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農民與布爾什維克當局鬥爭的一系列事件中，「De-Cossackization」──將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人作為社會群體系統性地消滅，占有特殊的地位。一個新政權首次根據共同責任的原則，採取一系列措施，專門消滅、滅絕和放逐一整塊地區的人口。這一地區，蘇維埃領導人已習慣稱之為「蘇維埃的旺代」。這些行動顯然不是戰鬥最激烈之時軍事暴行的結果，而是事先精心策劃的，用以回應國家權力機關最高層的命令，直接牽涉眾多的最高層政治人物，包括列寧、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o Ordzhonikidze）、謝爾蓋‧瑟爾佐夫（Sergei Syrtsov）、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Grigory Sokolnikov）、伊薩克‧萊因戈爾德（Isaac Reingold）。由於軍事失利，「去哥薩克化」過程於1919年春暫停，在布爾什維克取得頓河和庫班河的勝利後，又於1920年繼續推進，且手段更為殘酷。

自1917年12月以來，哥薩克人就被剝奪了他們在舊政權下所享有的地位，此時又被布爾什維克列為「富農」和「階級敵人」，結果促成他們與白軍聯手。1918年春，這些白軍在阿塔曼．克拉斯諾夫（Ataman Krasnov）的旗幟下於俄國南部統一起來。1919年2月，布爾什維克向烏克蘭和俄國南部全面推進後，紅軍第一小分隊侵入了頓河沿岸的哥薩克領地。起初，布爾什維克採取措施，摧毀了使哥薩克人成為一個獨立群體的一切：他們的土地被沒收，並在俄國殖民者或無哥薩克身分的當地農民中重新分配；他們被責令交出所有武器，違令則處死（歷史上，作為俄羅斯帝國傳統的邊防戰士，所有哥薩克人都有權攜帶武器）；所有的哥薩克行政會議都被立即解散。

這一切措施都是預先制定的「去哥薩克化」計劃的一部分。1919年1月24日，該計劃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份祕密決議中得到批准。該決議稱：「鑑於對哥薩克人的內戰之經驗，我們必須承認，對哥薩克富人實施大規模恐怖和進行無情鬥爭，是唯一政治正確的措施。他們必須被滅絕和肉體上消滅，一個不漏地全部消滅。」

實際上，正如頓河革命委員會的主席萊因戈爾德所承認的，「針對哥薩克所實施的，是一種不加區別的大規模滅絕政策。」萊因戈爾德受委託在哥薩克領地強加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從191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布爾什維克小分隊處決了8,000多名哥薩克人。在每個哥薩克村莊，革命法庭幾分鐘內就做出即決判決，整個名單中的嫌疑人都被判處死刑，一般是因為「反革命行為」。面對這種無情的殺戮，哥薩克人別無選擇，只能反抗。

這場起義於1919年3月11日始於維森斯科亞（Veshenskaya）地區。組織良好的反抗軍決定全面動員所有16—55歲的男子，並發送電報，敦促整個頓河地區全體民眾起來反抗布爾什維克，直到遙遠的沃羅涅日省。

他們解釋說：「我們哥薩克人並不反對蘇維埃。我們支持自由選舉。我們反對共產黨人、集體耕作和猶太佬。我們反對強征、盜竊和契卡無休止的處決。」4月初，哥薩克反抗軍代表著一支近3萬人的裝備精良的部隊，所有人都經過戰爭的磨練。頓河的這些反抗軍在紅軍的戰線後方活動。紅軍則在更靠南的地區，與庫班哥薩克一道，同鄧尼金的部隊作戰。頓河反抗軍和烏克蘭反抗軍一樣，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19年5月和6月白軍的大幅推進。6月初，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同大部分白軍聯合起來。整個「哥薩克旺代」從「莫斯科人、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可怕的力量中被解救出來。

但1920年2月，布爾什維克又捲土重來。對哥薩克土地的第二次軍事占領比第一次更加凶殘。整個頓河地區被迫貢獻糧食3600萬普特，這一數量大大超過了該地區的年度總產量。當地所有人不僅被剝奪了粗劣的食物和儲備糧，還被搶走了所有的個人財物，據一份契卡報告，其中包括「鞋子、衣服、床上用品和茶壺」。每一位適合打仗的男子都加入了反抗的綠軍，來回應這種制度化的掠奪。到1920年7月，綠軍在庫班河和頓河地區至少擁有35,000人。由於自2月以來就被困在克里米亞，弗蘭格爾將軍決定在絕望中做最後的嘗試，通過與哥薩克和庫班的綠軍聯手，來擺脫布爾什維克對該地區的掌控。1920年8月17日，5,000人抵達新羅西斯克（Novorossiisk）附近。面對白軍、哥薩克和綠軍的聯合部隊，布爾什維克被迫放棄了庫班地區的主要城市葉卡捷琳諾達爾（Ekaterinodar），然後從該地區完全撤退。儘管弗蘭格爾在烏克蘭南部取得進展，但白軍的成功並不長久。被數量上占優勢的布爾什維克部隊擊敗後，弗蘭格爾的部隊因受到大批隨行平民的拖累，10月底向克里米亞退卻時陷入完全的混亂。布爾什維克奪回克里米亞，是紅軍與白軍的最後一次衝突，內戰中最大規模的屠殺之一就發生於此期間。1920年11月和12月，至少有5萬平民遭布爾什維克殺害。

由於再次淪為失敗的一方，哥薩克再次慘遭紅色恐怖的蹂躪。契卡主要領導人之一拉脫維亞．卡爾．蘭德（Latvian Karl Lander）被任命為「北高加索和頓河全權代表」。其首波行動之一是建立troiki，即負責「去哥薩克化」的特別委員會。僅在1920年10月，這些troiki就將6,000多人判處死刑，他們都被立即處決。對於拿起武器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和逃脫抓捕的綠軍游擊隊員或哥薩克人，其家人，有時甚至是鄰居，都被系統地作為人質逮捕，並被投入集中營。烏克蘭契卡頭目馬丁．拉齊斯（Martin Latsis）在一份報告中承認，這些集中營就是真正的死亡營：「被集中在邁科普（Maikop）附近的一座集中營後，人質、婦女、兒童和老人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在10月的嚴寒和泥濘中活了下來……他們大批瀕臨死亡。為了逃脫死亡，女人們什麼都願意做。集中營的衛兵就趁機把她們當作妓女。」

所有的抵抗都受到無情的懲罰。當五山城（Pyatigorsk）契卡的頭目遭到伏擊時，該機構組織了「紅色恐怖日」行動，其殘忍度遠遠超出蘭德的指示。蘭德此前的建議是，「應充分利用這種恐怖主義行為，來劫持重要人質，意在處決他們，並作為總體上加速處決白軍間諜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據他說，「五山城契卡直截了當地決定一天處決300人。他們把這個城市劃分成多個區，從每個區扣留一定名額的人員，並命令黨組織擬定處決名單……這種頗不令人滿意的方法導致了大量報私仇、算舊帳的情形……在基茲洛沃茨克（Kislovodsk），由於沒有更好的主意，他們決定把醫院裡的人殺了。」

「去哥薩克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摧毀哥薩克城市並放逐所有倖存者。在時任北高加索革命委員會主席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的卷宗中，有多個文件詳述了1920年10月下旬和11月初的這樣一次行動。10月23日，奧爾忠尼啟則下令：

1. 焚燒卡里諾夫斯卡亞（Kalinovskaya）鎮。

2. 把葉爾莫洛夫斯卡亞（Ermolovskaya）、羅曼諾夫斯卡亞（Romanovskaya）、薩馬欽斯卡亞（Samachinskaya）及米哈伊洛夫斯卡亞（Mikhailovskaya）的居民趕出家門，把房屋和土地再分配給貧農，尤其是一向對蘇維埃政權表現出極大認可的車臣人。

3. 把上述各鎮年齡在18至50歲之間的男子集合起來，押入成隊的車中，並在武裝押送下放逐到北方，在那裡強迫他們幹重活。

4. 將婦女、兒童和老人趕出家門，但允許他們在更北邊重新安家。

5. 上述各鎮的牛隻和財物一律充公。

三個星期後，奧爾忠尼啟則收到一份報告，其中概述了這一行動的進展情況：「卡里諾夫斯卡亞：該鎮已被夷平，全部人口（4,220）都被放逐或驅逐；葉爾莫洛夫斯卡亞：所有居民（3,218）已清空；羅曼諾夫斯卡亞：1,600人已放逐，1,661人待放逐；薩馬欽斯卡亞：1,018人已放逐，1,900人待放逐；米哈伊洛夫斯卡亞：600人已放逐，2,200人待放逐。

「此外，還有154節車廂的食品已經送到格羅茲尼（Grozny）。在尚未完成驅逐的那三個城鎮，首批要被驅逐的人是白軍和綠軍的家屬，以及參與最後起義的任何人的家屬。那些待放逐者中，有知名的蘇維埃政權支持者，以及紅軍士兵、蘇維埃官員和共產黨人的家屬。拖延的原因，要用缺乏火車車廂來解釋。平均而言，每天僅一個車隊可用於這些行動。為了盡快完成行動，我們緊急要求新增306節火車車廂。」

這類「行動」是如何結束的呢？不幸的是，沒有任何文件提供答案。顯然，這些行動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且幾乎總是以放逐而告終。正如後來很多年的情況一樣，不是放逐到廣闊的北部地區，而是放逐到更近的頓涅茨克（Donetsk）各礦山。鑑於1920年的鐵路狀況，這次行動一定相當混亂。儘管如此，1920年的「去哥薩克化」行動，在總體形式和意圖方面，仍預示著10年後的大規模「反富農化」行動。它們有著多方面的共同之處，包括集體責任的觀念、成批放逐的過程、組織問題、目的地對囚犯抵達準備不足的問題，以及強迫被放逐者幹重活的原則。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地區，為其反對布爾什維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據最可靠的估計，1919年和1920年，在不超過300萬人口中，就有30萬到50萬人被屠殺或放逐。#（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