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訊】毛澤東的「大躍進」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餓死數千萬人。2011年，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安徽地方政府在「大躍進」前後的四種殘酷「維穩」手段。文章指出，如此慘劇卻未造成社會動亂，與當局不斷以「鎮壓反革命」為名野蠻控制社會有關。
毛澤東掀起的「大躍進」運動（1958-1962），特別是其中的「浮誇風」和「大鍊鋼鐵」，造成中國糧食大面積減產，而官方則按照虛報的產量暴力強征農民口糧，直接導致了慘烈的三年大飢荒（1959——1961），數千萬人因此餓死。
荒唐的「大躍進」，違背自然規律，導致糧食大規模減產。（網絡圖片）
資料顯示，大饑荒中的慘狀讓人不忍卒睹。無數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甚至許多地區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墓碑》第11頁）
三年「大飢荒」中多地上演「人吃人」慘劇。圖為「父食子」照片。（澧縣檔案館）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將這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事實上，那三年基本風調雨順，並無大的天災。
近年來，才有一些體制內人士敢於公開披露真相。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說：「國家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曾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在中國古代，大災之後必生大亂，然而，全國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卻並沒有出現人們預想中的「大規模的動亂」。2011年第4期《炎黃春秋》一篇題為《「大躍進」前後的社會控制》的文章，揭露了個中原因。
該文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文章主要總結了「大躍進」前後安徽地方政府控制社會的四個殘酷手段。
文章稱，「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一個手段，是預先抓捕「潛在反抗者」。文章披露，1958年，毛澤東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不受干擾，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計劃指標，對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
三年「大飢荒」慘絕人寰。圖為飢餓民眾在剝樹皮充飢。（網絡圖片）
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中共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所以1958年到1960年三年時間，安徽僅公安機關正式拘捕的人就有17萬多人，集訓、勞教了20多萬人，比1950年到1953年大「鎮反」抓的人還要多。
縣裡、公社、生產大隊自己辦的勞改隊抓的人，比這還要多得多。比如定遠縣，不僅縣裡私設勞改農場，公社、大隊也有小勞改隊；全縣23個公社中，就有13個公社設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160人；縣勞改隊勞改了4,023人，死在勞改隊的就有1,280人。
這種無法無天的隨意關押群眾的行為，成了「大躍進」時期進行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
文章指，「大躍進」時期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僅據蕭縣、碭山、五河、鳳陽、無為五縣在1979年摘「四類分子」帽子時統計，就有3.7萬多普通農民在「大躍進」年代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的。
據安徽省公安廳1954年統計資料，安徽省一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地、富、反、壞分子擴張到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在農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
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全部「四類分子」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多「四類分子」，這就意味著死了42萬「四類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大躍進」時期被整死、餓死的。
「四類分子」在農村是專政對象，反面教員，誰都可以任意欺辱。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種種歧視。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是，在被斷絕生路的情況下，鋌而走險者也並不鮮見，包括集體哄搶政府糧庫、殺傷無良幹部等。但是等待這些反抗者的必然是更殘酷的鎮壓。
文章表示，「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社員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
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
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或拿去煉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文章指，「大躍進」時期對社會控制的第四個手段，就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有逃生的機會。
從1958年到1960年底，中共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4次通知和1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
安徽省委、省政府、公安廳，發過6次通知，1次電話會議，提出嚴格要求，對此項工作抓得不力者要受處分。
這樣，安徽就在全省城鄉、邊沿結合部，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全省公安派出所隨時發現外流人員隨時扣留，送收容審查站收容遣送。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
有的人被收容後，沒有立即遣送，而是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而沒能回家。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題為「探親記」的民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莫名其妙抓進收容所，儘管他百般說明自己是來探親，而且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他才趁看管人鬆懈，逃跑出來。
接到中央轉來的信，引起省委、公安廳重視，派專人到合肥收容遣送站檢查，據對照花名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了解，有6,527人不該收容，佔總數26.8%（其實99%都是不應收容的——筆者）。
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人就是合肥市的機關、學校職工、學生，因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較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審查。
大蜀山收容點對不服收容、申述理由的人進行體罰，打死3人，非法沒收被收容人員現金2,537.53元人民幣，金戒指8個，公債券50元人民幣。
除了收容審查外，安徽省對社會控制還有一條「死招」，就是不斷地搜山，把民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
1958年5月，徽州地區8個縣抽調2,800人次，進行搜山行動，查出6,700外流人員。1958年7月12日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說，1月至5月全省36個山區縣共查出外流人員25,613名。7月19日公安廳發出簡報稱：據15個山區縣市統計，在198個鄉鎮，71個（邊沿）結合處，11個新建村，76個山凹，115個山洞，查處外來人員72817人，其中有地富反壞分子2,914名。
1960年安徽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繼續組織人員大規模搜山。4月1日，「皖南地區第一季度清山（搜山）工作總結」稱：「共組織基層幹部、民兵、治安積極分子等60餘萬人，計搜查山頭448個，山洞2,426個，山窪7,607處，山沖447處，孤廟417處。」
此次搜山，「扣審反壞嫌疑分子1,606人，經查實有地主23人、反革命12人，盲目外流人員300餘人。」
文章指，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為了活命，為什麼不能到山裡找活路？而那1,000多群眾不是餓急了，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文章最後總結，「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記者雲濤報導/責任編輯：凱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