己負責，對社會國家負責，也是對領導負責，你是為他好！領導執意去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你把這記錄下來，將來追究法律責任、歷史責任、政治責任的時候，你至少能保護好自己，你留下了歷史的證據：當時是誰誰哪個領導讓我做的，而且我也儘我所能去抵抗了。

歷史的債務只能自己承擔，作為與不作為是不一樣的，弱弱地抵抗一下，你就可以力所能及做到問心無愧。

這是兩種意志的較量，是和平民主與暴力專制、自由公民與特權的較量。如果每個警察、法官、檢察官，每一社會角色都這樣做，那力量無比巨大，惡的怎麼可能行得通？

我相信心念造物，從一點一滴去改變，通過改變自己的人性，去改變社會，改變我們的環境，所有我們付出的努力都不會白費。

我和國保談股市

警察整體是被深度洗腦的，開始他們頤指氣使，要教育我、轉化我。中國怎麼好啦，中國人怎麼過上好日子啦，對政府對趙家要怎麼樣歌功頌德，或是哪個國家沒有腐敗、哪個國家沒有問題等等，都是那種沒有邏輯的話語。

我面對的是人，我要為他們著想，我見他們也是要讓他們交差，幫他們完成任務。但我反客為主，每一次我都力爭給他們講一講真相，講是非善惡，講歷史，講現實。

而且我站在國保的角度，學會理解他們的難處，都不容易，不得不吃這碗飯養家餬口。

實際上國保最早接觸真相，他們是最早翻牆的一部分人，要了解跟蹤工作對象嘛，就必須翻牆，翻牆後他就看到了很多東西，這個體制造成的多少罪惡，外面世界到底是什麼樣，他們很清楚，但是他們不說，揣著明白裝糊塗。

還有一部分被深度洗腦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渾渾噩噩的，只知道利益，只知道混差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但這部分人也容易被改變。

我說：我是奴，你們也是奴，你們是「趙家」用來管奴隸的奴隸。你們也無法保障你們自身及家人的安危，也沒有尊嚴與權利。專制體制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我經常和他們講槍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告訴他們不要抓法輪功，我講我的辯護觀點：九九年江澤民集團鎮壓法輪功，不是國家的意志，不是法律的意志，是個別人的意志。我說法輪功這些人都是最好的人。我舉了很多例子，讓他們去觀察；國保裡也有信佛的，我就講佛家的慈悲啊什麼的。

我和國保談股市，勸他們不要買股票。股市完全是「趙家」權力集團在分錢分贓，老百姓很難賺到錢的。還有很多畸形的經濟現象，被它們歪曲的歷史，每次我也都藉機給國保講。

如果中國社會轉型成功 國保警察的待遇要比現在好

我告訴國保，在正常文明的法制社會當警察，要比你們現在輕鬆得多。如果中國社會轉型成功，你們待遇比現在好多了，工作時間會大大降低，休假、安全、職業尊嚴都有保障。

我同情國保，你們很悲催啊。警察本應該是高尚榮光的一個職業，但在中國，你們身背罵名。國保是公然違法的一個職業，絕大部分工作都是違法的，是框外的。你們是給「趙家」扛私活，維護的是它們的穩定，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所以受累不討好。

我引導他們思考：是誰讓警察背黑鍋？是誰製造官民矛盾？是誰讓社會如此緊張？ 是誰攫取權力實現個人野心，搞鬥爭哲學，把人與人對立起來？我希望他們看清楚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違法分子，他們不代表國家，不代表法律，不代表大多數華夏兒女。

如果大家都認識到：是它造成了這麼多處天災人禍，那麼我們人人不都應該拋棄它嗎？！

我讓他們理解，我批評政府對他們國保都是有好處的。

開始他們不以為然，後來越來越接受我的觀點，也願意聽我說話，態度有時還畢恭畢敬的。凡是和我在一起的國保，後來都有改變，後來也就不得不換人了，我感到現在他們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作者簡介

謝燕益，中國人權律師。

2003年，發起憲政第一訴，起訴江澤民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

2015年，調查「慶安槍殺案」， 後與眾多律師舉報警察涉嫌故意殺人，這成為「709」事件的導火索。7月被抓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553天後出獄。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法輪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