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9月19日訊】這位年過80的中國老人叫程干遠，在美國灣區生活了近20年。午夜夢回時，南京漢府街上的一棟小洋房卻屢屢在他記憶中回閃。那是當年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的駐地，程干遠在那裡工作了整整十年。
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違心表現，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殺。事隔多年，那種人格的扭曲還會讓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遠在海外出版《中共統戰部揭秘》，內心的自省與掙扎逼他道出親身經歷的內幕、黑幕。
上了賊船的統戰對象
中共1949年建政後，當年被共產黨統策反的國軍舊部官兵多數人很快就厄運臨頭。在1950年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不計其數的中低層官兵被處決，被管制。只有少數被策反的國軍高層將領，如程潛、傅作義、張治中戴上了共產黨的烏紗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黨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謂的「民主人士」，包括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政府委員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謂的「黨外人士」；政務院兩個副總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黃炎培和郭沫若。
表面看來，這些人被奉為座上賓，但是在中共內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謂——統戰對象。
程干遠：當時我們進一步了解了統戰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內外有別」，對外是一套，對內又是一套。這就是兩個不同的面孔了。
奪取政權後，中國共產黨決定在中央和地方黨委中繼續設立統戰部。各級統戰部都掌握着一批統戰對象。
程干遠：統戰工作的對象在中共建政以後，主要是國民黨的中上層人物，或是知識分子之間的一些高層人士，一些社會名流。它為什麼在奪取了政權以後還要保留統一戰線？它要鞏固這個政權。它知道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的存在有密切的關係。
在1950年3月21日的統戰部會議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做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統一戰線工作部門的主要職務，是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調整關係」。
在統戰部內部，這句話卻有另外一種說法。
程干遠：每個統戰部官員都要確立一個宗旨，統戰部到底幹什麼的。這句話每個統戰部的官員都要印在腦子裏面，叫作「要時刻掌握階級鬥爭動向」。所謂階級鬥爭動向，在武裝鬥爭期間，那就是情報工作，敵方的一些動向，軍事上的部署。中共建政以後，主要就是掌握所謂統戰對象，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他們的思想動態，真實的思想，對黨的態度。共產黨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產黨的關係內心實際上是很緊張的。他們不可能是所謂同心同德。
初進統戰部的程干遠被分配到一個叫黨派處的部門。
程干遠：黨派處的任務當時很明確，主要就是兩項，一個就是做民主黨派，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上層人物的一些統戰工作，另外一個就是做知識分子。現在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和黨派處分開了，那個時候因為在基層，統戰部人數還是比較少的。統戰部黨派處當時四個人，三個女將，只有我一個是男的。
國共內戰期間，所謂的 「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曾是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的親密盟友。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的發言時說：「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
不過，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時的「民主人士」還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對於這個聲稱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頗有好感。
從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來看，中共黨人根本不想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他對斯大林說：「所有各民主黨派，在公開的政治場合中，都能接受共產黨提出的一般綱領，它們都公開地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談到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劉少奇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
長期共存 謝黨隆恩
1949年之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一些「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程干遠：「反右」對他們的教訓是很殘酷的。過去胡適到台灣以前，毛澤東就做了他的工作，寫信給他，通過地下黨，希望他留下來。當時胡適看了信以後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一個多少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是個有無的問題。恰恰是他的兒子沒有聽他的話，留在北京，最後自殺，儘管寫了很多罵他父親的話，但是還是不能過關，被迫自殺了。
胡適的這番「民主多寡有無」的話其實是引述儲安平1947年發表在《觀察》雜誌的文章。
儲安平，時任《觀察》雜誌社長兼主編，因為經常刊發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儲安平從上海逃到北平，周恩來還親自去探望過他。
隔年9月，儲安平出席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還當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喬木的推薦下，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但短短几個月後，他的一番「黨天下」言論觸怒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再度遭受嚴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給友人留下一張字條後，就去向不明，從此人間蒸發。
官方承認的數字說，「反右運動」中正式劃為「右派」的有55萬人，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但實際上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如此。中國學者許良英認為，如果算上被誅連的親屬，「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有500萬。
程干遠：我到統戰部的時候「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當中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這些人都是驚弓之鳥啊，因為有一些人敢於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裡對共產黨都是噤若寒蟬的。
「抗戰戰爭」期間，知識分子幫了共產黨很多忙，特別是民盟這些人。在知識界，當時學生一直在鬧學潮，在所謂的蔣管區，金融風波啊，都是通過「民主人士」來實行的，用他們的手段搞垮了國民黨。結果他們得到的下場都是一個個被關在籠裏面。共產黨這種過河拆橋，完全不講信譽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間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對這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共產黨是沒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講的都是好話，但是私下裡不會信任共產黨的。
對於很多「民主人士」來說，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猶在耳邊。當時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反右運動」後，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產黨的真面目後，將這段話戲說為，「長期共存，謝黨隆恩，互相監督，豈敢豈敢。」
程干遠：「反右」以後他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了，有的人就總結了一句，我們跟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那就是「聽，跟，走」。聽共產黨的話，緊跟黨中央，中央說什麼就是什麼，走，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我們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緊跟黨中央，走社會主義道路嘛，這就是我們改造的目標。
解說：80年代初，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中央級「右派」中只有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們就是專門干小報告的」
對於「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統戰部都留心記錄。當年，程干遠在統戰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寫簡報。
程干遠：我們自己有個定期的刊物《統戰工作情況簡報》。這個簡報有時候就提供給省委統戰部，有時候提供給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有時候就會根據這些簡報登在中央統戰部內刊上，作為一些機密文件來傳閱。
美國之音蕭雨：聽起來很像是搞小報告的。
程干遠：我們是專門干小報告的。哈哈。
打小報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民主黨派里的官員。
程干遠：這些官員中間有一部分叫「交叉」黨員，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過去做地下黨的，他們就參加「民主黨派」。中共建政以後，他們在「民主黨派」作為專職的官員。他們的目的就是和這些上層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個「民主黨派」當時都有一批「交叉黨員」。這個就是統戰部當時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對象。通過他們去接觸黨外的這些「民主人士」，經常地彙報他們的動向。
比如吳貽芳這樣的大統戰對象，原來金陵大學校長，後來安排做江蘇省副省長，因為她是女的，那我們就專門派一個女官員，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時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之間，小報告就到手了。
程干遠：我記得當時有個「民主黨派」的副市長，工商界的，共產黨把他當作左派來看的，這個人有一些活動力量，後來被安排了副市長，他就通過和一些工商界頭目經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們的一些真話套出來，然後向統戰部彙報。他們的行動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共產黨的掌控中。他們在私下裡講的一些話，統戰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說：一些打小報告的人是「民主黨派」中公開的中共黨員，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書長的胡愈之。
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回憶錄 《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道：「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之。」
直到「反右運動」過去40多年後，章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那個少女時代的她認為對所有人都好的「馮伯伯」，其實是統戰部派到她家負責監視父親的「卧底」。
除章伯鈞外，費孝通、潘光旦、羅隆基、錢鍾書等諸多政界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都曾是馮亦代的監控對象。但是儘管馮亦代當年極盡所能，積極向上級彙報監控成果，他的入黨申請卻始終沒有獲得批准。
2000年，馮亦代出版《悔余日錄》，對自己當年為摘掉「右派」帽子，充當統戰部告密者的行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馮亦代自己道出真相，這個秘密恐怕還會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這類告密者遠不止他一個。
程干遠：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訓之流的，趙朴初，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地下黨員。丁光訓還是第一批派到美國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到美國來的，以神學留學的身份，得到神學博士的黨員。他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一直到政協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沒有說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
1950年，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的講話中說，對於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會團體，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要通過其中的進步份子和愛國民主人士」，「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趙朴初是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抗日戰爭初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平日里，他只和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單線聯繫。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也沒有公開。
程干遠：因為他們感覺到這個影響太大了，他們有些國際上的影響。一公開人家覺得你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麼是共產黨員。你怎麼搞一個共產黨員來主持一個很大的佛教活動？那影響太壞了。
「文革」期間，曾有一位潛伏在廟裡的共產黨員露了餡。
程干遠：他是假和尚，他是我們派進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間，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產黨員。當時有一些紅衛兵，因為他們不知道嘛，不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因此就批鬥。他被批鬥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說，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產黨員。
有時統戰部還通過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個人隱私，以此為把柄讓他們俯首帖耳。
程干遠：這也是共產黨對外不能公開的秘密手段。比方說有一個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個小老婆在上海，還有一個在南京。他每個禮拜都坐飛機到上海。但是他不滿足自己的慾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鬧市區中心的樓上保留了一個小的辦公室，他利用這個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為經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兒去，就給公安部門發現了。公安部門就監視他。這個事情就跟統戰部彙報了，因為牽扯到他這個的頭面人物，不敢隨便動啊。
統戰部知道這個事情，當時就要我和另外一個工商處的一個官員去提審，調查一下這個情況。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飯店的服務員，還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工資都比較低。每次給她們20塊、30塊，相當於她們一個月的工資了。這個情況我們掌握了以後向部長彙報了。
如果公開處理他，就要把他撤換掉，對我們政治上也是一個損失。這樣部長就找他談話，要他寫個檢討。他一聽當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寫了一個書面檢討。部長就把檢討交到黨那邊，以後不管共產黨講什麼話，他都表現得很積極，非常聽話。這個不僅沒有影響到他的職位安排，還得到了提拔，本來是政協常委，後來還弄到政協副主席，因為他聽話嘛。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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