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施工現場，

挖掘機挖出了幾具屍骨，

司機驚訝的發現，

這些就是二十年前「光州事件」中被鎮壓的人，

而他自己當年則是參與鎮壓的一名軍人。

挖掘機司機抱著骷髏頭哭泣

從此他開著破舊的挖掘機，

去尋找當年的戰友，

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

師團長、司令官、甚至找到了總統，

他問了每個人同一個問題：

「當年為什麼派我們去那裡？」

這就是剛上映的韓國電影《挖掘機》的故事，風靡一時的《出租車司機》並沒有蓋過這部片子的光芒，在韓國的影評網站上，普遍給出了比《出租車司機》更高的評分。

《出租車司機》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勾起了一個國家的共同記憶，甚至還啟發了其他某些國家的無限聯想。而《挖掘機》則聚焦了光州事件中的「那一小撮人」——那些開槍的士兵，譴責他們、憎恨他們、同情他們、悲憫他們。

《出租車司機》展現了極權統治下人性的掙扎與反抗，而《挖掘機》更為殘忍地揭露了公眾道德的冷漠，那些缺乏良知勇氣的觀望、退卻、陳腐。

更為重要的，《出租車司機》是一部商業片，而《挖掘機》是一部獨立電影。其實我個人對「獨立電影」原本並不抱太多期望，因為我們在讚揚獨立電影時，往往不是因為它拍的畫面和內容有多好，而是因為它製作過程的辛苦和不容易，尤其是中國的一些獨立電影，情懷往往超過了內容，人們在看到它製作並不精良的畫面時，想想「畢竟這是獨立電影」也就寬容對待了。

但《挖掘機》是一部兼具思想與美學的優秀獨立電影。

《挖掘機》的畫面很「唯美」，甚至比很多商業片還更乾淨、更純淨，但美的畫面裡是無處不在的殘酷與暴力，這種鮮明而又強烈的反差感，使畫面更有視覺衝擊、帶來更大的內心震撼。影片中甚至很少用到配樂，只是簡短而有力的台詞，與其說是在看一部電影，倒不如說是在聽一場振聾發聵、直至歇斯底里的演講。

人性本善嗎？

人性可以變善嗎？

善良，能否成為成為一種抗拒罪惡的力量？

《挖掘機》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挖掘機》很像一種希區柯克式的懸念設置，主人翁一直在問每個人同一個問題：「你當初為什麼要派我們去那裡？」每個人都說是來自上級的命令，從普通士兵、團長、師長、大將、一直追問到總統。難道這是總統一個人的錯嗎？這麼大的歷史事件，僅靠一個人就能救贖嗎？

想起先前讀過的某位作家，回到自己家鄉後，發現了對面坐著的一位老人正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當年抄家時對父親拳打腳踢甚至抽鞭子，但時隔境遷，這個「惡人」已成為眼前這位行將就木的老人。他曾無數次幻想過當自己見到這個「惡人」後一定會上去拳腳報復，但他看了這位垂垂老朽的老人，突然沒有了報復的動力，只能無奈地慨嘆：「時間已經在懲罰他了」。

有些罪惡是很難懲罰的，卻又是不能寬恕的。

《挖掘機》展現這些軍人的另一面生活，展現了他們退伍後生活得多麼艱辛與掙扎，並不是為他們辯解，也不是認為他們當年的罪惡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可以被原諒的。消解了犯罪動機的惡，依然是一種惡。

如果說《出租車司機》一幕悲壯的現實主義作品，那《挖掘機》則是一種「半抽像電影」，導演在努力地呈現世界的本體，這是一種克里斯蒂安說的「社會總體事實」。

那些開槍的士兵，其實只是冰山露出來的一角，至於淹沒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很少有人關注，他們當初為什麼選擇開槍？他們當時內心在想什麼？他們後悔嗎？他們後來過得怎麼樣？這就是榮格所概括的「集體潛意識」。

漢娜阿倫特在面對德國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時候，發現這個犯罪者令人震驚的「平庸」，如此「陳詞濫調」，絲毫沒有一個主動犯罪者應該具有的深刻的罪惡意圖。這是一種「平庸的惡」。艾希曼只是一個盡職完成上級命令的普通軍人，儘管他在納粹體系中扮演這一個殺人機器。但是當時的法官宣布，儘管開槍殺人可能並不是你的動機，儘管不是你來執行也會換做別人來，但在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

無論是希特勒統治下的軍人艾希曼，還是《挖掘機》中光州事件裡開槍的士兵們，他們都是一個犯下彌天大罪的犯罪者，同時又是一個盡責的父親、丈夫和一個恪盡職守的公務員，甚至還是某個領域裡的「好人」。他們脫下軍裝後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他們有父母、有妻兒、有藝術愛好、追求愛情、追求自由與幸福，但他們穿上軍裝就成了劊子手，用子彈、鞭子、毒氣等手段折磨敵人和同胞、折磨那些手無寸鐵的父親、妻子和嬰兒。正是在生活方式的惰性中的正常與面對極端道德決策事件中的良知拷問，一個平庸的人顯現了出來。這正是平庸之惡的可怕之處！

這是一個人們在理智上能認同，但在情感上很難接受的事實：

當反對的聲音、人道的聲音被封殺，個別人的惡與瘋狂又迎合了多數人的弱點，就可能迅速變成群體性的惡與瘋狂。比極權統治更可怕的，是殺人的執行者、配合者、默許者的群體的心安理得與麻木不仁，他們不覺得是在做一件錯誤的事情，而是在做一件理所當然的、不可選擇的事。

他們已經準備好和其他人做一樣的事——包括告密、批鬥、殺人，甚至大屠殺。也許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是無奈的、合法的、不會被懲罰的、不會被宣布有罪的，但是在這種看似道德中立的、合法的縱容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從這種道德屈服的自我貶損中得到原諒。

每個看似正常的無思想的普通公民的心裏可能都潛藏著一個罪惡的劊子手，如果不能看到這種追究的本質，整個人類將會排隊出現在戰犯被告席上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一個官員，不把自己當做是一個人，而只是把自己當做是某一個體制中的工具和小齒輪，當他犯了歷史的罪行就可以被免責，那麼，所有可以獲得這樣一個官職的人，都可以用同樣的藉口去犯罪而免受歷史的懲罰。

《出租車司機》是那個時代的反抗者，而《挖掘機》揭露的則是沉默的大多數。

但為什麼有些人能夠選擇「不從眾」，甚至不認同、不執行？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源於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獨立思辨的能力，能讓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都陷入瘋狂時依然保持一種清醒的判斷力。

優秀的民族，始終不曾停止對自己的反思和鞭撻。

我羨慕韓國能有《挖掘機》這樣的電影，不用含沙射影，不用考慮審查制度，而是坦坦蕩蕩地追問曾經的錯誤。

《挖掘機》超越《出租車司機》的地方在於，它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身份、公共體制、意識形態等等，重新去追問真相，也為真相的多元化提供了一個例子。

看完影片我自然地想到了《聖經》裡有個故事：法利賽人捉住了一位正在行淫的婦人去刁難耶穌，婦人的行為依摩西律當亂石砸死。耶穌如果不處死婦人，便犯了違律罪；若處死婦人，則又犯了殺人罪。看似兩難的問題耶穌只用一句話就輕鬆化解：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砸她。圍觀眾人聞聽此話，紛紛離去，作鳥獸散了。為什麼沒人敢說自己無罪呢？這大概就是西方人的「原罪」意識，而這種原罪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會讓所有人都陷入絕望，進退兩難的絕望、內心糾纏的絕望。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後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其實有些到今天也還相信。就比如《挖掘機》裡的主人翁，他不知疲倦地追問每個人同一個問題，無一例外地被趕了出來，他就像希臘神話裡的那位西西弗斯，永無休止推著石頭上山，儘管這石頭注定要再一次滾下來。

就比如我明知寫這樣的文章有風險，但依然選擇表達，是因為我堅信，沒有什麼能逃過時間的審判，很多這個時代的「常識」和「真理」，會在下個時代被我們的後人所推翻和鄙視。我們不能靠掩藏起醜惡來為世人製造一種虛假的美。

作為「這一代」裡普通的一個年輕人，有太多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做。在我們面前，逝去的是幾代人的理想，留下的是讓人啞口無言的「理想」破碎後紮腳的碎片。如何邁出腳步，走過刺痛、危險又別無選擇的荒野抵達新的理想，並提醒自己要時時小心它重蹈覆轍，這是不知道又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征途。

──轉自《嚶鳴讀書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