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武德山

編者按：按照中共官方內部統計，1959—1961年三年大饑荒中，中國餓死約四千萬人。此時，中共上下仍在蓄意掩蓋，甚至黑白顛倒，把壞事說成好事。

「三面紅旗」餓死那麼多人，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劉少奇和周恩來也都是「共犯」。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發言說：「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曾經熱衷於大躍進的劉少奇雖然在會上承認三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但他仍然積極配合毛澤東批判彭德懷，說：「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不能平反。」而七千人大會要解決的問題，卻正是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提出的。此時，毛澤東的威望降到谷底，林彪仍在天花亂墜地吹捧毛澤東。

大饑荒後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喜笑顏開。（網絡圖片）

七千人大會定調：「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

1961年，經過三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普遍出現大饑荒。當時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糧食調不上來。1961年全國徵購糧食720億斤，中央上調60至70億斤。9月廬山會議時，中央和各中央局協商，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32億斤。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可是各地上交的糧食只完成了20.1%，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直接威脅到社會穩定和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為此，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遂決定召開中央、中央局、省市委、地委、縣委和重要廠、礦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又決定吸收軍隊的部分領導幹部參加。因為參加的有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1961年12月22日到1962年1月10日，中共預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研究七千人大會如何開。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開會，說：「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1962年1月11日，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正式召開。根據毛的指示，不開大會，先把準備由劉少奇作的主題報告發給大家，分組討論。毛計劃1月27日開大會，由劉少奇讀討論會修改過的報告稿，然後再討論。報告定的調子是：「我們的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我們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了」，「將進入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代表得到通知，在會上要講責任就講自己的責任，不要把責任往上推、往下推。劉少奇的報告裡提出「分散主義」的概念，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分散主義嚴重存在。毛編出「分散主義」，原本是想讓大會認可中共過去的政策，走一下過場，然後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批判「分散主義」上去，把「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糧食短缺、餓死人的責任，通過這次會議推卸掉，推到地方去。

沒料到，在實際討論中，大家對「分散主義」的提法反應強烈。湖北省長張體學提出不同意見：「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幹，是主觀主義。問題出在主觀主義上，不是分散主義，不反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對不了。計劃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一位縣委書記憤慨地說：「這幾年工作想想真虧心，1958年、1959年心裡憋著一口氣，要人給人、要糧給糧，不曉得會出問題。1960年出了問題不敢講，怕人說攻擊『三面紅旗』，又怕自己擔責任，到揭蓋時，做檢討、挨批評。1961年生怕出問題，怕餓死人，做工作膽戰心驚，照顧群眾多一些。現在又要檢討本位主義、分散主義。」許多省委書記、地委書記都從不同角度提出：過去幾年政策多數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看法不便提，跟著中央走；現在出了困難形勢，又要反對地方上的分散主義，讓地方承擔責任；對此想不通，不服氣。

由於地方各級幹部頂得很厲害，毛只得改變初衷。16日，毛提議重新組織報告起草委員會。起草委員包括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主要成員和六個大區書記，執筆的秀才5人，共21人，動手改稿子。17日，劉少奇召集起草報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傳達毛對起草委員會的意見：毛主席說稿子中「不正確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1]

周恩來發言：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

1月18日，彭真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責任；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大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的毛主席也不是花岡岩也是偉晶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這時，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2]

周恩來的發言調子不同，他不提反冒進時毛澤東成立「政治設計院」讓自己靠邊站的問題，而是以「自我批評」的姿態，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的跟頭更大，中風。現在的問題是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的。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3]

劉少奇發言：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21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從17日起對原稿進行反覆討論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幾易其稿，24日拿出一個報告修改稿，以書面的形式發給大家，由劉少奇在書面報告的基礎上作口頭報告。劉少奇講了幾個問題。

對於形勢的估計，他說：「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關於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了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少，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生產困難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個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乾了沒有？他們說：沒有乾，塘裡有水。可見那裡天災不是那麼嚴重。」

劉少奇繼續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是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4]

這個報告等於否定了先前那個「國內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困難時期已經度過」的結論，承認了經濟形勢很嚴峻；第一次承認三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是毛澤東用以回擊彭德懷的一個理論，意在表明中共和毛澤東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報告對這樣一個人人知其由來的說法也加以了質疑，明確指出這幾年「錯誤是主要的」。

關於「三面紅旗」，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我們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幾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說以後再進行總結，實際上就是持否定態度。

劉少奇這些話，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是匯集了大多數與會者民意的結果，所以廣大與會者反應強烈，都感到他說了實話。對於工作中出現問題的原因，他真實地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剛一說完，全場馬上爆發了持續五分鐘（有人說有十分鐘）的雷鳴般的掌聲。鼓掌聲震動，連後台的服務生也跑進會場，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會場上有人喊出：「劉主席萬歲！」（待續）

注釋：

[1]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高高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17日。

[2]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記錄，1962年1月18日。

[3]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記錄，1962年1月18日。

[4]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頁。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下文鏈接：秘檔：北京會場惊現反毛標語 老毛不敢聲張）

——轉自《大紀元》

（編輯：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