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的「惡之平庸」為什麼走紅？

（接上文）

上述種種對中文讀者也許是一個震動。在「惡之平庸」的原生地西方，這是確實發生過、白紙黑字有記載的事情。只是在這個詞的中文在「拿來」過程中失真了，給了受眾一個假象。真相不難瞭解，簡要概括的西文辭書上都有介紹，沿索引的線索也可以深入；何況在一個網路時代，詞條輸進去，資料不怕找不到，只怕應付不了。偷工減料偷懶的「拿來」不必說是失職——有負受眾也愧對原創，這樣「拿來」出來的東西不必說沒有價值。

讀者也許會反問，對「惡之平庸」不是也有認可與好評嗎，阿倫特在西方不也是很有名嗎？是的。因此在動筆之前，筆者也閱讀瞭解這個面向。讀到那些對阿倫特「惡之平庸」的肯定，鮮少看到又新材料確證阿倫特的說法或深入的分析論證，大多停留在為阿倫特背書。

觀察這個概念以及阿倫特本人在德國——這個特殊境遇所得的承認，對於瞭解戰後德國的歷史不無意義。阿倫特及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德國收穫好評，是正逢其時，合了德國那個時候的社會氣圍：忘掉過去，對身後的「過去」三緘其口或避重就輕。面對對納粹罪犯的審判和追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惡之平庸」出自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阿倫特之口，可遇而不可求。奧斯維辛審判開庭的時候，法庭前的警衛對進入受審的納粹被告行禮致敬，有圖有真相，那是1963年底。

並且不止於戰後德國當時的社會氣圍和時代精神，還有國家機構在身後。戰後不是民主政府了嗎？—不錯。納粹國家不再，但是納粹國家的僱員聯邦德國的新政府中基本留下，這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影響了政府政策、司法和行政。最近（2016）公布的德國司法部《羅斯堡文件——聯邦德國司法部和納粹時代》（《Die Akte Rosenburg–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die NS-Zeit》）項目研究結果表明，1949~1973年間聯邦德國司法部170名高級官員中有77%即134人有納粹背景，其中90人為納粹黨員，34人為衝鋒隊員，有15%直接來自納粹司法部。

六十年代初期奧斯維辛審判阻力重重步履維艱，主持和推動奧斯維辛審判的黑森州最高檢察官鮑爾在給朋友的私信中時有流露，「身在司法界如同置身於流亡」，「一走出辦公室，就踏上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阻礙和壓力從何而來？來自國家——戰後的聯邦德國政府。以總理府為例，聯邦德國初建的1953~1963十年間，掌握聯邦總理阿登納總理府事務十年之久的辦公廳主任即前納粹司法部官員、參與制定和負責解釋臭名昭著的紐倫堡種族法的格羅布卡（Hans Josef Maria Globke），他的職權包括建議部長任命人選，專設機制監視他們的忠誠度，建議並參謀總理阿登納的重要決定。鮑爾在奧斯維辛審判結束不明身亡後被冷藏了五十年，2015年德國發行了一部故事片描述這位追訴納粹犯罪司法人六十年代的工作遭遇，片

直曰《國家對著弗裡茨．鮑爾》（《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同年英文拷貝上市，題名《The People vs.Fritz Bauer》，「國家」和「對著」的關鍵詞都消失，是這樣的意義組合太刺目？然而事實確實如此，恰恰是德語影片要說的故事。可惜。

那個最終在耶路撒冷受審的納粹要犯艾希曼戰後初期遭遇如何呢？1945年艾希曼化名被俘，1946年收買一被俘黨衛軍逃出，從奧地利再化名輾轉到北德呂訥堡（Lüneburg）附近落腳隱藏下來一直到1950年。其間得天主教會幫助化名瑞卡多．克萊門特（Ricardo Klement）取得進入阿根廷的許可、獲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發放的人道護照（humanitarian passport ），在教會人士幫助下取道義大利終合法移民阿根廷，受雇當地奔馳汽車公司維生。那個時候，社會氣氛並不怎麼敵對納粹犯罪。《圖片報》2011年撰文披露，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資料聯邦情報局1952年文件中有詳細記載例如化名住址等等；如果沒有鮑爾檢察官的鍥而不舍，納粹艾希曼或能在阿根廷「平庸」以終。

從未雨綢繆匿名潛藏到千方百計逃出德國，可見艾希曼對一己犯罪的自覺，絕不平庸糊塗。紐倫堡審判中，被告奧斯維辛典獄長Rudolf Höss對於艾希曼與此相關的罪行亦有證詞。于是，要洗刷納粹艾希曼，就要把他的罪感與逃匿歸咎於對納粹的法律追訴、歸咎於紐倫堡審判、歸咎於追訴納粹犯罪的大檢察官鮑爾和猶太人，這些也確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論題、以及該書初期在德國取得積極反響的原因所在。

×蒙森序代結束語

簡而言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阿倫特提出一個備受爭議的說法「惡之平庸」，質疑實施滅絕猶太種族「最後解決」計畫的納粹罪犯艾希曼的罪與惡和耶路撒冷和以及紐倫堡審判的正當性，一鳴驚人猶太人在種族滅絕中自我罪責為「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一頁」。本文介紹了阿倫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的重要論點以及西文相關爭論的大致，希望有助於降溫中文世界盲目無知的「平庸之惡」熱。

1986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問世二十年再版十四次之後，以德國當代史家蒙森序增訂再版。一個不能更好的選擇，一位享譽國際的學者，而且是當代納粹德國歷史的專家，這個序自有它的份量；如今三十年又過，蒙森序價值依舊。為中文讀者不

錯失蒙森以史實為證以學術為本對於阿倫特其書求實的觀察、嚴謹的分析、公允的批評，本文引蒙森序以為結束。

阿倫特的公共言論長於譏諷、不避激化，即使對於猶太人種族滅絕那樣嚴肅敏感的論題也不例外，「惡之平庸」引發激烈爭議當不意外；而阿倫特「沒有充分估計到她艾希曼的文章引發爭論的規模和尖銳程度」，序者蒙森直言這才是需要解釋的。

身為經歷過納粹時代的德國人蒙森指出，對猶太人工業化的屠殺當時一般人可能不瞭解，但是「毫無疑問，德國人知道，那些都是公開遣送的猶太人必面臨殘酷的命運」。阿倫特於艾希曼犯罪行為發現「平庸」的地方，歷史學家蒙森指出「納粹制度即建立於對令人不適意或凶殘現象集體排斥的機制，艾希曼是這一機制的典型，用無關緊要的美德【例如服從、勤勉、盡職，筆者注】論證屠殺的正當性」，而「官僚精英的道德冷漠，遠在1933年之前」。

在阿倫特飽受爭議的論題及其嘲諷挑釁的議論方式背後，蒙森注意到其中她特殊的個人因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她「德國——猶太人身份認同上的困境」、「主觀上明確的猶太人意識與以觀念論和浪漫主義為特徵的德國文化傳統無法割舍的連繫之間的緊張」，還有「她對海德格從未真正熄滅的青年時代的戀情」，而出身同化了的猶太人中產階級家庭，本質上「阿倫特始終保持為深入骨髓的布爾喬亞」。這些都不

容忽視地參與影響了她對納粹艾希曼的判斷、對猶太人和戰後納粹審判的態度及其令人不無保留的表達方式。

涉及阿倫特的論題本身蒙森指出，例如關於「最終解決」阿倫特的解釋漏洞不少，有的地方不自洽，資料來源上缺乏足夠的證據」。

從思想理論上觀察依蒙森，阿倫特「始終在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及其精英和非政治姿態的影響之下……她理論著作狹義政治哲學的侷限明顯地表現為排除社會問題在外」。論說方式上，「她聞名遐邇的知性的吸引力在於其獨特的把彼此顯然不相容的東西辯證地連接在一起的論辯」，「阿倫特典型的辯證法論證方式可回溯到她與早期存在主義哲學的密切接觸。反歷史的基本特徵……也貫穿於阿倫特的所有哲學以及報刊文章中。她因此能夠打破實證主義的專業化傳統，把種種非常不同的時代體驗以啟蒙思想的名義知性地強制糾集在一起，以一種萬有的結構展示她令人著迷的見解，自然也不

免生拉硬扯的構造」，至于思想方法，蒙森一再直接而明確，「基本上，她沒有方法，而是用印象派的移情把不同對像捏合到一個以本體論統合的整體之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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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