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萬物之靈的我們，

遭遇還比不上一棵小樹？

今天你搖搖它，優越地微笑，

明天就化為根下的泥土。

為什麼由手寫出的這些字，

竟比這只手更長久，健壯？

它們會把腐爛的手拋開，

而默默生存在一張破紙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幾十年，

仿佛曾做著萬物的導演，

實則在它們長久的秩序下

我只當一會小小的演員。

…… ……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

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

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慨歎「我只當一會小小的演員」、「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的這首題為《冥想》的詩歌，成為了詩人穆旦的絕筆。1977年2月，他因心臟病突發猝逝，終年59歲。而就在他去世的頭一年，他的另一首詩歌《智慧之歌》中的那句「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道盡了人生的辛酸。

可歎的是，他去世時，連他的子女也只知道他叫查良錚，而卻不知他還有一個留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名字——穆旦。而查良錚這個名字，與本名查良鏞的香港武俠小說家金庸連在了一起。

出身文宦之家

查氏家族最早溯源可至春秋時期的查子，至明代已成為江南望族，是明中期至清以來著名的「文宦之家」。明代的查約、查秉彝、查繼佐，清代的查慎行、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學者，都出自查氏家族。查家在明清兩代獲秀才頭銜者800餘人，考取進士、舉人者133人，著名詩人查慎行兄弟三人同入翰林院，時人頌為「一門十進士，兄弟吳翰林」。康熙曾禦書「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賜查家。

近代查氏家族也出了不少名人，比如查濟民、查良釗、查良銳、查良銘以及查良錚和查良鏞。這些名人中最為人熟知的是金庸（查良鏞）。1918年出生的穆旦與金庸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輩份，都屬於「良」字輩，名字中都帶金字旁。穆旦是金庸的堂哥。

不過，因穆旦所屬的查家那支在明代前往京津經商，世居天津水西村，與仍居住在江南的金庸那支查家並無往來。但可以想見的是，查家深厚的文化底蘊依舊影響著天津的查家。

穆旦的祖父查美蔭曾任知州，家中藏書多為查慎行所著。55歲時早逝。穆旦的父親查燮和，排行老六，一生擔任小職員度日，晚年吃齋念佛，自稱「自在逍遙一懶人」。

穆旦6歲上學後，就顯示出了寫作的天份，7歲就曾發表過百餘字文章。11歲時，穆旦考入南開中學，在校刊上發文時，開始以「穆旦」（有時也寫成慕旦）為筆名，即將「查」拆成「木」和「旦」兩部分，並易「木」為穆。

詩滿校園

1935年，17歲的穆旦被清華大學地質系錄取，半年後改讀外文系。進校後不久他就開始創作詩歌，發表在《清華週刊》、北平《文學》等刊物上，並逐漸有了一些名氣。此時他的詩歌具有強烈的抒情氣息，但也不乏對現實的不滿。

抗戰爆發後，穆旦隨清華師生前往長沙，後至雲南。一路艱辛不說，穆旦居然懷揣一本小型英文詞典，一邊趕路一邊背單詞和例句，背完一頁便撕掉一頁，到昆明時，竟將其完全背了下來。除了背誦單詞，沿途的壯美風景、社會生活、戰火下的民眾的苦難，也都讓詩人的心顫抖，並化作了一行行詩歌。

在西南聯大期間，穆旦受諸位留洋的教授影響和指導，開始大量閱讀艾略特、奧登等外國著名詩人的作品，系統地接觸了英國現代詩歌和詩歌理論。以穆旦為代表的「九葉詩派」轟動校園和文壇，因他們大膽引入艾略特等西方大家的寫作手法，拓展了白話詩的格局。詩人鄭敏曾說：「上世紀40年代學習西方現代化詩歌的，穆旦做得最好。他才情橫溢，是艾略特的藝術和拜倫性格的結合體。」

1940年，穆旦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彼時其族兄查良釗正出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授兼聯大訓導長。就當時的名望而言，查良釗要遠超穆旦。

1941年，親眼目睹了殘破的山河和人民悲苦生活的穆旦，寫下了他最為知名的詩歌《讚美》，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踟躕著為了多年恥辱的歷史

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著，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首歌奠定了穆旦「第一流詩人」的地位。

參加遠征軍 死裡逃生

1942年2月，懷著報國之情的穆旦響應國民政府的號召，加入了杜聿明將軍指揮的中國遠征軍，奔赴緬甸。不過，其參軍還有兩層原因，一是「想作詩人，學校生活太沉寂，沒有刺激，不如去軍隊體驗生活」；二是入伍即為少校，收入會增加一些。

因為女兒曾在西南聯大附中讀書的關係，杜聿明對加入部隊的知識分子照顧有加。當他得知穆旦是詩人後，還讓其在作戰間隙朗讀詩歌，活躍氣氛。

然而，在入緬作戰半年後，杜聿明部慘敗，逃入「野人山」的原始森林，部隊不僅要忍饑挨餓，還要承受各種困苦，穆旦的馬和傳令兵都死了。吳宓日記中曾記述了穆旦對其講述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毒雨裡，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在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饑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雖然他從此變了一個人，以後在印度三個月的休養裡又幾乎因饑餓之後的過飽而死……」

對於遠征軍的這段經歷，直到1945年，穆旦才寫下又一名篇《森林之魅》，以紀念死難戰友：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天真選擇回國

遠征軍回國後，穆旦繼續在軍隊就職，擔任英文祕書等。1946年，他辭去軍職，回到北京，與沈從文、林徽因交往頗多，一度還替沈編過《益世報·文學週刊》。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後來的妻子周與良。周家也是名門望族。周的父親周叔弢是紅色實業家，1949年後曾任天津市副市長等職。

穆旦是通過中學同學周玨良認識其妹周與良的，彼時周與良為燕京大學生物系研究生。周與良的大哥、歷史學家週一良曾說：「我們家大多數人對他（穆旦）過去的情況都不夠瞭解，因此他每次到我們家來，當大家歡聚在父母身邊，興高采烈，高談闊論時，他常常是向隅而坐，落落寡合。許多年中，我去天津，記得只上他家去過一次。」

不過，周與良對穆旦的第一印象不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也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詩歌很有見解，人也漂亮」。兩人確立了戀愛關係。

1948年底，周與良赴美攻讀博士學位，而穆旦則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次年穆旦也前往美國，與周與良相會。兩人隨即結婚，在美國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日子。

中共建政後，海外留學生是否回國出現了不同的意見。1951年，穆旦夫婦與楊振寧、李政道、巫寧坤等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成立了「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情況進行瞭解和研究。對於是否回國，楊、李舉棋不定，主張「觀望」，穆旦卻堅決主張儘快回國，「迎接已經到來的偉大時代」，為此他天天背俄文字典。

同年，周與良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兩人都收到了臺灣大學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前往台大任教。幾乎在同時，兩人也收到了印度新德里大學的聘書。然而，兩人最終還是選擇回國，除了因為雙方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都在大陸外，他們也相信回國後可以在各自的領域開創出一番新天地。可惜，現實擊碎了他們的夢想。

走到了幻想的盡頭

1953年初，穆旦夫婦回國，穆旦在南開大學外文系當副教授，周與良在生物系做副教授。一心向中共靠近的穆旦，在當年底就翻譯完了蘇聯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前兩部分，次年又翻譯完成了其的《文學發展過程》，署名皆為查良錚，其速度之快，令國內文藝界驚訝。

除此之外，穆旦還在1954年翻譯出版了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系列作品，將其詩歌介紹給中國讀者，並在社會上掀起了「普希金熱潮」。穆旦為此也非常高興。據周與良回憶：「他幾乎把每個晚間和節假日都用於翻譯工作，從沒有夜晚兩點以前睡覺。」

然而，隨著中共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適思想」等運動的降臨，穆旦安寧的日子也結束了。他曾在給友人蕭珊的信中寫道：「這是一個沉悶的時期。我上封信裡的話想你也看到了，朋友們都這麼彼此多疑……我這幾天氣悶是由於同學亂提意見，開會又要檢討個人主義，一禮拜要開三四個下午的會。每到學期之末，反倒是特別難受的時候。過得很沒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結束算了。」

1954年11月，因對系主任李霽野的「不民主」、「排擠他人」不滿，穆旦等人寫了聯名信交給上級領導，最終處理意見為：「查先生在此次事件中表現是粗暴的，受人慫恿的，缺點也是不少的，惟因回國不久……故不與論處。」

1955年2月，因曾參加遠征軍、曾在FAO工作等「歷史問題」，穆旦成了「審查物件」，並在全院大會上與巫寧坤一起被批鬥。彼時的周與良因為有父親做後盾，只是被停止上課，在家「幫助」丈夫「反省」和寫「交代材料」。

1956年，徐遲、臧克家等人不斷約稿，穆旦發表了一些詩，結果被批評為「幾乎是一個沒有改造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改造的誣衊」、「從這種陰暗的情緒出發，他的詩必然會歪曲甚至會誣衊現實生活攻擊新的社會」。穆旦不得已，只好埋頭翻譯，又回到了查良錚的角色中。

「反右運動」開始後，穆旦因為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九十九家爭鳴記》再一次被監視居住，隔離審查。1958年12月，穆旦因參加遠征軍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譯」的歷史，被中共法院以「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三年勞改，「接受機關管制」。此後，穆旦被逐出課堂，降職降薪，並被強迫在南開大學圖書館和澡堂接受管制，進行勞動。

三年管制結束後，穆旦依舊不被允許回到課堂，繼續在圖書館勞動。困苦之際，穆旦開始悄悄翻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長篇敍事詩《唐璜》。到1965年底，這部長達16000多行的詩歌終於完成了初譯稿。

可還沒等穆旦喘息一下，文革的風暴掀起，穆旦自然首當其衝，被紅衛兵抄家、批鬥，並被關進「牛棚」。據其幾個孩子回憶：「記得那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們家門前照得通明，牆上貼著『打倒』的標語，幾個紅衛兵將一堆書籍、稿紙向火裡扔去。很晚了，從早上即被紅衛兵帶走的父親還沒有回來……直到午夜，父親才回來，臉色很難看，頭髮被剃成當時『牛鬼蛇神』流行的『陰陽頭』。……此時他看著滿地的碎紙，撕掉書皮的書和散亂的文稿，面色鐵青，一言不發……突然，他奔到一個箱蓋已被扔在一邊的書箱前，從書箱裡拿出一疊厚厚的稿紙，緊緊地抓在發抖的手裡。那正是他的心血結晶《唐璜》譯稿。萬幸的是，紅衛兵只是將其弄亂而未付之一炬！」

很快，穆旦一家被掃地出門，一家六口住在一間只有17平米的房子裡。1968年，周與良的父親被打倒，周與良也因涉嫌「特務」問題被「隔離審查」，備受折磨。

半年後，周與良才被放回家中，不久後，穆旦也被從「牛棚」中放出。之後，他們與南開大學的一批知識分子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區完縣勞動改造，兩人被分隔兩地勞動。一次，兩人居然因為穆旦偷偷去探視周與良而被審查、批鬥。

1971年，周與良返回天津，穆旦則繼續勞動改造。1972年，林彪事件後，中共黨內政策出現變化。穆旦結束了勞改生活，回到南開大學圖書館，但仍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為了紓解心中的鬱悶，穆旦在夜深人靜時，又開始了詩歌的翻譯工作。1975年文革結束前夕，還創作了多首詩歌，對自己的人生命運進行回顧。

1976年，穆旦跌傷，左腿殘廢，痛極時只能將磚烤熱，敷於患處。1977年，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術，但似乎預感到什麼，將著力最多的《唐璜》譯稿交給小女兒查平，說：「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這些譯稿，也許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臟病發作去世。1979年，穆旦被中共「平反」，1981年，他的譯作《唐璜》出版。

結語

穆旦在南開大學的生前好友、史學家來新夏曾言，穆旦自美國回國二十幾年後，「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嚮往和客觀的回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麼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而造成其悲劇人生的除了穆旦自己對中共的看不清外，更多是在中共這個吃人的惡魔上。回顧中共盤踞在中國的歷史，有多少像穆旦這樣的知識分子被其吞沒了的啊！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