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預計將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舉行，屆時該會議不但將成為中國人關注的一大議題，對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將產生極大影響。

19大的主要關注點大約有三個。第一點，是這次會議是否會依照過去二十年的慣例，推出一個新的最高權力接班人。如果沒有，是否意味著習近平將在五年後的中共20大繼續執掌中共最高權力，因而改變中共的政治生態。第二點，是政治局常委人選，這將決定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中共的基本政治走向。第三點，則是王岐山是去還是留。鑒於中共聲稱反腐將「永遠在路上」，如果王岐山退休離開中共權力核心，則中共18大以來中紀委權力大幅度提升，和所謂國家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是否能延續對中共黨和中國政府機構和官員的強力監督，就有了巨大的疑問。

當今世界上的政治體制，大體分為專制和民主兩個類型。中國屬於專制體制當無疑議。拋開價值觀的區分，專制體制的有效運作，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擁有無上的權威，才能指揮體制高效運作。

鄧小平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走向，基本趨勢是去權威化的過程。至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已經日益喪失，因此體制崩壞運作失靈便無可避免。18大之後，北京尋求恢復體制效率，除了反腐之外，更重要的是恢復領袖的無上權威，因為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然而，以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看，中國的專制體制，朝代初始往往是皇帝或者政體的最高權威控制體制，然後逐漸變成皇權和體制下的官員對峙，最後則變成體制控制皇帝。在朝代中期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改革」局面，皇權採取措施，力圖恢復體制運作的有效性。短期的效果，就是所謂「中興」，但通常的情況是改革失敗，繼而各種社會問題更加嚴重，最後在一連串的「內憂」困擾下引來外患，導致最終滅亡。

從經濟學角度看，各個朝代也同樣經歷了貧富相對均衡到貧富懸殊巨大的過程。每一朝代在經歷戰亂之後，百廢待興，國家採取鼓勵生產減少干預的「黃老之治」，然後社會分化加劇，官吏和豪族關係日趨緊密，貧富懸殊逐漸擴大，導致社會動盪越來越嚴重。

所謂中興的改革，是最高掌權者意識到社會問題之後，試圖限制官員和豪族利益擴張的舉措。但因為這些措施往往需要通過專制官僚體制執行，結果，各種改革措施反而加劇了問題。

社會效率最大化和社會公平有如社會基礎的兩隻腳，兩隻腳需要分別邁進，整個社會才能逐步前進。社會公平，是以恐懼為核心的慾望，而效率是以慾望為核心的恐懼，這是一個陰陽太極圖的畫面。一旦陰陽失衡，社會崩潰便可能隨時發生。

中共18大之後，北京最高當局的政策是限制官員和豪族的利益，希望能夠緩解陰陽失衡的局面。然而，正如過去兩千年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這樣的政策需要借由體制和官員來執行。當下的情況很明顯，中南海正在面臨體制性的全面「軟抵抗」。中國的官員和社會豪族，對這種政策並不支持，甚至是極其反感，所以才有北京要求「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聲嘶力竭。這實際上是一場最高權力和整個體制的較量。

因此，中共19大是一個巨大的關卡。這其實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礙，北京既不願意繼續放縱官員和豪族的巧取豪奪，也不願意把權力部分交還給社會民眾。如果北京不能在體制之外尋找另外的支點，其在中國現有的這個動量系統之內，已經無法改變中國的未來走向。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