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往事微痕》曾收錄鐵流的文章《六十年大慶，滇東北冤魂呻吟》，記錄了雲南東北地區「反右補課」的一段血淚史。文中提到，當地官員為完成「反右指標」，給教師辦班，通過體罰逼他們「向黨提意見」。

文中說，當年雲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均被毛澤東的劊子手、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謝富治誣陷為「反黨集團」。謝隨即又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直接傳授「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這句話成為「反右補課」的實質性內容，地方各級就把劃右的對像都列為「鄭王集團安在基層的釘子」來打，以便討好和邀功。

最後，滇東北（時稱昭通專區）以迫害兩千多名無辜者而超額完成任務，成為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其下轄每個縣都有多名高級幹部被打成右派，更多右派和各種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學教師和企業人員中產生。

鐵流在文中回憶，那年他們解赴鹽津，因等工具，住在大關鎮街上一戶老百姓家的街沿上，房主人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婦女，生得眉清目秀，小小巧巧，說話客客氣極有禮貌，一看就知道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姓。她身邊有個兩歲多的細娃，一看見他們嘴裏就「爸爸、爸爸」 不停地叫，使她紅著一張臉有點不好意思。

一天他和戴長子要水喝，女主人死活也不要他們喝水缸裡的涼水，說：「大哥，我們這裏涼水不能喝，它是大河水，喝了會生病的。」說著，劈柴生火為他們燒了一鍋滾燙的開水，還放上一撮茶葉。

他們一邊喝着熱熱的老鷹茶（山區一種粗劣的茶葉），一邊和她聊起天來，才知道她的丈夫原是縣裡一個中學的教師，去年十二月參加縣裡教師「整風鳴放」會，說了「教學要注重質量，政治的東西不要太多」，就被劃成右派送到很遠的農村去監督勞動。

他聽後皺着眉頭問：「那時整風不是已經結束了嗎，他還去提什麼意見？」

她說：「是呀，因為地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就把一些教師集中起來辦學習班。在學習班裡不說話，就把你弄到操場去跑步，從早跑到晚，從晚跑到深夜，要想不跑就得發言，向黨提意見。我丈夫實在跑不動了，只好去發言提意見，就這樣成了右派。現離家半年多了，所以孩子一見着你們就爸爸、爸爸地亂叫。」

他聽後很是淒然，想到家裡的女兒也可能這樣，便安慰道：「大嫂，你丈夫比我們好，他屬於保留公職，現在還是國家幹部，只不過少幾個工資而已。我們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比起他重多了。」

戴長子接上話岔道：「嫂子，我們離家千里，不知幾時才能回去喲！」

文章說，這兩千多名「反右補課」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親戚朋友，每家都有一本血淚賬。慘烈惡果，典型個案，俯拾皆是，不勝枚舉。而今大半數受害者均己逝世，活着為數不多的右派老人僅是「改正」的二等公民。

六十年他們仰望星空，側耳聽着天安門隆隆的禮炮聲，他們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還有那天下的冤魂，難道也是「輝煌的六十年」麼？（編註：該文寫於2009年「十一」期間。）

（雲濤整理/責任編輯：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