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我聽說過，看到主播曝光黑疫苗後又刪貼道歉，我就知道，這和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北大教授性侵事件是何其相似，無論你再怎樣憤慨，也抵不過幾次「請喝茶」。偶然在門戶網站的主頁上又看到一篇惡狠狠的檄文，《借疫苗風波斂不義之財，張凱律師的這條「船」翻了》，通篇充斥著與新聞中立態度大相逕庭的語言。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但沒想到黨媒在封殺敢言聲音的同時，又踏上了一腳。

都是我們同行幹的。

一股憤怒的火苗在我心中躁動，繼而卻是一種恐懼，我會不會也變成那樣的記者？

新聞夢與變色龍

2011年，我踏入了新聞專業，也想做點對老百姓有好處的事情。

教我們新聞的是一位退休老記者，曾獲得不少國家級新聞獎項。一上課，她就拿出來一張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是習近平和胡錦濤政權交接的報導。

她說，你們找找，這篇報導有什麼問題？

我們睜大了眼睛，這可是中國最大的一件事，在這麼大的媒體上發布，怎麼能有問題？見我們不做聲，她笑著說，別有壓力，記者就是要質疑，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要有常人不敢想的思路。

我們硬著頭皮，心懷忐忑的上台去挑毛病，不敢超越「規矩」。

「你們看看，這有沒有問題？」她指著其中一段：習近平指出，胡主席從黨、國家、軍隊事業發展全局考慮，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全會尊重胡主席的意願，同意了他的請求。胡主席作出這個重大決策，充分體現了他對黨、國家、軍隊事業發展全局的深邃思考，充分體現了他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博大胸懷、高風亮節。

這裡怎麼可能有問題？

「孩子們，你們想想，為什麼一個本應該如期進行的政權交接，卻用『高風亮節』？難道攥著權力再做幾年才是正常的？」

我震驚了，從來沒有敢想的思想禁區打開了，原來這才是新聞！

她的課，總是在各種偉光正的新聞中挑毛病，看到「熱烈慶祝我縣榮獲貧困縣」的新聞，讓我們分析這背後的制度悲哀；看到「19位家長聯名勸退自閉症兒童」的事件，讓我們角色扮演，理解社會各階層的苦衷與無奈。

「你們要記住，「真」一定是新聞的靈魂，真實、真情、真心，這是你們要做的。」

從那時候開始，我愛上了新聞。我感覺這個職業是離百姓最近的工作，它離我的夢想最近。我第一次找到了責任的歸屬感。

後來，我對這位老師說：「我特別喜歡您，我也想當一名記者。」

她沉默了一會，意味深長地說：「我是一個變色龍！」那眼神中的詭異與無奈，多年後我才真正明白。

離夢想越來越近時，夢想卻離我漸行漸遠

畢業後，我如願在當地一家比較大的門戶網站當了記者。在樓下望著這高聳的大樓，激動啊！我在朋友圈寫道：我終於追到了夢想，這就是我想要的！

沒想到，自己離夢想越來越近時，夢想卻離我漸行漸遠。

我做了很多調研，寫了一篇文章，系統分析為什麼在國內「三無」的科學家屠呦呦能獲得諾貝爾獎， 60年代，「結晶牛胰島素」有望獲諾獎，但要凸顯「集體」的力量而讓無論有無貢獻所有成員都申報獎項，寧願超出評獎的人數限制也不改變，遺憾的讓諾獎與中國人失之交臂。而屠呦呦自己認領成果卻被批判沒有集體意識，正因她的表態，讓這次諾獎花落中國。文中我呼籲不要讓集體統治一切，給老百姓一個自由科研的環境，未來的諾獎一定會有更多中國人的面孔。領導說稿子缺乏政治性，不行。

我又寫了一篇，一位老人親自辦業務卻被要求提供「證明自己還活著」的證明，我呼籲我們不能變成看證不看人的社會，我們要健全信任，不要讓道德離逝，不要讓人情飛走。領導還是認為缺乏政治性，不行。

在學校中曾被老師和同學稱讚撰稿能力最強的我，竟然不會寫新聞了。

更多編輯記者們，每天都是在網上找些東西轉載轉載，事件性的新聞報導都是企業給過錢後的站台宣傳，企業有多好不是根據實際情況，而且在於給錢的多少，甚至不需要實地採訪，就敢說什麼行業第一，政府的報導全篇要偉光正，對民生與負面只能有很小的比例報導，而且最終一定要落到某某領導高度關注、順利解決上。

我疑惑了，新聞的最高準則到底是政治性還是真實性？

有次偶然看到那位記者老師的一篇報導，在一次晚會上，她對後輩記者說，「我們寫報導一定要有政治覺悟，政治水平有多高，你稿子的質量就有多高。」

我的腦子嗡了一下，原來她所強調的「真」是如此脆弱，我感覺我努力維繫多年的價值觀轟然倒塌。

我辭職了。

工資越來越高，我卻越來越自卑

辭職之後，我做過地推員，當過老師，做過公號，在大街上一家家敲開「男士止步」的美容院，烈日下走得一瘸一拐的苛求人家安軟件，被小孩子把粉筆頭丟在臉上還要漲著通紅的臉顫抖地講著自己也不願意聽的話……

曾經的鮮花和掌聲沒有了，聽到的多是嘲笑和挖苦。最後我妥協了，什麼真不真的，人得生活嘛，我又幹起了新聞。

因為出色的業務能力，很快我就在單位做到了中層，擔起培訓新人的任務。我不再講新聞的真實性，我教給大家怎麼寫可以討客戶喜歡，如何臉不變色心不跳地誇張和撒謊。我越來越受到重視，工資達到了我堅持新聞理想時的7、8倍。出入高樓大廈，人前談笑風生，我又找回了那些鮮花和掌聲。

我非常明白客戶要什麼，我有足夠的聰明才智，我能把一個一無是處的產品誇成行業第一，能把一個搞政績的無聊大會描述成極為重要的成果轉化平台，一個只為賺錢的創始人，我能為他編出為夢想放棄利益的故事……我的工資越來越高，我也越來越沒有底氣，越來越恐慌。越來越「成功」的我，卻越來越自卑，越來越鄙視自己。

夢想卻越來越迷離了。

我又一次寫了辭職報告

凌晨3點，特濃咖啡已經喝了一杯一杯，舌頭卻總是嘗不出它的苦澀，我在公司寫新聞。這是我必須完成的，要描寫動物在中國生活得如何好。一篇平時2個小時就能搞定的稿件，熬了三天兩夜，我都沒能寫出來。字裡行間我在一次次同領導斡旋。我當然明白領導想要什麼：通過動物都能享受到美好生活來烘托中國人權狀況的良好，破除外國媒體對中國人權的「荒謬的攻擊」。

但我卻寫下了無數殘疾的雞鴨牛羊在無法轉身的籠子裡，終生被灌著激素和抗生素，而中國人只能被迫吃著這些沉積了大量藥物、毒素和工業殘留的食物。

果然還是沒有通過，領導批註：我們不要唱反調。如果全部都這樣做，誰還敢吃？請不要這麼極端。

但我心裡卻很踏實，我突然感到了，曾經的我還沒有死，還有夢想。我在和領導斡旋，更是在和良心斡旋。

清晨，一縷陽光透過厚厚窗簾，突然射到了我的頭上，那麼美，那麼亮，我的影子又高又大。抬起頭，我發現辦公室竟灑滿陽光！諾大的辦公室只有我一個人，我卻感覺有很多力量在我身後，溫暖、堅定，而且美妙。

我順暢地寫下了一封辭職報告。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