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的風，從遠方吹來，拂過譯者的生花妙筆，傾聽家書的娓娓述說，捲起彼時的創傷悲鳴。
上海江蘇路284弄5號是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故居。那是一幢三層樓的建築，底樓南面，有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大花園，傅雷種植了50多種月季，是闔家靜享花趣的好地方。
1966年8月30日的夜晚，一羣紅衛兵闖進了他的家，四處搜尋「罪證」，把他精心培育的月季一株株連根拔掉，也拔掉了他最後的希望。9月2日早晨，傅雷和夫人朱梅馥被拖到家門前，被迫站到凳子上，頭戴高帽，任人指點羞辱。連續四天三夜的批鬥，似無盡頭。於是，他必須走了。因為士可殺，不可辱。
傅雷， 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文藝評論家 。一生翻譯了34部法國文學著作，15卷的《傅雷譯文集》共計約500萬字， 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鉅著。傅雷首先把巴爾扎克的作品介紹給華人，所以有一種説法：沒有傅雷，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而傅雷的翻譯強調「神似」，形成了獨特的翻譯風格，被譯界譽為「傅雷體華文語言」。青年時代的傅雷被友人稱作，是一個個性張揚、無與倫比的天才翻譯家。
傅雷於1908年出生於上海。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藝術理論。1931年，傅雷回國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和法文。傅雷在24歲時翻譯了《羅丹藝術論》，26歲撰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文章中不僅分析世界經典繪畫、雕塑名作，還涉及相關的哲學、文學、音樂、社會和歷史背景等諸多層面，顯示出過人的藝術修養。
1937年，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卷發表。傅雷在《譯者獻詞》中寫道：「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作爲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文人，傅雷的內心有著“士”的清高與不屈，他曾説：“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當年國共內戰結束，本已去香港避難的傅雷夫婦，帶著對未來的期許回到大陸，據畫家陳丹青表示，傅雷回大陸時帶著毒藥，意思是如果局面好，就給國家幹，如果不好，寧可去死。
1949年後，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 在自己的書房內，潛心於文學翻譯。他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譯了巴爾扎克的《貝姨》等多部作品。而在書房之外，中共的政治運動令傅雷感到難以安心。
傅雷在1950年6月27日給畫家黃賓虹的信中寫：「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
此後的一段時間，傅雷開始向「黨」靠攏。他積極參政議政，慢慢學著去適應所謂「新」社會的政治氣候。1955年至1957年，傅雷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擔任文學、新聞、出版小組副組長 ，寫了大量文章。
1957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批評「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 。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傅雷寫出這些文章，理想地認為，這樣跟「黨」走就能擺脫捱整的厄運。不料，事與願違。1957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
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當年12月，傅雷夫人朱梅馥在給長子傅聰的信中提到，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精神極度痛苦。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當天，傅雷深夜未歸，朱梅馥憂心如焚，生怕傅雷想不開。當傅雷終於進門後，他和妻子相對無言。不知過了多久，他長嘆一聲：「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傅雷被劃為「右派」後，留學波蘭的兒子傅聰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後來，傅聰迫不得己，離開了同是共產制度下的波蘭，出走英國，成了背叛中共的「叛逃」之人。
這個曾經在18歲時帶頭反學閥運動與護校派對抗，29歲時與美專校長劉海粟公開決裂，31歲時因意見不合就與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吵翻的倔強的傅雷，在此時的內外交困中開始不知所措了。
在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重看傅雷之死》中，作者分析了此時傅雷的絕望心態與日後走向悲劇結局的必然。
「在政治運動中，他徹底迷失了方向。反對政治運動，他將被政治運動碾碎；支持政治運動，他同樣難以倖免於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站在時代洪流的風口浪尖，傅雷彷徨無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彷彿早晚要死，原地不動好像也無活路。不能說話也不能沉默，那麼剩下的只能是『自決於人民』了，這也是傅雷夫婦的最終抉擇。」
傅雷從此深居簡出，不問世事。但是，由於頂著「右派」的帽子，傅雷的譯著被延遲或拒絕出版，而他又堅決不同意更名出版，最後只得依靠「預支稿費」來維持一家的生計。
在《重看傅雷之死》一文中，作者寫到：
「 身體每況愈下，翻譯事業無法繼續，經濟收入逐漸切斷，傅雷的人生陷入了絕望之中。這只不過是下一個政治洪流的序曲，更為癲狂的文化運動正在醞釀之中。這場運動剛一拉開帷幕，傅雷便做出了人生抉擇。」
1966年上半年，政治運動的風聲加緊了。有一天，傅雷對前來探望的好友周熙良說：「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100多萬羣眾和「紅衛兵」代表，自此，「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浪濤從北京席捲全國。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
1966年8月30日，紅衛兵開始抄家，掠走了傅雷收藏的畫作、書籍和大量私人物品。最後，他們進入閣樓，發現了兩件「反黨罪證」。
對這一事件，吳過在《紅衛兵檔案》裡有如下記述：「傅雷的『反黨罪證』終於被查獲了！原來，紅衛兵們在閣樓上找到了一隻有一把鏽跡斑斑的鎖鎖著的箱子，敲開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箱子裡還有一本舊畫報，上面有一幅宋美齡的照片。這只箱子是傅雷姑母『解放前』寄存在傅家的，傅雷從未打開過。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
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在「打倒傅雷」的大字報的「烘托」下，人們圍觀、嘲弄，甚至參與批判。
就在那天的夜晚，傅雷冷靜、細緻地安排了自己的身後之事，不願連累他人。伉儷情深，共同赴死；雖才情萬千，卻淒涼落幕。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將一牀用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於鐵窗橫框。他們事先把棉胎鋪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時發出太大的聲響……。
兩人留下一份遺書，委託朱梅馥的兄長朱人秀代理身後事宜，其中包括9月份的房租55．29元、火葬費現鈔53．30元，以及留給保姆周菊娣的600元過渡期生活費等。娟秀的小楷，記錄了他們最後的話。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在傅雷夫婦居住地的一位警員左安民說：“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兩百多戶被抄家。那時候，自殺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
傅雷夫婦去世後的一天，一位喜愛閲讀傅雷的譯作但與傅雷素不相識的女子江小燕，聽說傅家屬於黑五類，自殺死後不準留骨灰。出於正義感，冒著生命危險，把傅雷夫婦的骨灰保存下來。
之後，江小燕被上海市公安局抓走、被審訊了一整天。公安局經過反復調查，確定她背後沒有人「指使」，才把她放回。此後12年，江小燕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陰影中，直到傅雷平反。
1981年，《傅雷家書》出版，轟動一時，感動了百萬讀者。此書收錄了傅雷夫婦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間寫給兒子傅聰和兒媳彌拉的家信，由傅雷的二兒子傅敏編輯而成。紙筆互動，傳遞著長輩的諄諄教誨、款款深情。而在書簡背後，卻隱藏著大兒子傅聰的痛苦出走和二兒子傅敏在政治運動中的痛不欲生。
傅聰在1980年的一篇回憶錄中講述了當時的心境：「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捱整，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而在二兒子傅敏的記憶裡，埋藏了更多的折磨。當傅敏接到父母亡故的噩耗時，心如刀割，欲哭無淚。那時，傅敏在給一位同學的信裡，表達了對「文革」的不滿，因而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關在北京一中的「土監獄」，幾次自殺未成。
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無情地掃落了中國的文化精英。才華橫溢的他們，一個個走向生命的終點，悄無聲息。
我們在這裏反思，是因爲由中共造成的一次次歷史悲劇今天還在繼續著，我們在這裏回顧，是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生命不再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