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恐怖的受害者——外國反法西斯主義者和革命者

共產主義恐怖針對的目標不僅僅是共產國際、托派和其他異見者。上世紀30年代，仍有許多外國人居住在蘇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但曾被蘇聯夢所吸引。其中很多人為他們對蘇聯懷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價。

30年代初，蘇聯在卡累利阿（Karelia）地區發起了宣傳運動，鼓吹俄羅斯與芬蘭之間邊境地區所提供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黃金機遇。約12,000人離開芬蘭，居住在卡累利阿；另有5,000名來自美國的芬蘭人也加入其中。後者中大多數是美國芬蘭工人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innish Workers）的成員，因1929年的股市崩盤，正經歷巨大困苦。蘇美貿易公司（Amtorg，蘇聯廣告公司）代理人承諾給予他們工作、高薪、住房，並讓他們免費從紐約前往列寧格勒。他們被告知要帶上他們所有的財物。

艾諾‧庫西寧所稱的「奔向烏托邦」很快變成了一場噩夢。這些芬蘭人一抵達，他們的機械、工具和存款就被沒收。他們被迫交出護照，且實際上發現自己成了一片未開發地區的囚犯。該地區只有森林，條件極端嚴酷。據阿爾沃‧圖奧米寧說，至少有兩萬名芬蘭人被拘留在集中營裡。圖奧米寧領導芬蘭共產黨，並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中擔任要職，直到1939年。後來，他被判處死刑，然後減為10年監禁。

二戰後被迫生活在基洛瓦坎（Kirovakan）時，艾諾‧庫西寧也目睹了亞美尼亞人的到來。他們是蘇共狡猾宣傳的又一批受害者，前來居住在亞美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為響應斯大林要旅居海外的所有俄羅斯人回家重建國家的呼籲，許多亞美尼亞人動員起來，以振興他們視為祖先之地的亞美尼亞共和國，其中大多數人此前一直流亡土耳其。1947年9月，他們中的數千人聚集在馬賽（Marseille），3,500人登上了搭載他們駛往蘇聯的「羅西亞」（Rossiya）號船隻。船隻一進入黑海蘇聯領海，當局就態度大變。許多人立刻明白，他們走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1948年，又有200名亞美尼亞人自美國抵達。由於被慶祝活動所欺騙，他們遭遇了相同的命運：他們一到，護照就被沒收。1956年5月，在法國外長克里斯蒂安‧皮諾（Christian Pineau）將訪問埃里溫（Erevan）時，法國數百名亞美尼亞人舉行示威。在這些鎮壓期間，僅60戶家庭成功離開了蘇聯。他們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在到達蘇聯後不久就離開的。

這場恐怖不僅波及了那些選擇回到蘇聯的人，而且波及了已在其它獨裁政權下遭受苦難的人。根據1936年蘇聯憲法第29條，「對於所有因維護工人利益或權利、從事學術工作或努力實現民族解放而遭受迫害的外國公民，蘇聯予以庇護。」瓦西里．格羅斯曼在其小說《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中，描述了一名黨衛軍士兵與一名前布爾什維克激進分子之間的對抗。在一段長篇獨白中，這名黨衛隊士兵總結了成千上萬來蘇聯尋求庇護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運：「在不再有戰俘的和平時期，又有誰在營地裡呢？黨的敵人和人民的敵人。他們是你們所熟知的人，因為他們也在你們的營地裡。如果你們的囚犯在和平時期來到我們黨衛軍營地，我們就不會再讓他們出去，因為你們的囚犯也是我們的囚犯。」

他們自海外來到蘇聯，無論是純粹因為蘇聯宣傳，還是因為尋求他們在原籍國不能指望的庇護或安全，抑或是因為其政治信仰，所有移民都被視為潛在的間諜。至少這就是給其中大多數人被判刑的藉口。

首波移民潮之一是上世紀2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主義者移民潮。他們中一些人相信，自己終於找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家園和自己的夢想之國。但他們被殘酷地欺騙了，在恐怖之下蒙受了極大的痛苦。3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產黨人和支持者在蘇聯約有600人──約250名流亡政治幹部和另外350名在政治學校接受培訓的人。由於這些學員中很多人在完成學業後離開了蘇聯，1936至1937年又有100名活動分子離開去西班牙打仗，大恐怖只波及了那些留下來的人。約200名意大利人被捕，主要是因間諜罪；約40人被槍決，其中25人身分已確認。其餘的人被發配到古拉格、科雷馬金礦或哈薩克斯坦。羅莫洛‧卡卡維爾（Romolo Caccavale）發表了一項感人的研究。它追蹤了數十名這些活動分子的運動和悲慘命運。

一個典型案例是反法西斯主義者納扎雷努．斯卡里奧利（Nazareno Scarioli）的案例。他於1925年逃離意大利到達柏林，最後抵達莫斯科。他受到紅十字會意大利分部的歡迎，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農業聚居區工作了一年，然後被轉移到在雅爾塔（Yalta）的又一個聚居區。那裡約有其他20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鐵托‧斯卡爾塞利（Tito Scarselli）的指揮下工作。1933年，該聚居區被解散，斯卡里奧利回到莫斯科，在一家餅乾廠找了一份工作。他在那裡的意大利人社區裡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接著，大清洗的年代來臨。恐懼和恐怖分裂了意大利人社區，每個人都開始懷疑自己的同志。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帕奧羅．羅伯蒂向該意大利人社團宣布，逮捕在一家滾珠軸承工廠工作的36名「人民的敵人」。羅伯蒂強迫在場的每個人同意逮捕其本人認識的工人。到了表決的時候，斯卡里奧利拒絕舉手。次日晚，他遭到逮捕。在盧比揚卡大樓裡遭受酷刑後，他簽署了供狀。然後，他被驅逐到科雷馬地區，被迫在一個金礦裡工作。其他很多意大利人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許多人死亡，其中包括：雕塑家阿爾納多‧席爾瓦（Arnaldo Silva）；一位名叫切爾奎蒂（L.Cerquetti）的工程師；共產黨領導人阿爾多‧戈雷利（Aldo Gorelli）（其妹嫁給了日後的共產黨政治人物埃吉迪奧‧蘇洛托（Egidio Sulotto）；意大利共產黨羅馬委員會前書記維琴佐．巴卡拉（Vicenzo Baccala）；托斯卡納人（Tuscan）、莫斯科搬運工奧特洛‧加吉（Otello Gaggi）；莫斯科勞工路易吉‧卡利加里斯（Luigi Calligaris）；在敖德薩工作的威尼斯工會會員卡羅‧科斯塔（Carlo Costa）；曾是列寧在蘇黎世的一名朋友的埃德蒙多‧佩魯索（Edmundo Peluso）。1950年，當時體重36公斤的斯卡里奧利離開了科雷馬，但被迫到西伯利亞繼續工作。1954年，他被予以特赦，隨後獲得完全赦免。然後，他又等了6年才獲得簽證返回意大利。

這些難民並不限於意大利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的支持者。一些人是在國內遭受迫害、決定遷往蘇聯的無政府主義者。此類案例中，最有名的是激進的工會會員、自由鬥士弗朗西斯科‧蓋齊（Francesco Ghezzi）的案例。他於1921年6月抵達俄羅斯，在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意大利工會（Trade Union）。1922年，他到德國旅行，在那裡遭到逮捕。意大利政府此前指控他從事恐怖主義活動，並要求引渡他。他的支持者在意大利發起了一場蓬勃的運動，使他免於在意大利的牢獄之災，但他被迫返回蘇聯。1924年秋，與皮埃爾．帕斯卡爾（Pierre Pascal）和尼古拉‧拉扎列維奇（Nikolai Lazarevich）聯繫密切的蓋齊，首次與格別烏發生口角。1929年，他再次被捕，遭判3年監禁。考慮到他患有肺結核，當局將其轉移到蘇茲達爾，作為罪犯關押。他的朋友們在法國和瑞士組織了一場聲援運動，羅曼．羅蘭等人簽署了一份請願書支持他。蘇聯當局隨後散布謠言說，蓋齊是一名法西斯祕密特工。1931年他獲釋時，回到一家工廠工作。1937年，他再次被捕，但這次他在海外的朋友無從知道他的下落。據報，他於1941年8月下旬死於沃爾庫塔。#（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