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山西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山西曆代紀事本末》

主持人：這是大陸商務印書館1999年出版的《山西曆代紀事本末》中的記載，土地改革運動，也就是人們口中的”土改“，僅僅是山西省的一個縣就上千人被殺，那麼整個中國又打死餓死自殺了多少地主富農？

畫外音：土改是中共在建政前后，發起的第一個全國性運動。如上面的記載是在1948年的6月，已經可以感受到當地土改造成的慘烈狀況，而儅翻過年來中共全國性土改才真正開始了。

1950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準備進行土地改革。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從1950年冬季土改運動開始，到1953年結束，將近3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以及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

從這些數字來看，這場土改運動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少數人–即地主的手中轉到多數農民的手中。用中共的話説叫做「耕者有其田」。

主持人：其實當時中共已經控制了政權，手裏有上百萬的軍隊，如果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即使地主們不情願，仍然可以和平的達到「均貧富」的目的。但是當時毛澤東主張組織農民通過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奪回土地。

有這樣一個資料，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本來可以和平完成的土改，爲什麽中共一定要用這種極端的鬥爭方式來完成呢？

橫河：這主要是因爲中共的整個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土地的問題，并不是要解決農民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所以我們可以從土改以後僅僅兩三年，就開始合作化，從新把土地又回收，從農民手裏又奪回去了。那麽，它的目的是什麽呢，它實際上，土地改革是中共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這個部分的重點是要裹挾最大多數的中國人口，加入到中共的這個革命當中去。

那麼中國的革命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他們的真正目的。但是一般中國人，他們不願意無緣無故地加入到這個階級鬥爭當中去，那麼，中共要把想把這麼大的人口裹挾到它的革命當中去成為他的砲灰的話，那麼他就必須要讓每個人都沾血，這是中共革命的特點。這樣農民一旦在土地革命當中，在所謂土改當中，如果說手上都沾著血以後，他就變成了中共革命的一個部分了，他就沒有辦法跟中共分開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土改要大規模的殺地主，要讓農民去參加鬥爭會，也就是說，讓他們沒有退路。

蔡詠梅：通過暴力這種革命就把整個所謂的地主階級，然後全部打成賤民。這樣的時候，跟共產黨以前階級鬥爭嗎，形成了非常大的那種階級對立、跟那種仇恨。這個它也需要一個暴力的手段。另外就是說，它通過這個暴力的手段，它可以把共產黨的政權完全徹底地建立到最基層去。所以建立什麽黨支部啊，建立它的村鎮政權。所以它也選擇了這種方式。

它發動了暴力這種土改，叫所謂的積極分子去做。那些積極分子往往是農村的二流子，就是無業的。其實，真正的那種、就說你是老老實實的農民的話，他還接受不了這種暴力土改的這種情況。就是一些地痞流氓。就說好逸惡勞的、沒有恆產、然後也不願意老老實實勞動的，賭博啦、流蕩啦，就是這種人。中共的這個農民運動，以這些人為積極分子，用這些人做革命的主力軍，這個事，早在中共二十年代的毛澤東搞湖南農民運動時已經開始實施了。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邊就是說：我們要用這些人。那麼這些人就是：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

畫外音：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殺地主幾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額來完成任務。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

主持人：在中共的土改運動中，屠殺地主時都是說這個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可是只要找個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對地主怎麽看，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觀點：絕大多數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

其實這裏牽扯到一個中國的地主是怎麽獲得土地和财富的問題。大体有三种来源：第一，祖传家业。往往這種家庭都是書香門第，知書達理。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還有一類就是屬於本人勤俭能幹，有积蓄后就去买田成爲“地主”。這三類地主都屬於合理合法的擁有土地。那麽這上百萬的地主在當地起著怎樣的作用呢？

橫河：中國社會在歷史上,雖然說人們把它稱為是一個中央集權的,但實際上中央集權的這個行政管理衹到縣一級。縣以下就沒有政府官員了。那麼縣以下是靠什麼管理呢？靠的就是鄉紳自治。在中國，鄉紳主要是地主階級，當然也不僅限於地主。在中國的具傳統文化的農村里面，他們就起著幾種作用：一個就是教誨作用。因為他們學了四書五經，讀了聖賢書，然後他們就把這些做人的道理，還有就是社會應該有的結構、應該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教導民眾，這是一種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農村里面當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候，或者重大天災的時候，他們不僅自己出錢出力，而且，他們還組織這種賑災活動，這是他們起的作用；那麼在平時，還有一些公益事業。你像這個修橋啊、修路啊。即使到了王朝末年，由於各種原因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戰爭破壞以後，如果說這個地方人口劇減，那麼，戰爭結束以後，實際上，當局並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就是新王朝建立以後，它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它只要減輕賦稅、徭役呀，就這些事情。那麼，中國的農村就有非常強的自治、自我恢復的能力。它依賴的就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的這個鄉紳自治。這就是幾千年來，在中國農村的這麼一個基本結構，那麼這個結構就被中共來了以後，就徹底地摧毀了。

畫外音：雖然鼓動農村的地痞无赖做土改運動的打手，但還不足以形成大規模的運動事態，那麽，中共就用上了最拿手的宣傳攻勢，必須塑造幾個罪大惡極的地主形象，才能達到讓民衆義憤填膺的效果，於是樣板戯“白毛女”中黄世仁、“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小学语文课本中“半夜鷄叫“一文裏的周扒皮等一系列的惡霸地主形象鋪天蓋地而來，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其中，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更是被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出“泥塑收租院”的立體場景，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

主持人：記得我小的時候，還真在北京看到過這個展覽，説實話，那些個人物塑像真的活靈活現的，再加上裏面有對付農民的所謂“水牢”、“地牢”和“行刑室”，看了之後就剩下對刘文彩的恨了。那麽這個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揭開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

畫外音：笑蜀表示，一般來說，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

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文彩中學佔地兩千多畝,當時徵地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損失,劉采取的是用兩畝地換一畝地的辦法,學校建成後,廣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規模當時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學校。劉文彩在當地有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但讓人們認爲劉文彩罪大惡極的那些罪證卻屬於子虛烏有。

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等，比如：《劉文彩真相》一書中披露，從1981年開始，莊園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踪影。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可見所謂劉文彩的那些罪證，是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佔絕大多數。

雖然當初被中共宣揚出來的四大惡霸地主地主，如今都被揭露是造假宣傳，但在當年卻掀起了民衆仇恨的狂潮，讓百萬地主人頭落地。

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鬆從2002年開始，調查川東地區土改歷史，走訪了十二個縣市，訪問了四百多個土改親歷者，最後完成了一部三十六萬字的土改專訪錄。

2013年7月,譚鬆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揭示了當年土改時川東的腥風血雨。

蔡詠梅：川東那個地方，它是非常的貧窮的，所以土地是很少的。所以當初的評為“地主”的平均的土地，差不多有十四畝多一點就是一個“地主”。但實際執行起來，就比這個更隨意，甚至你稍微生活過得好一點，你不是地主，你家裡有人在城市裡邊當老師，會賺錢的拿一點錢回來，家裡過得比較好，他也認為你是地主。因為那個地方窮，找不到地主，但是那個土改的政策，要打一個百分比，比如説：一百個人裡邊、一百傢農戶裡邊要有多少是個地主，它沒有地主，它要找人做“地主”。所以，我訪問的“川東土改調查”的譚松，他去調查的時候。說甚至有些家裡其實是非常非常貧窮的，只是家裡有兩個煮飯的鼎罐，因為窮得不得了，所以衹要你有那個罐，它都算你是“地主”。

最殘酷的那個調查，重慶的那個學者譚松講：就是“分浮財”。要把地主所隱藏的財產，金銀財寶全部拿出來。不管你有沒有，他們就要逼你要拿出來。那麼，那些土改改積極分子，他們本身人品是非常壞的那種農村的地痞流氓類的人士。他們又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嘛，就采用不惜一切手段，用很酷刑的手段去逼那個“浮財”。另外，他們也通過這個方式凌辱那些女性，比如：凌辱那些女性，就把黃鱔，其實是鰻魚，還有貓啊，這些雞鴨就放在女人的那個褲襠裡邊，然後把那個褲子紮好了，然後就拿棍子去拷打那個動物，在女性的下體里面抓。甚至拿那個玉米棒去捅女性的下體。譚松親自訪問到這樣一個女孩的後人，她家里人就曾經這樣子用玉米棒捅下體就捅死了。甚至是“炭烤活人”啊。把碳燒燙了就拿人去活活的這樣烤。烤到什麼程度呢？女的那個乳房都冒油了，油一滴滴地滴下去，人的脂肪都烤化了。

主持人：因爲谭松演講的事實太過殘酷，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當場就听不下去了，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

當時谭松對她說：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當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很残酷，但学校老师依然會带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橫河：中共土改，實際上就是消滅了中國的鄉紳階級。那麼鄉村階級被徹底消滅以後，中國的農村就失去了自組織能力，也就是說中共把它的政權，從縣下到鄉，一直下到村，就是一頭扎到了最基層。把原有的結構破壞以後，中國的農村就沒有了自救能力，也沒有了自助的能力。就是說，一切都變成了依賴中共的政權。

那麼，當這個政權一旦犯錯的時候，那災難就是無法避免的。那就像1958年的時候，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時候。那這樣一來，中國農民在發生這麼大的人禍以後，在歷朝歷代它都有鄉紳的賑災的網絡，實在不行了，出去討飯還能到別的地方去。但是，這種結構被完全摧毀以後，我們看到就是59年、60年的時候，就發生大規模的餓死，而且農民甚至都不能夠離鄉背井的討飯以求生存，其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被中共徹底破壞了，而當中共一旦不能夠承擔這個社會義務的時候，那麼災難就不可避免，而且也沒辦法挽救。

蔡詠梅：中國的文化之所以現在的農村會荒蕪，成為文化的沙漠，跟中國的土改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它消滅了（鄉紳）以後，整個那個農村，整個知識階層就完全被消滅掉了。因爲鄉紳是屬於社會的精英，而且是知識精英。他的耕和讀，就是種田和讀書是合二而一體的存在，那麼就完全就消滅掉了。

土改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毀滅性的打擊，所以，中國的鄉村建設，現在為什麼這麼困難呢？現在的中國鄉村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黑社會化。上次我遇到一個朋友，我就說全中國有些小鄉鎮，城市裡面交通又堵塞又霧霾，為什麼不搬到鄉村去住呢？買一個農家院子，對不對？現在有互聯網時代，也不會覺得很閉塞吧？他說：那不行。他說黑社會問題非常嚴重，法制蕩然無存，說我們沒有安全保證–在那些地方生活。所以為什麼會造成，直到今天就是說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了，為什麼這個還存在呢？中國的鄉村建設還這麽嚴重呢？其實這個禍根應該是從中共的土改開始的。

畫外音：土改運動把土地從地主那裏奪過來，帶著血腥的土地分給所謂的貧下中農。更可悲的是，沒過多久，就被中共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義要了回去，時至今日，農民仍然是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有人在互聯網上寫道：“我出生就是僱農。我一直認爲中國農民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因爲勝利後可以分田地。後來土改了，願望實現了。但沒過多久，又給收回去了，一直沒想通，特別是後來發生了大饑荒，更想不通了。我總覺得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

主持人：中共土改的一個直接後果，除了是讓幾百萬中國的鄉紳被殘殺殆盡外，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徹底消滅了土地私有制，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徹底失去了土地。

地主失去了土地，土地失去了鄉紳，農村失去了靈魂，而中共發起的令靈魂逝去的各種運動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