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勝利的另一面
衛國戰爭期間對各族群全體的放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蘇聯歷史隱藏最深的祕密之一。這些民族被集體指控「採取顛覆策略、從事間諜活動和勾結納粹占領軍」。只有在20世紀50年代末，當局才最終承認，發生了「普遍的過度行為」。60年代，一些因「勾結敵人」而從地圖上被刪除的自治共和國，最終恢復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餘活著的被放逐者才最終獲得了「自由選擇居住地」的權利。直到1989年，克里米亞韃靼人才完全獲得平反。直到60年代中期，逐步取消對這些民族的制裁才不再是最高機密；1964年以前頒布的法令才公之於眾。也只有通過1989年11月14日的「最高蘇維埃宣言」，這個蘇維埃國家才最終承認，「斯大林政權對全體被放逐的民族所犯下的殘暴行為之刑事違法性（criminal illegality）。
日耳曼人是德國入侵蘇聯幾週後首個被集體放逐的族群。根據1939年的人口普查，當時有142萬7,000名日耳曼人住在蘇聯，其中大多數是受葉卡捷琳娜二世邀請、定居於俄國南部廣袤空地上的日耳曼殖民者的後裔。1924年，蘇聯政府建立了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伏爾加日耳曼人約有37萬人，僅占定居的日耳曼移民人口的四分之一。縱觀全蘇聯，該族群居住在俄羅斯聯邦（主要在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沃羅涅日、莫斯科、列寧格勒諸地區）、烏克蘭（有39萬人）、北高加索（主要在克拉斯諾達爾、奧爾忠尼啟澤和斯塔夫羅波爾諸地區），甚至在克里米亞和格魯吉亞。1941年8月28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伏爾加自治共和國、薩拉托夫地區以及斯大林格勒的所有日耳曼人都要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該法令將此舉描述成一項人道主義措施。
正當紅軍全線撤退、因士兵陣亡或被俘虜每天損失數萬人之際，貝利亞把NKVD逾14,000人轉投到這場行動上。該行動由內務人民委員伊萬．謝羅夫將軍領導。在對波羅的海諸國的種族清洗期間，他已顯示出在這種行動中的效率。即使考慮到特殊情況和紅軍的意外失敗，這場行動的殘酷性依然令人震驚。從1941年9月3日至5日，44萬6,480名日耳曼人被用230支車隊放逐，平均每支車隊包含50輛卡車。這意味著，每支車隊有近2,000人，或每輛卡車有40人。這些車隊每小時僅行駛幾公里，花了4至8週才抵達其在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西伯利亞南部巴爾瑙爾（Barnaul）、西伯利亞東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地區的目的地。和以前被逐出波羅的海諸國時一樣，這些被遷移的人，按照官方的指示，「有一段時間來收集夠吃最短時間一個月的食物。」
以下摘錄自1941年8月28日的法令：
「根據軍方當局收到的可靠信息，住在伏爾加地區的日耳曼人正窩藏著數萬名破壞分子和間諜。他們率先得到來自德國的信號的暗示，將立即在其居住的地區組織破壞性活動。蘇維埃當局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些破壞分子和間諜的存在或數量。伏爾加的日耳曼人正哺育著人民的敵人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
「如果破壞行為的確是伏爾加自治共和國或鄰近地區的日耳曼破壞分子和間諜奉德國之命實施的，那麼就會有流血，蘇維埃政府就如戰時才會做的，不得不對伏爾加的日耳曼人採取懲罰措施。為了避免這種可能性和大量流血，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了一項決定，將伏爾加地區全體日耳曼人口轉移他處，給他們提供土地和國家的幫助，使他們能在其它地區重新定居。
「為此，新西伯利亞和鄂木斯克、阿爾泰、哈薩克斯坦，以及與這些地區相鄰的其它地區，已經預留出土地充裕的地區。」
主要的放逐行動進行的同時，輔助的行動也隨著軍事命運的起落而展開。1941年8月29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日丹諾夫向斯大林提議，要清洗掉列寧格勒市及該地區的96,000名有日耳曼和芬蘭血統的居民。次日，德國軍隊抵達涅瓦河，切斷了連接列寧格勒和該國其餘地區的鐵路線。包圍的風險變得日益嚴重，且有關當局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撤離該市平民或準備任何儲備糧應對萬一被圍困時的情況。儘管如此，同一天，8月30日，貝利亞仍發出通知，下令將13萬2,000人逐出列寧格勒地區：96,000人坐火車，36,000人過河。結果是，德軍抵達，迫使這場放逐行動暫停，NKVD僅來得及逮捕和驅逐11,000名有德國血統的蘇聯公民。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一些地區開始了類似行動。在莫斯科地區，9月15日有9,640名日耳曼人被放逐；在圖拉，9月21日有2,700人被放逐；在高爾基（下諾夫哥羅德的舊稱），9月14日有3,162人被放逐；在羅斯托夫，9月10日至20日有38,288人被放逐；在扎波羅熱（Zaporizhzhia），9月25日至10月10日有31,320人被放逐；在克拉斯諾達爾，9月15日有38,136人被放逐；在奧爾忠尼啟澤，9月20日77,570人被放逐。1941年10月，又進一步放逐了10萬日耳曼人。他們居住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亞。截至1941年12月25日，已有89萬4,600名日耳曼人被放逐。其中大多數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如果把1942年放逐的日耳曼人考慮進去，那麼，不到一年內，共有大約120萬9,430人被放逐──非常接近於1939年人口普查中報告的142萬7,000名日耳曼人。
這樣，蘇聯境內逾82%的日耳曼人被放逐。此時，所有警察和軍隊本應將精力集中於針對侵略敵人的武裝鬥爭，而不是放逐數十萬名無辜的蘇聯公民。實際上，如果也納入數萬名有日耳曼血統的官兵的話，被放逐的有日耳曼血統的蘇聯公民比例甚至比這些數字顯示的還高。他們被逐出紅軍，並被編入「勞動軍」（work army）的懲戒營（disciplinary battalions），發配到沃爾庫塔（Vorkuta）、科特拉斯、克麥羅沃（Kemerovo）和車里雅賓斯克。僅在最後這座城市，就有逾25,000名日耳曼人很快被安排在冶金工廠工作。這些勞改營的工作條件和倖存機率，簡直就是古拉格的翻版。
由於關於車隊的信息非常零碎，今天不可能計算出，在轉移到新定居點的過程中，這些日耳曼人中有多少人喪生。同樣不清楚的是，1941年秋，在席捲俄國的混亂中，有多少車隊真正到達了其目的地。根據計劃，11月底，將有29,600名日耳曼被放逐者抵達卡拉干達地區。但在1942年1月1日，實際上只有8,304人抵達。原計劃是讓13萬998人在該地區安置下來，但實際上不超過11萬6,612人受到安置。其餘人發生了什麼？他們死於途中還是被轉移到了別處？阿爾泰地區預定接收11,000名被放逐者，但實際上接收了94,799人。更糟糕的是NKVD關於被放逐者抵達的報告。它無疑表明，那些地區對他們的到來毫無準備。
在普遍的保密環境下，地方當局最後一刻才被告知會有數以萬計的被放逐者到來。沒有準備任何住處，因此被放逐者就被關在牲畜棚、營房裡或者戶外，遭受日晒雨淋，即使冬天很快來臨。儘管如此，過去10年中，當局仍在這些方面獲得了相當的經驗，且對這些新來者「經濟上的栽培」（economic implantation）遠比過去20世紀30年代早期對富農的到來，實施得更加有效。當時，富農們常常被遺棄在森林裡。幾個月後，大多數被放逐者都像「特殊移民」一樣活著，就是說，他們生活在極端嚴酷的條件下。在NKVD管理处的控制下，他們住在集體農場、實驗農場或工業園區內。那裡食物很糟糕，工作也很辛苦。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