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0月18日訊】在大饑荒中，毛澤東的副手劉少奇，態度相當複雜。一開始，他積極執行毛的政策，但後來，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家鄉，在大飢荒中的慘狀，開始逆轉經濟政策，並將大饑荒定性為人禍。不過，劉少奇也因此開罪了毛澤東。在文革中，被整肅致死。

1969年11月12日，歷經文革中近3年的批鬥和折磨後，劉少奇停止了呼吸。他的火化單上寫著「無業」。一年前，他還是中國國家主席。

把劉少奇置於死地的，是他輔佐了30多年的毛澤東。很多研究認為，他們的致命分歧，源自於對大躍進的定性。

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發起大躍進後不久，劉少奇看到一份《簡報》宣稱水稻畝產「四千斤」。他心知肚明的說：「都是浮誇…騙人…」。

但他後來得知，毛澤東並不反對浮誇風。1958年9月，當江蘇省一個地方官告訴劉少奇「中稻畝產一萬斤」時，劉少奇不動聲色，甚至鼓勵「還能多打些。」

直到1961年4月，中國各地都已發生餓死人、人吃人。劉少奇到湖南老家調查了44天，親眼看到農民的絕境，回到北京後，他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毛澤東搞的大躍進實在太糟糕，他不得不讓步，讓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領導人出來收拾局面，後來經濟上略有好轉，但毛澤東在黨內上層中的地位，降到延安整風以來最低點。

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以國家主席身份對7000名與會官員定論：中國持續3年的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黨魁毛澤東被迫作了自我批評。

胡平：「在那個大會上，毛澤東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和含含糊糊的自我批評。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對他（劉少奇）懷恨在心。(大饑荒)是他的心病，惹這麼大個禍。毛澤東特別擔心那些「務實派」以這個重大錯誤作為理由，把他權力給他架空。更擔心他死後會像斯大林一樣，赫魯曉夫一上臺，就全盤否定斯大林。他就害怕這個，怕他生前被篡權，更擔心死後遭到對他的批判鞭屍。」

七千人大會後，毛的權勢陷入低谷，但他並不甘心。當年夏天，毛在黨內高層會議上暗示，如果將他的錯誤徹底攤牌，共產黨就會垮臺。

胡平：北戴河會議一開始毛就跟大家講，我們今天就討論一個問題，共產黨會不會垮臺，垮臺以後怎麼辦。他這話一講出來，當時去開會的中央委員們都聽傻了，但大家一琢磨，就琢磨過來了。共產黨搞「三面紅旗」餓死這麼多人，過去那些錯誤不光是毛一個人犯的，也是黨犯的呀，所以他們都有種共同犯罪的感覺。于是黨內其他那些人，那覺得是是是，這個所謂黨的專政是一定不放棄。到這年10月開八屆十中全會，整個中共上層就變了調，就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了。

七千人大會後的第二年，毛澤東就發起了「四清運動」。有研究認為，毛髮起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基層開始，層層向上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終打垮劉少奇。

但當時掌權的劉少奇，擺出比毛更「左」的姿態，把1949年後被打壓了一遍又一遍的「地富反壞右」等，又折磨了一遍。劉少奇的權勢反而更加高漲。

到1965年下半年，毛已基本放棄四清運動，轉而籌劃發動文革。1966年5月，文革爆發。兩個月內，國家機器和秩序就徹底混亂。這時，毛澤東突然發表文章《炮打司令部》，不點名地指劉少奇等人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胡平：《炮打司令部》專門提到1962年的「右傾」，那就是指的「七千人大會」，就是說他對那事懷恨在心。

橫河：大家知道文革之所以能搞起來，毛澤東最重要的一點是利用「個人崇拜」。這個個人崇拜怎麼搞起來的呢？這就很具有諷刺意味了。劉少奇是在形式上的始作俑者之一。在中共七大的時候，劉少奇做了一個修改黨章的報告，系統的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吹捧毛澤東思想、推動個人崇拜。也就是說劉少奇他的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他實際上是自己的掘墓人。

如今，文史界對劉少奇的定位，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凡是毛髮起的政治運動，他都積極執行。他主持土改，導致幾百萬人死亡；他主導「四清運動」，500多萬人挨整，7萬多人死亡。文革頭兩個月，他還派出工作組，把1萬多師生做為"右派"和「反革命」打壓。

橫河：劉少奇後來最有名的就是他希望憲法能保護自己，但是他就忘記了在這之前的每一次運動，他整別人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人也被憲法保護。

在劉少奇身後，有評論家說，專制制度如同一部絞肉機，那些積極充當絞肉機的螺絲釘的人們，有沒有想過有朝一日，這部機器可能會反噬自己呢?

新唐人記者林瀾紐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