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50年代末發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空前的大飢荒，毛澤東的聲望一落千丈；而中蘇關係到1960年代進一步惡化。處於內外交困中的毛澤東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階級鬥爭。1963年5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並下發《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發動「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的起源應該追溯到大躍進後期，中共高層為了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而發動對農村基層幹部的整肅。在運動中，毛澤東最終將鬥爭矛頭對準對其威望和權力威脅最大的劉少奇。「四清運動」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口頭報告觸怒毛澤東

1958至1960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一場最大的持續了三年的飢荒，三四千萬人的無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級官員怨聲載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被迫作了自我批評，不得不承認中共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

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一個口頭報告。劉少奇批評大躍進說：「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關於造成困難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還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中蘇交惡毛澤東「反修防修」

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不歡而散以後，中蘇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已經不僅僅表現為雙方口誅筆伐的公開論爭，而是邊界摩擦的加劇，蘇聯在蘇中邊界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調動。另外，自中蘇兩黨發生意識形態分歧以來，中蘇之間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爭論愈演愈烈，已經從內部討論發展到公開論戰。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

毛澤東擔心中共黨內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總題目就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討論國內防修和國際上反修的問題。

進入1964年後，毛澤東對中國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嚴峻估計更加具體化，並對中共黨內存在修正主義分子的估計更加嚴重化。1964年1月份，毛澤東批示軍委總政治部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佈置的人」。並於4月接見日共代表褲田裡見等人時說：「中共黨內有赫魯曉夫的同志。」

重提階級鬥爭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推薦和介紹了湖南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省保定地區開展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並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會議決定在城市開展「五反」（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在農村進行「四清運動」。農村的「四清運動」與城市裡的「五反運動」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了《前十條》，並於20日下發。《前十條》實踐一段時間後，同年9月，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鄧小平、譚震林、田家英執筆起草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文件（簡稱《後十條》）。10月31日，劉少奇主持工作，專門討論研究對《後十條》的修改。11月14日，劉少奇主持會議，正式通過了修改後的《後十條》。這兩個中共中央文件，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1964年8月5號，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親自挂帥，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在「四清運動」前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幾乎完全一致，彼此呼應烘托相當默契。1964年6月開始，劉少奇到全國許多地區視察「四清」運動開展情況後認定，國內階級鬥爭形勢比預想的更為嚴重，強調說，「四清運動」中，許多領導幹部右傾，要反右傾。

《觀察》雜誌主編陳奎德說：「劉少奇搞『四清』，實際上比毛還要左一些。劉少奇和王光美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他們把基層幹部分類呀，實際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未完待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