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檔：延安整風中一個特務沒發現

北京時間：2017-08-26 08:08

本文作者：武德山

隨心所欲的殺戮

對「特務、內奸」的處置辦法是肉體滅絕。

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說，對於特務嫌疑者，「稍微發現有疑點就把他處理了」，常常是迅速、祕密、無聲無息地處死。甚至送到醫院「處置」殺戮。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來龍去脈》中也披露出不少受害者被祕密處死的方式：有集體被刺刀捅死、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體槍殺、集體活埋、任憑狗咬，以及用木榔頭把腦殼砸爛等。「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而死……」

有些人被逮捕後即被「失蹤」。還有很多人不堪其辱，選擇了自殺。這一時期，僅延安一地自殺者就達5000~6000人。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100多名已關押了將近5年的「特務」「漢奸」「托派」等被押撤離。到了黃河邊，全部被祕密處死。

甄別階段，一個特務未發現

延安整風審乾的嚴酷情況、錯誤不斷反映到共產國際。1943年12月初，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來電指示：「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他活動家爭吵。」「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

1943年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傳達了季洛特洛夫電文。1943年末至1944年初，毛澤東已基本達到掌控全黨的目的，延安整風開始降溫。

1943年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聽取康生做的反特務鬥爭匯報，會議開展了討論。任弼時在發言中提出，那種認為80％的新知識分子是特務分子的看法應予否定，新知識分子中的80—90％是好的，現在應該進行甄別。毛澤東順水推舟接受了任弼時的意見，同意開展甄別工作。這次會後，「搶救運動」逐漸落潮。

為了避免人們對運動的「合理性」產生懷疑，毛澤東謹慎掌握落潮速度。1944年初，雖然已開始著手「糾偏」，毛澤東仍然放任「搶救」、「坦白」的戲繼續演下去。綏德縣「坦白先進典型報告團」照舊每天分頭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做「現身說法」的報告；2月，延安的報紙又刊登「防奸英雄」季志壽的「防奸經驗」，生動表現了毛澤東發動群眾性「反奸、搶救」運動的成效：季志壽希望「今後對賣眼鏡的、賣爛衣服爛鞋襪的、賣藥的、賣蒜的、野鴿醫生、算卦的……來歷不明的人，要好好盤查。」

1944年春夏之際，審查、搶救運動進入到甄別階段。據1994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透露，1943年至1944年一年內，延安清出的「特務」共15000人，甄別的任務就是對這批人進行具體的劃分、定性。看山一樣高的口供材料中，究竟有多少事實，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特務。1945年春，延安各單位的甄別工作已基本結束，對2475人作出了組織結論。

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後來成為毛澤東祕書的李銳在「搶救」中也被同學供出，作為特務重犯遭到逮捕關押。1949年他在整理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的唐縱的日記時，查到1942年8月23日的記載：「現在延安的情況很混亂，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由於當時國民黨沒有派遣特務到延安，唐甚感遺憾。

走向個人崇拜的起點

「毛澤東思想」這一說法，首次出現在王稼祥的文章裡。7月8日《解放日報》發錶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系統表述「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是劉少奇。1943年7月，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撰文《清算黨內的孟爾什維克主義思想》，寫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中共七大會議上，劉少奇提出將「毛澤東思想」正式寫入黨章。

8月2日，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晚宴上，周恩來發表講話，「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

劉少奇、王稼祥、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一齊發聲追捧毛澤東，為毛澤東定於一尊、走上神壇、高度集權鋪平了道路。今後只能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不允許再有其他人和思想的空間了。

1944年5月2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並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結果劉少奇得票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周恩來在內部小會上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德很反感：「我又一次做了違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3]

會議討論了《歷史決議》草案，草案七易其稿，此後又經過三次修改，於1945年8月9日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最後正式通過。

《歷史決議》為了把毛澤東說成天生的「聖人」，開始文過飾非，改寫歷史。《決議》全文約28800字，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47次。似乎只有毛澤東個人在單槍匹馬打天下，除稱讚劉少奇白區工作外，其他領導人都受到不指名的批評，不是教條主義就是經驗主義。毛澤東在1926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大部分知識分子劃歸反革命陣營（收入《毛選》時刪掉），在反AB團時捕殺了一批知識分子，《決議》中卻把其算成第三次錯誤路線的人的一大罪狀。延安整風後期搞的兩年搶救運動，把15000人打成特務，其中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幾千人關進監獄，殺死幾百人，結果一個特務未發現。這個冤案在《決議》裡被說成，「搶救」只搞了兩個禮拜，毛澤東一發話就停止了，把責任推給了康生。發動「搶救」運動的罪魁禍首變成了糾正「搶救」運動的明君。周恩來、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取勝，也歸功於「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很深的影響」。遵義會議建成了「以當選總書記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決議》上改寫成「以毛澤東為首」。張聞天、周恩來提出的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決議》中含糊地歸功於毛澤東。《決議》說：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是由於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拒絕毛澤東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確意見」。《決議》把中共黨史寫成路線鬥爭史，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中軸，其餘路線主張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1945年4月中共召開「七大」，「七大」會場最醒目之處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毛澤東被選為所有最高機構——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的主席。自中共問世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公開占據了最高領袖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