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9月13日訊】1940年秋，21歲的英國姑娘格萊迪絲（Gladys B.Tayler）不顧家人的反對，以驚世駭俗的勇氣、義無反顧地隨未婚夫飄洋過海、長途跋涉來到中國。一頭金髮飄拂著天堂的光紗，一腳卻踏進了戰火紛飛、飢饉貧困、滿目瘡痍的大地。

風姿綽約的牛津高材生何以看上其貌不揚、家道中落的中國留學生？面對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的種種差異和挑戰，浪漫愛情能持續多久呢？

1940年2月，兩人在重慶還是結了秦晉之好。她盤起髮髻，穿上繡花絲質旗袍，一如最傳統的中國新娘。湖水般的眼睛波光瀲灩，含羞淺笑的模樣如清蓮素瓣。她是他千年等待的睡蓮，是從唐詩宋詞的前世來到今生伴他風雨同舟的天使。

這對異國伉儷就是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

中國情結

1919年戴乃迭生於北京，父母都是英國傳教士。其父戴樂仁曾是燕京大學經濟系主任，並負責英庚款使用（派生赴英留學）事務，後又致力於到落後地區賑荒救災的工作。父親的奉獻精神對戴乃迭影響很大。

在北京抽屜胡同的小四合院裡，戴乃迭跟哥哥姐姐一起種花養草餵兔子，後來全家遷住燕京大學的“燕南園”。中國新年的廟會，元宵的花燈，清明的風箏，結婚的花轎，黃包人力車，令人眼花繚亂的店舖招牌，駱駝隊拉煤進城悅耳的駝鈴聲，都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度過了快樂的童年。

戴乃迭7歲時返回英國，在一家教會學校當了10年寄宿生。她功課很出色，曾榮獲國家獎學金。與唧唧喳喳的姑娘們不同，喜歡沉思默想的她總有一點孤獨感。在灰濛濛的倫敦懷念兒時五顏六色的北京。讀唐詩時，她遙想古典的中國——夢中的祖國，詩書裡的美麗神州。

1937年在牛津大學，戴乃迭與楊憲益相識。當時楊憲益是牛津中國協會學生抗日團體的主席，發表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自願做他的秘書。

在她眼裡，這位眉眼細長如宋元山水畫中小阜平岡的中國青年，才華橫溢，非常有趣，灑脫不羈，亦莊亦諧，頗具魏晉遺風，更重要的是精通中國古典文學，這讓對中國傳統文化仰慕摯愛的戴乃迭心動不已。

他們將屈原的《離騷》譯成英文對偶敘事詩，引起轟動，連漢學家也大為驚艷。這是他們的定情之作，這首譯詩至今還作為經典擺放在歐洲各大學的圖書館書架上。

戴乃迭放棄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楊憲益也開始轉攻英國文學，這種互補為他們日後在翻譯界創造輝煌奠定了基石。

楊憲益房間的牆上挂著他自己繪製的中國歷朝歷代的疆域圖。國難當頭，他放棄到哈佛大學念研究生、當助教的機會，畢業後要回國效力。

戴乃迭堅定地表示：“無論有多麼難，你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沒有世俗女人那種虛榮與勢利，質樸清新脫俗，是乃迭最令他深愛的特質。

“在大西洋那邊，有位美麗的金髮少女正在為你憔悴，”剛來留學的那年假期，楊憲益在埃及沙漠遊玩時，有個會算命的嚮導在朦朧的月光下告訴他，“你們將要見面，許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險經歷正在前面等待你們！”

既然是命定，那就共赴命運。這對情投意合、志同道合的異族愛侶，從此開始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紅樓夢》之緣

新婚燕爾，楊憲益、戴乃迭奔波在中央大學的分校——柏溪和貴陽兩地教書，他們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有時只能吃麵條拌醬油，戴乃迭不挑剔、不抱怨，多差的條件都盡力去適應。

她會寫一筆正楷小字，還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文寫小故事，靈秀生動。

“我是愛上中國傳統文化，才嫁給楊憲益的。”戴乃迭和楊憲益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明清小說到現代文學。他們還把法蘭西史詩《羅蘭之歌》、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紀》、《英國現代詩抄》、《賣花女》等譯成中文。

楊戴夫婦最廣為人知的譯著是《紅樓夢》，兩人還真與《紅樓夢》有緣。1940年秋，他們剛回中國時，在四川學校教書，人們都叫戴乃迭“外國林黛玉”，可能是因為她年輕窈窕美麗、既書卷氣又浪漫的緣故吧，那時她只有21歲。

楊家是津門望族，楊父曾任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憲益自幼受過良好的國學教育，錦衣玉食，逍遙自在。他是獨子，像寶玉一樣被一大群女人包圍著。

楊家和賈府很像，也有個很大的花園。楊父早逝，叔叔做生意虧損，楊家在戰亂逃亡中財產流失。

1937年日本佔領天津後，所有銀行的存款都得兌換成貶值二三成的偽幣，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這些偽幣幾乎全部成了一堆廢紙！楊憲益從紈绔闊少變成了一介平民。

博大精深又紛繁複雜的《紅樓夢》是一部翻譯難度極高的宏篇巨著，但上蒼早已選中並安排了這對中西合璧的譯界伉儷來完成這艱鉅任務。

楊戴版的《紅樓夢》與漢學家大衛．霍克斯版的《石頭記》是目前世界上最被認可的英文全譯本，霍克斯版靈活生動，楊戴版準確嚴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國文化的本質原貌。

在中國人挖祖墳、砸廟堂、焚書畫，搗毀得烏煙瘴氣之時，金髮碧眼的她，以罕見的痴情和真心在亂世中翻譯著中文經典，讓《紅樓夢》像莎士比亞戲劇一樣屹立在世界文學的殿堂。

暫短的快樂時光

1942年8月，戴乃迭生了兒子楊燁。為了生計，全家三口坐拉貨的“黃魚車”在川滇公路顛簸8次之多。43年夫妻倆來到北碚，在國立編譯館工作，那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抗戰時期，雲集在重慶周邊的文人學者、畫家演員人才濟濟，雖顛沛流離、物質匱乏，但他們談古論今，針砭時事。思想活躍、精神充實。

在散文家梁實秋當主任的編譯館，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愛的經典來翻譯。沒有行政干擾，猶如世外桃源。即使日本飛機來了，跑跑警報回來再接著翻譯。

那三年，楊憲益手捧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口譯成英文，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一般流動，然後再由她潤色加工。他們積纍豐厚的中西文化底蘊、得天獨厚的優勢派上了用場。

1952年，楊戴夫婦調到北京外文局。之前，楊憲益曾被要求和錢鐘書、葉君健等一起翻譯“毛選”，他婉言謝絕了。

儘管他們以驚人的速度翻譯了大量作品（包括不得不奉命翻譯的“垃圾”），但楊憲益連個編輯都不是，思想過硬的黨員才能擔任。留洋且娶英籍妻子是被猜疑的，楊戴二人表達學術觀點的坦率，也容易被上綱上線。

1957年反右，楊憲益“漏網倖免”。當漫卷全國的文革紅潮沸騰瘋癲之時，在旗手江青講到“外籍專家可能是特務”之後，長期遭受政治歧視和敵意的楊戴夫婦在劫難逃了。

楊憲益在翻譯時刪掉多次重復出現的毛語錄，還寫諷喻的“反詩”﹔在“江青關於文藝工作座談紀要”的譯稿上，戴乃迭留下“愚蠢”等評語。這些都成了犯大忌的罪狀。同事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著戴乃迭，楊憲益被挂牌遊街、“噴氣式”批鬥，勒令打掃廁所。

1968年4月，楊戴夫婦雙雙鋃鐺入獄。戴乃迭甚至被脫光衣服搜查，頭一年被關在冷風灌進破窗戶的小牢房，冬天沒有暖氣，耳朵長了凍瘡。

戴乃迭最擔心的是三個孩子，提審員告訴她“有人照顧”。要她揭發楊憲益時，她說：“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沒有罪行，我非常愛他！”

夫妻同關在半步橋監獄，但互不知道對方下落。每當看守送來窩頭菜湯或馬鈴薯時，關在鄰監室的畫家郁風總會聽到這位英倫淑女說謝謝。她靠背誦中英文詩歌打發日子，楊憲益有獄友說話，而單獨囚禁整整四年的戴乃迭卻常常自言自語。

戴乃迭的母親擔心有獨立見解的女兒能否在中共製度下存活，1970年去世時也未能打聽到女兒的下落。姐姐希爾達通過議員催請英政府通過外交途徑營救戴乃迭。希爾達還在英國漢學界和宗教界徵集近兩萬人的簽名上書周恩來。英國媒體也對戴乃迭作了連續報導。

1972年5月，戴乃迭終獲自由。楊憲益出獄時竟被索要4年的伙食費。

愛子自焚

楊戴兩人的被捕株連了中國所有的親人。楊憲益70多歲的母親被罰每天掃大街。楊戴的兩個女兒流落到河北和東北農村，兒子楊燁在湖北被迫害到精神分裂。

聰穎好學、成績優秀的楊燁，因家庭出身無法通過政審，被北大、清華拒之門外後，就讀北工大。文革狂飆中，為了緊跟偉大領袖，楊燁帶紅衛兵來抄自己的家，對父親高呼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古董花瓶。

1968年，楊燁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個農機廠，高鼻凹眼的混血兒，在小縣城成了人們指指點點議論的對像，更因父母都是“特務”而備受監控、歧視和打擊。

他很快被誣陷為“偷聽敵臺”，鐘錶和被子都被拆開來搜尋罪證，一本《摩爾密碼》的小冊子也被認定是特務活動的新罪證。

1970年，他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無從知道楊燁經歷了何種刑訊逼供，但從此敏感內向的他精神就不正常了。

楊燁突然宣佈自己不是中國人，不承認楊憲益是父親，開始只說英文不說中文，三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而被拘留。此事驚動了中共高層，楊燁獲准到了英國。

他要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但噩夢般的過去如影隨形地糾纏折磨著他。在英國，他仍十分害怕給“抓回”中國去，甚至一見到中國人，就嚇得發抖。他不愛與人打交道，怕人家問他：“你是哪裏人？”

最終，楊燁自焚而亡。那張從北京帶到倫敦的毛澤東像，被他戳滿了窟窿。

重創崩潰

老來喪子，不甚其哀。夫妻對飲，唱起了英文歌《丹尼男孩》，唱著唱著就哭了。那是他們心中永遠的痛。

“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沒想到母親塞林娜當年的警告竟一語成讖！

塞林娜一生見過許多失敗的跨國婚姻，與女兒幼年記憶的童話北京及唐詩宋詞裡的神州迥異，隨夫在中國傳教20多年的她，看到了近代中國最殘酷愚昧的一面。

義和團燒教堂、殺洋人和教徒，1900年的太原血案殺死傳教士及妻兒46人。災難深重的中國，危險的不僅是中日戰亂，還有共產赤潮……

所以，深諳兩國巨大差異的母親，才不惜說出如此“惡毒”的預言來阻撓女兒。

戴乃迭對母親塞林娜當年的警告耿耿於懷，下定決心要讓自已的婚姻成功。

幾十年來，她竭盡全力維護自己的婚姻家庭，甘願付出艱辛的努力。她踏實勤勉又堅韌不拔，有種超然物外的高貴大氣，比一般中國女人還要傳統賢惠，常說我不是來享受的。

她與中國的緣份還不僅於此。她鍥而不舍、精益求精地翻譯經典名著，傾注了畢生的心血。這位傳教士的女兒，對中國文化像對愛情婚姻一樣，有著誠摯忘我的獻身精神。

無論是戰亂貧困還是牢獄之災，風風雨雨、大起大落，她都走過來了。

然而40年後，母親的預言還是應驗了，兒子自殺的悲劇，讓支撐她走過艱難歲月的精神世界塌陷崩潰。她開始懷疑自己所付出的一切，痛感人生的挫敗。對苦難追根究底的思索，令她心在泣血。

她一直在責備自己，在喪子之痛的煎熬中酗酒，身體每況愈下，一天天走向衰竭。

六四槍響夢醒時分

1989年六四槍響，楊憲益拍案而起，直言怒斥，慷慨激昂，聲震寰宇：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

在接受BBC採訪中，楊憲益痛心疾首的指出，共產黨的領導人比過去的中國軍閥和日本侵略者更加惡劣。

公開表示退黨，這是他晚年最具氣節風骨的歷史瞬間，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點。

肅殺的秋後算帳，人們為楊憲益捏了一把汗。

英國駐華大使關心楊戴今後的處境，立即派官員到他們的寓所，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去英國，使館可以馬上為楊憲益辦好簽證。戴乃迭斬釘截鐵地答道：“憲益沒有犯甚麼錯，他不會走，我也不會走！”

在《我有兩個祖國》中，戴乃迭寫道：“文革以後，我不願意到英國，是因為我過去一直宣傳中國的好事情，現在我只好不出面講話了。”

她是自尊要強的人，兩個女兒都在美國留學，她失去了兒子，年邁體弱的她再也不能失去丈夫，如果她奉獻了一輩子的土地沒有她的立錐之地，回英國又將面對兒子自焚的傷心之地。那不意味著此生徹底的失敗是甚麼呢？！

少年執手，相約白頭。她一直堅守在丈夫身邊，哪怕再次入獄，也不離不棄，始終不渝。

80年代中期，楊憲益受政治改革的新氣象所鼓舞，加上被重用，當了主編，入了黨。六四後在中共手心裡敢憤怒譴責大屠殺、公開要求退黨，哪有那麼便宜的事？

文化部開會將楊憲益開除黨籍。或許是顧及楊憲益六四發聲的國際影響、古稀高齡以及楊戴夫婦在國外的名聲，沒有剝奪他的自由之身。

白首同歸我負卿

1990年，一場大病奪去了戴乃迭的記憶和讀寫能力，她的自傳成了永遠的殘篇，只寫到1947年——民國編譯館的快樂時光就嘎然而止。

朋友們去看望她，她已認不出他們了。失憶的她微笑著，白色的捲髮襯著泛紅臉頰，目光純淨猶如嬰孩。有時，她痴呆地仰天長問：“我的兒子呢？我的孫子呢？！”

楊憲益放下工作，謝絕應酬，朝夕陪伴、照顧著妻子。1999年11月，戴乃迭離世。

戴乃迭飄逸著青春夢想的金髮而來，帶著如霜似雪的白髮而去，這位英國女子經歷過戰亂、文革、六四，見證了毛鄧時代所有的風雲際遇。醒悟了紅朝的太虛幻境，留下她的譯著和傳奇，以及百年來歷史畫廊中令人駐足回望的肖像。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這是楊憲益緬懷亡妻的詩，一句“白首同歸我負卿”，飽含著多少虧欠和愧疚啊！

他後悔對戴乃迭照顧得太少，後悔自己帶給戴乃迭那麼多的苦難。他想起老家那位算命先生的話，說自己是白虎星命硬克人，的確沒給妻兒帶來好運。

翻譯《紅樓夢》時，戴乃迭常問他：寶玉為甚麼不帶黛玉走？是啊，他為甚麼不帶乃迭走？本可以不遭受家破人亡的重創。

1949年政權更替時，教育部長杭立武專門派人送來楊戴一家飛往台灣的機票，左傾而熱血的他曾暗中幫助過地下黨，覺得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希望，根本就不想走.

預感到“更大的破壞要來”時，張愛玲1952年匆匆離開大陸，而楊憲益正對新政權充滿熱情，無償地捐獻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甚至變賣乃迭的訂婚戒指等全部首飾來湊錢買飛機支持抗美援朝，如此表忠誠也沒換來信任。

後來“運動中”，又有人“動員”他出國，他也沒干。被打成“特嫌”蹲大獄、兒子自焚後，竟還能燃起從此以後就好了的希望，入了黨。直到六四的血腥屠殺，才徹底看透了中共。

這位理想主義者半生的盲點誤區，是被喊著最動人口號的紅魔邪靈迷惑欺騙，到頭來只落得個哀莫大於心死。這個黨，讓他和她吃盡了苦頭，正是多舛命運的根源。讓一撥又一撥的父母痛失愛子，白髮送黑髮。幾乎戕害滅絕了整個中華文化，愚弄了幾代人！

面對愛妻遺像，豈止是後悔？那是畢生之劫難啊！乃迭那樣沉浸於唐詩宋詞的女子，如靜臥池塘的睡蓮，單純而古典，本應有個適宜的好環境，但自己一步步走錯，非但沒能遮風擋雨，反而使她備受摧折，陷入殘酷的悲劇宿命。

《去日苦多》是楊憲益生前最後一本隨筆，腰封上寫著“『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知恥』。我的遭遇與許多老年知識份子也大致一樣。”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古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